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的人肯定玩大的。自古以来，哪里有生意人不好赌的，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不在话下，越是跟官场有勾连的赌的越是大。不过，把家产都扔在赌场的往往是第二、第三代的纨袴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第一代的创业者也有这么干的。一个给老板开车的司机告诉我，载老板去赌，等赌局结束，车换主儿了，回家连公司都换主儿了。
比商家更有钱的其实是官家，官家也是人，而且是有钱人，因此也难免好赌。袁世凯在家里做公子哥和后来当官的时候，也好此道。可是做了总统之后，发现手下的高官赌瘾跟官瘾一样大，不止夜夜笙歌，而且夜夜开赌，不是在八大胡同流连不返，就是叫条子（妓女）在家里彻夜搓麻，梁士诒、孙宝琦、王克敏、潘复、张弧等等大员都是个中高手。有时候第二天要开国务会议，前个晚上笙歌聚赌如故，然后就托病不来，害得会几乎开不成。于是袁世凯找来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要他密查到底有谁通宵开赌。吴炳湘哪里开罪得起这些不是总长就是次长的大人物，可总统的命令又不能不听，于是列了一长串夜里搓麻者的高官名单上呈，以段祺瑞为首。其实段祺瑞虽然也每天八圈，但最好的是围棋，谈不上彻夜开赌，列上他，就是因为段是袁世凯第一号爱将，怎样都不会怪罪到他的头上。袁世凯见了名单，也知警察总监的用意，只好不了了之。
商家一掷千金，是自己的钱（虽然有些也不好道来的），但是官家在赌场上也这样掷起来，扔的可是老百姓的钱。大赌伤身，可是到了官家这里，伤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平民百姓。
流氓大亨的脸面
黄金荣和杜月笙是民国年间上海青帮最有名的两位流氓大亨，按当年上海的规矩，有名到了这个程度就应该叫“闻人”了。不过，闻人这个称呼除了民国时期的上海之外，大家都不大明白其真实的含义，所以只好委屈二位，依然称他们为大亨。虽然这有点对时下有关电视剧的跟风从俗之嫌，为了通俗计，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两位大亨之中，黄金荣出道较早，实际上属于杜月笙的师辈。黄在法租界做华探黑白两道通吃的时候，杜还是上海滩的瘪三。可是最后却是杜后来居上，不仅名声，而且实力远远高于黄金荣之上。害得原来一起混过的蒋介石跟北伐军杀回上海，要对付上海工人纠察队都不找黄金荣，而偏劳杜月笙和张啸林的大驾（当然，也因为这个缘故，解放的时候，黄待在家里不跑，而杜明知道蒋介石不待见他也得开溜，最后只好待在香港，客死他乡）。
在一般人看来，做流氓都是不要脸皮的，坑蒙拐骗偷什么都能干，进了监狱出来还是冯妇再做，要什么脸哪？鲁迅先生说他到天津，碰上青皮（天津的流氓），非要帮着提行李，一件两元（那是银洋）。你说行李轻，他要两元，你说路近，他要两元，你说不要他提了，依然是两元，似乎不要脸到了家了。其实，在那个时代，流氓也是讲脸面的，而且有时候讲得还挺凶，只不过人家脸面的含义跟一般人有点不同。就说青皮吧，上街去混赖当然浑不论，可两下较量起来，如果装熊喊叫，如果是小人物的话就算栽了面，再也别想在地面上混了。大人物吃了瘪，如果不想法找回来，也算是栽面，从此在圈子里没了脸面。天津如此，上海更是如此，黄金荣事业走下坡路，据说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作为当时气焰熏天的青帮大亨栽过面子，而且栽得很大。那还是1910年代的事情，有天，黄金荣在看戏，女主角是他相好的红角，色艺俱佳。正看到兴处，猛听得观众里有人大声叫好，很是放肆。黄金荣怎么能容得了这个，当即派人将叫好的小子胖揍一顿。他不知道，揍的人刚好是当时上海护军使卢永祥的公子卢筱嘉。军阀手里有枪，怎么会吃这个气。军阀在租界里不敢放肆，但出了租界，就是他们的天下。没几天，卢公子带着一排人找机会把黄金荣照样再加利息揍了一顿。糟就糟在，黄金荣尽管手眼通天，却就是惹不起军阀，这口气一直就出不了，面栽大了，从此在上海滩就不那么有面子了。
有了前辈的教训，杜月笙聪明多了，有枪的人不惹了，不仅不惹，而且倾力结交，无论东西南北大小军阀差不多都跟他有点关系，甚至下了野丢了枪，只要到了上海，要借钱也给。不过，他也有不太能完全摆平的时候，比如1932年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一二·八抗战”，跟日本人打了起来，杜月笙本能地出钱出力。可是蒋介石却并不十分高兴，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抗战破坏了他的通盘部署，因此也连带着对杜月笙有点不满。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蒋介石这个老相识出于洗白自己跟黑社会关系的考虑，对杜月笙越来越不客气，不给官做，不给名誉，甚至1948年小蒋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竟然把杜公子抓了起来。即便如此，杜月笙依然没有跟蒋介石撕破脸皮，因为撕破了这层脸皮，他的脸面就有危险了。
杜月笙的“维权”生涯
