他出生的那天，正是腊八节。母亲早上还忙着为一家人煮腊八粥，八样材料还没拣齐，肚子就痛了。那时乡下还兴让接生婆上门接生，想到母亲前一胎好不容易生了个儿子，却得了七风，那孩子硬生生地死在了父亲的怀里。轮到生他时，父亲就像是看到了井绳，无论如何都不肯让人上门接生了。
七风，就是破伤风。初生婴儿染了七风，大都在七天内起病，等起病后送去医院，婴儿的口就打不开了，不吃不喝，不哭不闹，却疯狂地抽搐，抽得严重时，小身子会像皮球一样弹起老高，从空中落下，狠狠地砸在床上。那情形是令亲人们心碎的。那年头，得了七风的孩子多半是没救的，十个九夭。他那可怜的小哥哥照例没逃过大概率事件，走了。听他母亲后来讲，他父亲哭得很揪心。“比死了爹都伤心一百倍。”母亲平静地笑着，好像那死去的婴儿不曾在她肚子里呆过，不是她诞出。可是母亲看着他的眼神是多么慈爱啊，不止是这样看他，也这样看他的两个姐姐。他只能猜，是他的到来安抚了母亲的悲伤，就像母亲那永远闭合的子宫。生完他，母亲被迫上了环，再也没有怀过孕。他属于非法出生，那年月计划生育已经开始了，不过管得还不算严，但村干部还是上他家赶走了一头猪，年底多收了一百块钱的提留，算是罚款。
那天，父亲赶紧把母亲送去小镇的医院。他是他们家第一个在医院里出生的孩子。医院里消毒严格，自然不会得七风。母亲生完他还在医院里住了三天，医院给他打了新生儿必须接种的疫苗，然后母子俩就平平安安地回家了。父亲当时有多欢乐，他只能凭空去想象。他后来特别留意过那些新生儿的父亲，他们脸上的笑容，大约和他父亲的差不多。在他的想象中，父亲的笑脸还要灿烂一些，大悲后的大喜，总会有些失真的。
父亲为他取名根生。他高中时迷上了文学，觉得这个名字实在可笑，就在作业本上篡改了自己的名字，写作更声。在他老家，根与更同音。这样改也没什么深意，就觉得没那么可笑，非要附会一个什么意思，就是打更的声音吧。那种午夜的敲击声，还是令人想起一种宁静，一种时光的幽远与绵长。那时期，他还不敢公开反抗父亲，也就是作业本上这么写，上大学迁走户口后，他就向所在地的公安局申请，改了户口和身份证上的名字。所以，他后来一看见某个牛奶大王的名字，就会心地笑了，想起那个被他摒弃的名字。
户口上的出生年月是1979年12月8日。实际上这是他的阴历生日，老家人习惯记阴历生日，他们总是错把阴历当着阳历来报。这样，他的身份证也只能将错就错地写成这个日期了。因为这个阴阳差错，文坛在做代际划分时，称他为七O后作家。他对代际划分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作品本身。他的习惯分法是一流作品，一流作家；二流作品，二流作家；三流作品，三流作家以及不入流作品和不入流作家。作品的档次确定作家的档次，这让他在读研时就得罪了不少人。不过，如今他已经在文坛消失两年了，人们不仅没再见过他发表的文字，他的去向和踪迹也成了迷。好在这年头谁也不关心谁的存在，除了亲人，其他都可以是人生中的过客。唯一和他还有联系的是他的导师。每年的重要节日，他总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他的导师发去问候。导师理解他的隐匿之选，对于他的境况，导师也从不多做打听。偶有人向导师八卦他的去向时，导师都选择了沉默，或干脆表现出同样的困惑：“出国了？又也许，改行干别的什么去了？总之，我也不知道。”后问的人少了，他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对于他的导师而言，他的离去，对对方也是个打击。事实上，他这一届的博士，的确对导师构成了深刻的打击，乃至于导师停招了一届博士。
有真心想知道他情况的朋友，上网检索，但只能搜到他两年前发表的文章。他的博客日志停留在两年前再也没有更新过。至于微博，他有过一个实名制的微博，但那也是两年前了，他原本就只是转发过几条别人的，两年没动静，不多几个关注过他的人，要么取关，要么在刷屏过程中，忘了这个用户的存在。况且两年前的那些微博控，如今大都成为微信控了。他们自己都不来微博，多一个少一个也引不起注意。至于他是否有匿名微博，也没人去想这个问题。
他知道自己终于被人们忘记了。这是一个猎奇的年代，也是一个遗忘的年代。一个身上缺乏热点的人，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他厌恶热点，任何成为热点的东西，都不会是什么好东西，无论是人还是事件。
