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志愿书人俞佩兰今愿入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校肄业绝对遵守校规努力求学除由保证人保证外谨具志愿书保证书和志愿书上的文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过去的学徒契约，上面必有这种过病生死俱与店方无涉的内容，而且立契必须有保人的签字画押才算数，只不过学徒的契约更加苛刻。不知是中国特有的学徒文化暗中影响了静宜女子中学的办事人呢，还是真的担心学生在就学期间会惹出麻烦，因而未雨绸缪？不过，尽管俞佩兰女士就学的年代（1944年），中学生可能比今天的大学生还要稀罕些，但中国新教育经过近40年的发展，新式学校毕竟与传统以八股科考为目的的求学有了本质的不同，从求道意义的“知书达理”变成了含有技术教育内涵的培训，所以，也许在静宜女子中学的主持者看来，他们的学生也具有某些昔日学徒的性质。因此，学徒契约的内容出现在中学生的档案上，似乎也是件可以理解的事情，毕竟这样做对于基本上以赢利为目的的私立学校的校方来说，可以省却许多管理上的麻烦。不过这样一来，至少蒙在传统学子身上的那种一层高人一等的面纱，在学校的管理人那里，已经荡然无存了。
另外，这份学生档案的年代是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也就是1944年。那时，学校所在的开封还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所以学校除了英语外，还开设日语课。只不过，在成绩表上，日语课排得很靠后，安排在所有的副科末尾，而英语却排得特别靠前，明显属于“主科”。这比起“满洲国”的“国中”几乎所有课程均以日语授课的安排来，有很大的差异。显然，静宜女子中学的这种安排是不合日本人意的。不知道这种安排，是否表现了校方的某种意向。
档案照片上的俞女士，年方十三，面目清秀，可以依稀看出她穿得是一件中式的白布衣服。女士的籍贯是河南开封，家住开封火神庙后街19号。父亲叫俞瑞生，在“电影界”，与当时的开封华北电影院有关系，看来可能是电影院的职员或者老板。俞女士如果还活着，今年应该已经年逾古稀了。
当牛记者碰到强人的时候
民国时期的记者牛。租界里记者的口无遮拦，想说就说，租界外记者的口上的遮拦也有限，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记者惹着谁了，被告上法庭的不多，仇家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居然第一名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据说把蒋介石气昏了）。
记者牛，损起人来嘴特别黑，旁观者见了，哈哈一笑，当事人听了，会恨无地缝可钻。不过，凡是大记者，往往不会找小人物的晦气，他们下手就冲大个的去，所以老百姓听了解气。解气归解气，记者的危险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场子就是一种，不过但凡叫记者的人，信息都灵，躲得快，身体不会受伤害。不过，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黄远生躲到了美国，还是被暗杀了；邵飘萍在六国饭店躲了很长时间，一露头就被捉了进去丢了性命。好在，那个时代是军阀当家，军阀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顾，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涉及女人和金钱，吃喝嫖赌，巧取豪夺，他们都公开地做，大摇大摆地做，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所以记者怎么骂，他们并不大管。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恶毒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因此败了兴致，就职典礼少了些风光，曹大总统既没有全国通缉吴稚晖，也没有派刺客下手。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继续说他的精虫和生殖器。
可是，另外一个也拿那个部位说事的记者命运却不一样，这个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就开始办报，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官场上混不下去，又转过来再做记者。此人是跟黄远生（黄号称是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曾担任过《申报》、《时报》、《东方杂志》、《庸言》等多家报刊的特派记者，1915年冬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避祸去了美国，却被误会为帝制人物而遭到刺杀）、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齐名的名记，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笔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看得倒是赏心悦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难受得跳脚。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越是官大的人越是要骂。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标榜“公道砥平”。他写文章，标题叫做“段执政私处坟起”，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闻者鼓掌，见者哄堂，但骂的是武夫，没事。后来，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稍微像样一点的政客都避开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贴。此人姓潘名复，字馨航，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