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的青帮老大，也是上海滩著名的“闻人”。按著名报人徐铸成的说法，流氓首领、帮会领袖，不管你有多大声势，只能叫做“大亨”，上海滩够得上“闻人”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而杜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帮会头子，走私贩毒、包娼包赌这些活计肯定是要做的，而且手眼通天，人脉极广，全国的军政要人、帮会同道并土匪马贼都买他的账。据说当时如果丢了特别紧要的东西，如果杜老板肯帮忙，不管丢在什么地方，都是可以物归原主的。在上海，无论什么时候，杜老板进到哪个舞厅，所有人都会停下来恭敬地看着他，乐队马上改奏迎宾曲。当然，如果杜月笙的本事仅限于此，那么他就担不起“闻人”二字。杜月笙的本事在于，他经常能做点好事。上海几乎所有大学，他都是校董，免不了要大笔地捐钱；凡是像点样的公益活动都有他的身影，慈善募捐，认捐的头几名肯定有他的名字。无论是失意政客还是落魄文人，只要你有名，到了上海，他都养着，给房给钱，而且给得相当巧妙，不让你有吃赏饭的感觉。大名鼎鼎的段祺瑞、杨度都吃过他的饭。
杜月笙之有名，还在于他在跟上流社会打交道的同时并没有忘了帮会原初的宗旨，以特殊的方式为某一部分下层百姓讨利益，因此在上海的普通民众眼里，杜老板的口碑也是相当不错的。当时的上海，不管你是街头的小贩，还是四马路的流莺，受了欺负，只要运气足够好被杜老板知道了，他就会管，而且肯定会给你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黄色工会不再替工人说话或者组织罢工时，杜月笙和他的门徒就承担了这个惹事的买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许多工人罢工，都有帮会的背景。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的“维权活动”，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杜月笙的支持。为了支持这些罢工，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当局搞翻的危险。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月笙之所以在抗战以后，在国民党政府那边越来越失势，1948年连儿子都因所谓破坏金融秩序罪名给抓了起来，很大程度上是他这种替工人“维权”的行为所致。
一个国家，当政府尤其是警察和司法部门不能维护秩序，不能还下层百姓一个起码的公道的时候，下层百姓就会去求助黑社会。黑社会也自然会以下层社会的执法者面目出现，在很多场合充当裁判，尽管他们的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秩序的破坏者和下层百姓的压迫者。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需要某种秩序，都有人在寻求公道，如果政府失职，那么自然会有替代者。旧中国的种种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此。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
绑票是匪类生财的古老门径，土匪、黑帮以及零星的见财起意的人们，无论智商有多么低，都很容易想起这桩不花钱的买卖来。绑票的目的就是要赎金，不要赎金，绑票何为？不过，天下之大，例外的事儿总免不了，民国年间，有一桩大的绑票案，绑票的土匪还就是不要赎金。
1923年5月5日深夜，津浦路一列北上的列车经过山东境内临城附近的时候，突然遭遇拦截。车头出轨，几百土匪明火执仗，涌将上来。车上200余名中外旅客（其中26个洋人，一说35人）除个别逃脱外，扫数被掠走，全部成为“肉票”。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案的黑手是抱犊崮的土匪头子孙美瑶。孙美瑶得手之后，将肉票押上抱犊崮，然后放掉几个洋人女票下山传信。他提出条件，不要金不要银，只要求招安收编，弄个官军的师长旅长干干。抱犊崮是沂蒙山区很著名的一崮，山势险峻，但山顶却有地可耕，只是耕地之牛得在牛犊时抱上去才行，成年的牛无论如何是赶不上去的，山故此得名，其易守难攻，可见一斑。雄踞于高崖险山之上，押着有二十几个洋票，孙美瑶自信手里有牌，官军不敢把他怎么样。在此后的一系列谈判中，孙美瑶的价码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翻云覆雨，弄得当时的曹锟政府很是狼狈。
那个时候，国际上对于这种“恐怖主义”行为还没有像今天那样态度坚定、一致采取不妥协主义，而且也没有反恐的特种部队，有各种先进武器可以使。西方各国在事发之后，对自己国家公民的性命很是在意，一个劲儿地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只许妥协，不许弄强。事件涉及国的公使一日三次跑到中国的外交部，像是下命令一样，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人质的安全。说起来，当时当政的直系政权，算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对西方最硬气的一届政府（因为民族主义情绪颇浓的吴佩孚的缘故），因此也是得到外援最少的一届政府，害得政府上下闹穷，政府各部几个月开不出工资。北京大街上尽是讨薪的政府官员在游行示威，驻外使馆因经费不继，纷纷下旗回国。尽管如此，洋人依然得罪不起，对土匪不能打只能谈。毕竟，自晚清以来，洋人不仅代表着强大，而且意味着文明，洋人的命，无论如何都是金贵的。山上的土匪也十分清楚他们所倚仗的是什么，他们可以时不时地杀几个中国的肉票（土票）加压，却不动洋票一个指头。洋票在山上住的条件都比土票好，还允许洋票有“通讯自由”，让他们写“匪窟通信”，交到上海报上发表，让外国舆论压政府，外国政府再压中国政府。不过这么一来，一时间，办报的和读报的都兴奋莫名。