他想，这样最好。世界之大，一个人存心想要把自己隐藏起来是太容易了。在南城，没有任何熟人知悉他的存在，除了他的妻子小雨。事实上，小雨比他更不希望熟人知道他的存在。
刚到南城时，更声毫无目的地在南城的街上走，有时是大街，有时是小巷。从老区到新区，他都走了个遍。内心有些麻木，表情也是淡漠的，他在心里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晃来晃去的人”。他似乎是在看这座陌生的城市，但他心里明白，这样晃来晃去，只是为了把一些事情想清楚。他需要时间为自己做出打算。
有时看到一所高校，他站在校门口停顿一会儿，犹豫着自己要不要进去看看，又最终放弃——进高校就意味着他得重拾自己的专业，重回原来的圈子。
以前，他是很喜欢去高校里走走看看的。北京那些高校，他几乎都去过，潜意识里也许怀着某种考察的愿望：他是不是要到这所学校来工作？事实是，北京差不多任何一所像样的高校，教职岗位都饱和了，像他这样刚毕业的文科博士，几乎没有可能进。但以他发表的论文数和作品在圈内的影响力，进一所二三流的大学，还是有可能的。退一步，真要想留北京，找一家出版单位，或进一家文学或社科类的杂志或研究机构，问题是不大的。问题是他突然不想留北京了。不止是不想留北京，连他曾经熟悉的那些人，那些物事，他都不想见了。
小雨的出现是一次意外。那时，他对管理自己的博客还有热情，经常会把自己新发表或新写的一些文章贴上去，自然会有一些人来看。有一批访客是固定的。有一些是无意闯入的，闯入后就留下了。也有一些匆匆的过客，踩踩，发两句牢骚，一句无关痛痒的赞美，或干脆连招呼都懒得打，就悄然离去。但像他这样的人的博客，来的大都是跟文学沾边，至少是对文学有兴趣的。来看的也多是冲着他的作家身份来的。
突然就发生了那件事。这件事中断了他的恋情。是的，他三十岁那年，有过一段恋情。恋人是他的同系师妹，他叫她橙子，因她的名字里有个成字，他就这么叫上了。他说每次这么叫，唇间都像尝到了一种水果的酸甜味，“就想吃你一口。”她笑了。成英，她的名字实在太无趣。她不想破坏他的感觉，就由着他这么叫了。
橙子固然可口，现实的峥嵘却是要面对的。
成英比他小三岁，他认识她时，她尚在读研。研究生毕业后，就去了一家报纸当编辑，算是留在了北京。去报纸比去杂志收入高些，不过事情也要芜杂许多，她的兴趣点就慢慢脱离了原来的专业。她原本也是有些才气的，不然不会注意到他。人总会本能地关注自己擅长的那个领域中的强人——在她看来，他的文章写得太好了。学校的论坛上，他的文章的点击率总是极高，很多文章都被版主置顶。她的留言很别致，让他从众多的激赏中一下就识别出某种不同来。他们很快熟络起来，并迅速成为恋人。
“你一定要想办法留在北京。否则我爸妈那里说不过去。”成英刚工作就开始暗示他了。他当时还差一年毕业，但已经感到前路的曲折跟凶险。留北京不是问题，他心里想的是北京的房价。他知道，成英现在只是跟他提留北京的事，留北京后就该跟他提房子了。这一点，他不能不有所考虑。
相处得越深，他的顾虑也越深。
成英是唐山人。“从唐山考到北京来，就是想成为北京人。”她说这是她的愿望，更是她父母的愿望。“他们都是地震的幸存者，对那个地方总是心存余悸。再说，谁不想来北京分杯羹呢？你不也是嘛，好好的公务员不当，非跑北京来回一下炉，再出去可就不知道是块什么铁了，咯咯咯——”她清脆地笑着，他也跟着傻笑，心里却想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如果不留北京，他们是不是就会分手？如果留北京，他们怎么安家？
想到北京的房价，他就恐惧。这种恐惧，也是很多像他一样在北京打拼，和想留在北京打拼的年轻人的恐惧。对这种恐惧，和他聊得最多的，当然是和他同门的博士同学宁夏。宁夏比他小两岁，不像他有过一段工作经历。他是从入学开始就一步步读上来的，小学，中学，大学，读研，读博。他对社会的经验还停留在一种简单的认知和想象中。宁夏的女友是个北京女孩儿，女友声明她只能留在北京工作和生活。
“如果只能留北京，就得在北京买房。”宁夏有些恼怒地说，“恋爱简直就是一场战争，一场面对高房价的战争。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打赢。”宁夏咬着他那坚毅的嘴角，有些迷茫地看着他发牢骚。