贴上狗肉将军之后，潘复变成了一个什么“督办”。狗肉将军来了意味着什么，按道理记者们应该知道，因为刚刚一个名记邵飘萍做了枪下鬼，可林白水还是骂，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林是福建人，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的雅称，本来应该是“帮办”，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但现在居然成了“督办”。赶巧，这种骂，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
不幸的是，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反而心细，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越是跟巴儿狗一样的文人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文人政客心眼小，于是，我们的名记晦气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隐秘的沟通，张宗昌一声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林记者没有任何申辩的机会，随着一声枪响撒手西去。枪毙的理由是“赤化”。其实，无论跟当时被称为“赤化”的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林白水都一点瓜葛没有。
显然，在存在不讲理权力的情况下，记者，尤其是敢说话的记者，其实很弱势。
“子见南子”的现代性事件
子见南子，是孔夫子一生中做过的一件不大不小的尴尬事。南子是名声不好的卫灵公的宠姬，漂亮，但名声也不好。孔子去见了名声不好南子，惹得性子直的子路不高兴了，孔子急得连连诅咒发誓，说自己没做什么坏事。在过去的时代，科举考试《四书》章句作为题目出了个遍，但“子见南子”却很少有考官出过，如果真的出了，考生都要骂的，因为实在不好演绎，一个不留神说出孔夫子“寡人有疾”来，那可麻烦大了。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孔夫子从“至圣先师”变成了“孔老二”，客气一点地则叫他“孔二先生”。孔子被“去魅”之后，子见南子的事再一次被旧事重提。20世纪20年代，当时跟鲁迅关系还很好的林语堂根据《论语》上的寥寥几个字的记载，铺衍成了一个独幕话剧。只不过里面的南子已经变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新女性，要求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同学，而且还为此跟孔子大辩其论，最后居然用一群美女唱着“郑卫之淫声”，且歌且舞，将夫子师徒包围起来，令夫子不得不落荒而逃。这样的话剧即使拿到今天，演给今日的读经派人士，也许都会招来臭鸡蛋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有好事者在孔子的家乡曲阜来演，还特意邀请孔门的后裔来看。
事情是这样的，1929年初夏，位于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俗称二师）的学生会，决定排演林语堂的这出《子见南子》。一出独幕剧排起来并不难，很快在暑假的联谊会上，《子见南子》跟二师的学生以及部分的曲阜市民见面了。虽然已经到了1929年，但在山东的内地，男女同台演戏，还是相当新鲜。况且扮孔子者，“衣深衣，冠冕旒”，穿着春秋时平民的衣服，却戴着帝王的帽子；子路还佩着柄长剑；南子也是长袖飘飘，相貌俊俏；戏中的台词都是现代的新名词，一时间煞是轰动。不久，该剧又在孔庙前面加演了一场。
二师的学生为什么要演《子见南子》？那个年代，读师范的学生家境差的比较多，因为师范人称“吃饭学校”，管吃管住，还有补助，穷孩子读得起。师范学校连老师带学生，思想激进的比较多。二师虽地处曲阜，但非孔姓的学生很多。这次演出说是借此反封建之类，可能有点拔高，倒更像是恶作剧，恶作剧也含有小小的拿孔夫子开心的意思。尽管“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后来二师的校长宋还吾也强调，演孔子的学生演得“极庄严”。但是只要让孔子现身舞台，而且跟“女性主义者”南子演对手戏，演的又是孔子那点糗事，对圣人不敬是肯定的了。特别关注这一事件的鲁迅说，“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
非圣裔的青年们安心要惹圣裔们不高兴，他们果然不高兴了。《子见南子》的歌舞声还未消散，一封署名“孔氏六十族人”的信就递到了教育部，状告二师侮辱他们的祖宗，要求撤换校长。有意思的是，林语堂的剧作把子见南子现代化，让孔子跟女性解放接上火，孔门后裔告的状倒也没有多少“非圣”“毁道”的责难，而是在这出戏的“淫”字上做文章，说这出戏演的时候，“学生抹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装成南子，冶艳出神”，而南子所唱“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有意思的是，这种诛心之论，其立脚点却是民国的道德和法律，没有在“辱圣”上面纠缠。