唯一让外国人放心不下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真正能管的地方并不多。山东并不是直系的地盘，压力加在北京政府头上到底有多大用处，其实是个未知数。反过来，这一点也成了北京政府跟外国人谈判的价码，抵制他们要求对绑匪无条件妥协的压力。利害相关的洋人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知道全指望中国政府估计也不行，自己也在想辙。最后还是在上海租界的中国通们厉害，说动了上海黑道很有势力、后来成为青帮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让黄亲自出马，带上各位黑道老大的亲笔信，上抱犊崮跟孙美瑶谈判。
黑道的面子要比白道大。事实上，在当时没有土匪傻到跟帮会为敌，否则，他们贩毒走私的买卖就没戏了（这可是土匪的最大宗的收入）。黑道中人沟通起来很容易，黄金荣上山之后，谈判渐入佳境。孙美瑶不再漫天要价。山东军阀田中玉却得以就地还钱，孙部编成一个旅，由山东地方解决给养，先送上大批的粮食和2000套军服。1923年6月12日，最后一批洋票被释放，孙美瑶下山接受改编，一场塌天大案，宣告结束。
不过，孙美瑶的旅长没有做上几天，到了年底，他就被新任的兖州镇守使在枣庄中兴公司设下鸿门宴（中兴公司有个北方著名的富豪俱乐部，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孙美瑶也是常客）诓过去。当场，一个石灰包打在孙美瑶的眼睛上（韦小宝的伎俩），被熏得昏头的孙美瑶被一顿乱刀给捅了无数个透明窟窿，脑袋还给切下来传命各处。孙美瑶的部下群龙无首，在重兵包围下也只好缴械解散，四散而去，估计大部分还是当土匪去也。
从晚清到民国，是乱世。其实兵和匪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一个地方，当官兵不太能控制局面的时候，就会有匪类出来“帮忙”。官兵要当家，匪兵也要当家，争斗的结果，往往达成一个均势，各收各的“保护费”，维持一个虽说是畸形的，但也现实存在的一种秩序。不见得凡是土匪，就一律烧杀抢掠。道理很简单，都烧杀掉了，他们吃什么去？土匪的烧杀往往针对那些不肯服软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有地方武装、抵抗过他们的村镇，烧杀主要是为了杀一儆百。尽管如此，做土匪的，不管规模多大，最大的心愿还是受招安，从非法状态的收费转到合法状态来。从晚清开始，也的确不断地有地方官在剿匪不成的情况下，有意招抚一些匪帮，让他们变成官兵，再去打别的土匪，一如《水浒传》上受了招安的宋江去打方腊。这些受招安的土匪也在战斗中逐渐成长，变成一方具有官方身份的霸主，比如北边的张作霖，南边的陆荣廷都是这个模子。当时有谚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当然，这种情形下的秩序肯定不会太好了，无论官兵还是土匪纪律都差不多的坏，说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可能有点夸张，但驻兵与驻匪都时常扰民却是真实的。那些由匪变兵的军队，比如张作霖的奉军，一直到小张（张学良）时代还以纪律差闻名，在老张时代就可想而知了。
不管怎么说，南有干帅（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张作霖字雨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各地的土匪都纷纷效法，也有条件效法。事实上，袁世凯死后，由于混战不止，各地军阀都在招抚土匪借以扩展势力，只是各地有各地的高招，招抚的方式，有收抚的，也有打抚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在1923年，山东督军田中玉跟抱犊崮的土匪之间从原来的相安无事、各管一边，变成了真刀实枪地对打，两个混成旅开到兖州。其实，真实意图是剿是抚，还是以剿逼抚，还真说不清楚。可是，不幸的是，在冲突中，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一个没留神丧了命，所以激得孙美瑶使出了拼命的招儿，酿成一场大案。
不过，在那个大家都怕洋人的时代，这招虽然很灵，足以让官方满足他的条件，拿到一笔做土匪的都想要的特别赎金，却犯了大忌，不光是白道的大忌，也是黑道的大忌——不动外国人，免惹大麻烦。所以，事过之后，孙美瑶非死不可，官家即使用上韦小宝的下三烂的招数，也得让他死。
孙美瑶绑了一笔大票，要到了他想要的赎金，然后全赔了。以后，这种赔老本的买卖，土匪就再也不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