“我们注定都要参战吗？”他略感不安地反问，心里想起了他的女朋友成英。
“当然。除非你不想恋爱，也不准备结婚。我女友她妈已经明确表示过了，如果不能在北京买房，她是不会把女儿嫁给我的。我们的学位在她们眼里就不算什么，这些恶俗的小市民，他们的眼里就只有房子和钱，他们只想摘现成的果子，却没有耐心等果子长大。”宁夏透着他那一贯轻蔑的眼神，摊开一只手，有些古怪地看着他：“更声，你说我该怎么办？像你我这样的人，要在北京买房，眼下怎么可能？”
“那就让你女友做做她家人的工作，她不是爱你吗？”
“爱我？是的。可是她也爱她妈，也爱房子。我得理解她，她、你、我，包括成英，我们都爱房子，都需要房子，是不是？”
更声沉默，这其实是他一直都在回避想的问题。回避，不等于不去面对。
宁夏最后垂下头，似问他，又似自语：“我、我们是不是搞错了方向？是不是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我是说，我们的专业，文学真的值得我们去研究并奉献一生？”宁夏抬起头，有些不解地看住他：“你当初不是公务员吗？为什么要来考研读博？”
他不知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想说，那种生活是他不堪忍受的，不逃离，毋宁死。
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大学毕业后，他留在毕业的城市到处找工作。他先后找到三份不同的工作，其中一份是被骗。他不仅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资，还被骗去一笔中介费，差点连身份证也被扣押，连带还害了他的一名女同学。公司是做劳务介绍的，所谓劳务介绍，就是向求职者收取一笔中介费，出一份荐工证明，让求职者去某个单位应聘。事实上，双方从未有过任何委托荐工的协议——被荐的多是一些公开过招聘信息的单位。公司一大半员工的工作，就是在各种场合包括公开的媒体、网络、人才市场，甚至街头小广告上搜集招聘信息，再把这些信息汇集到他所在的办公室。他的身份是办公室文员，只是负责把这些信息进行汇总整理，再逐一“卖”给那些虔诚的求职者。起先他信以为真，还私底下把一个看起来还体面的公司，介绍给了他一位也在求职的女同学。结果，女同学去后却把他大骂一通，说差点上了他的当。原来那地方是个夜总会，人家要招的就是小姐。直到他又亲睹几位找上门来声称被骗，要求退钱的求职者，他这才明白这家公司根本就是个骗子公司。他想，这样的工作他绝不能再干了，于是提出辞职。对方说辞职可以，他必须交一笔中介费，因为他进来工作时并没有交中介费，只是押了一张身份证。对方说得振振有词，并拿出和他签订的合同：“我们也是公司，我们没有说要辞退你，是你自己不干，你不干就是违约，按理得交违约金。你工作了十天，工资还不够交违约金。你走可以，但你必须交中介费。”他气得要命，手抖着那张充满黑洞的合同，大叫：“你们这是霸王条款！”对方露出满口的烟牙，冷笑着说：“当初我们可没逼你签合同，你签的时候也没这样说呀！”他说：“你们根本就是一家骗子公司！我要报警！”对方收起脸上的冷笑，说：“你报吧，只要你能走出这道门。”说完按了一下桌上的铃，两个手持警棍穿迷彩服的家伙就过来了，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他全身发冷。此前，他曾亲眼见到这两个人是怎么将找上门来退要中介费的人弄走的。他不明白这个社会怎么了，怎么还会允许这种黑恶公司的公然存在。他乖乖地交了中介费，取走了自己的身份证。他委屈地想，就当是买个教训吧，人总是在教训中成长的。
后来的两份工作，虽然不是骗局，却工资低廉，不是“被加班”，就是没日没夜赶写稿件——最后的那份工作，是在一个小报当记者，事实上是拉小广告，顺带写软性广告文章。
在他最灰心的时候，他姐姐突然来了电话，让他回老家报考公务员。他姐姐嫁了县里的一个副局长，姐姐说：“既然在外面不好混，就回来考公务员吧，你姐夫好歹是个副局长。”他于是打道回府，回到那个他叫“根生”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