状子上达之后，在南京政府势力很大的孔祥熙力主严办，但主管的教育部以及山东省教育厅却另有打算。尽管此时的国民党在得到政权之后，骨子里想的已经是稳定秩序，对造反时的离经叛道不太想提了。现在当家的一部分国民党人原本就对五四运动有所保留，现在对五四精神更是大不以为然。换句话说，他们此时想的已是尊孔而非“打到孔家店”。但是，国民党从来都是各种势力的大杂烩，其中“左派”和西化派也有相当力量，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新人物蒋梦麟和马叙伦现在是教育部的部长和副部长，山东教育厅的厅长何思源恰好是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而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对教育界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据奉命查案的教育部参事朱葆勤回忆，他得到了蒋梦麟和马叙伦的明确指示，不能因此开倒车。何思源也表示，此事系旧派对新派的攻击。在他们看来，二师事件事关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事实上，这一年医疗界有关中医废止问题的论争，在这一部分人看来，也属于同一性质。两个事件都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参与，在这个事件中，站在捅了马蜂窝的二师学生一边的舆论显然要多一些。事件的结果也很相似，都是新旧妥协，而旧的一方似乎还占了上风。教育部的意见是，二师演戏不等于侮辱孔子，校长虽未遭查办，但却以另有任用为由而调走。接着教育部下令，对孔子要表示尊崇，各校不许再演《子见南子》。
两个事件，都是所谓的新派主动挑起的。但挑起后引发的反弹却如此强劲，双方混战一场，各自都不满意。文化的争论夹杂着利益的纠葛，令政府说不清断不明。但是事件的余波，实际上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散。
梁启超和胡适的“医疗事件”
人们对某一事物或者某个人群的判断，往往受自身经验的影响。上某个机关办事，受到冷遇，从此对这类机关都没好印象；被某个地方的人坑了，也会导致对这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生病找了中医，治好了就一辈子笃信；如果摊上是西医，治好了，也一辈子笃信，甚至爱屋及乌。我前些年研究晚清教案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入基督教往往是碰巧生病被传教士医生治好的缘故，入教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入教之后也不甚了了，但对教会的虔诚却至死不渝。不过，有两个大大有名的人却不是这样，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胡适。
很多人都知道梁启超1920年代末死于协和医院一次失败的手术，当时梁启超身患肾疾，主刀医生却误把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结果导致不治。这个医疗事故，在梁启超的坚持下，其家人一直讳莫如深，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披露出来。在此之前，胡适先生也生过一场不小的病，巧得很，也是肾炎，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找到当时上海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几副药下去，居然治好了。奇怪的是，胡适先生对此也讳莫如深，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写了文章简单提到过，然后就开始含糊其辞，始终不肯痛快承认此事，那篇文章也不收进《胡适文存》。到了晚年，胡适甚至抓住有关报道中的枝节错误，矢口否认。害得胡适先生最忠实的门徒罗尔纲先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说假话的先生，为什么自己要说假话（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一个被西医治坏了不肯声张，一个被中医治好了也不肯声张，疗效虽殊，但用心却一，都是为了给西医留面子，生怕败坏了西医的名声。一个不惜以身相殉，一个不怕背上负义之名，就西医而言，委实令人感动。无论后人对此有何评价，二人此举毕竟标志着他们是有信念之人，不会因为一时的个人遭际，就放弃或者怀疑自己的信念。
不用说，他们的信念是科学主义。尽管二位基本上没有受过多少科学的教育和训练，研究的对象也不过是中国自家老店里的旧货色。梁启超只是自己看了几本粗浅的科学启蒙书籍，胡适到美国留学，开始学农学，被一个苹果难倒，随即转成哲学了，但他们对科学的信念却坚定得令人咋舌。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代大部分提倡西学的人，骨子里都是科学主义者，认可西学，就是因为里面有科学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恰是具有验效而且能征服国人的。1920年代著名的所谓科学和玄学论战，其实所谓的“玄学”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却被一边倒地批倒批臭，将之混同于扶箕、请神之类的迷信，科学主义在学界高奏胜利凯歌。其中，虽说梁启超先生鉴于一次大战之后欧洲学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思想有所回归，但科学主义的虔诚却依然没能因此而动摇，原因很简单，他毕竟是中国比较早震撼于西方先进科技成果，进而追求维新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