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4年，当时已是清朝康熙三年。
杭州。刑场。忽然有五个身穿明朝服装、头梳明朝发式的人出现于众人面前。为首的，乃南明大臣张煌言。临刑前，他写下这样一首诗：
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苍茫九死身。独挽龙髯空问鼎，姑留螳臂强当轮。谋同曹社非无鬼，哭向秦廷那有人！可是红羊刚换劫，黄云白草未曾春？
螳臂当车，一般用来比喻顽固不化者。但是，反抗民族奴役的张煌言们这种“姑留螳臂强当轮”的悲壮之举，恰恰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百死愁绝中坚强不屈、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
他带血的头颅，为南明历史的惊叹号点上浓浓的最后一点！
回顾那个崩溃的时代，在那个病态人格比比皆是的混乱社会中，甚至是慷慨成仁的自我牺牲，都会被认作一种消极的反抗行为。随波逐流呢，也不能带来真正的解脱。于是，对于动荡、杀伐年代的读书人来说，人生变成了一种绝望的煎熬过程。
在“亡天下”的浅层忧虑和“失身家”的深层恐惧二重夹击下，明末清初的中国士大夫阶层，面对一个即将完全倾覆的世界，惶恐之余，艰难地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顺从恭卑地自暴自弃，心如止水地削发为僧，弃暴力而合作地加入“新朝”——人生道路的那么多转折，出现在血染泥泞的中华大地之上。
无论是朱子理学还是阳明心学，在屠刀声中，在马蹄之下，它们显得那样苍白和无力。思想，在火与铁的面前，有时候是那样不堪一击。
在衰落的年代里，如何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成为一种艰难至极的选择。
明末清初的诗人阎尔梅这样叹息过：“嗟夫！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飞水脱，为疾风劲草几人乎？”
这位曾向史可法表达过一定要为大明朝死节的诗人，这位自诩耿耿精忠的汉人，早于张煌言十三年，已经挈妇将雏投到清朝巡抚赵福星手下做幕僚。他为了衣食家口，早早地死心塌地为新政权服务。
这样的“聪明人”，在明末清初，不计其数。
但是，前有史可法，后有张煌言，皆可让阎尔梅这种卑微生命领略“疾风劲草”的精神力量。
“平日慷慨成仁易，事到临头一死难。”横亘在明末士大夫精神门槛前的死亡深渊，那样幽暗，那样深不可测。人生的惰性和畏怯，也实在难以超越。他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精神危机，还有失去身家性命的考验。于是，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冯铨、孙之獬们，这些病态的“清醒者”，确实能成为晚明士人的“表率”和借口。
文人士大夫内在的号称“坚韧”的精神品格，最终匍匐于刀锋利刃之下。时代的解体，正是从这些“中坚”被击溃开始。
自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至1664年（康熙三年）的四十六年间，有名有姓背明降清的“贰臣”，有一百三十六人。但是，死于抗清殉明的忠臣孝子，却多达三千七百八十七人。这个数字不是由明末遗民杜撰而来，而是乾隆朝编撰的《胜朝殉节诸臣录》（胜朝，是指被灭亡的明朝）中的官方统计数字。
中华忠烈，真是不绝如缕。这些人，或为封疆大吏，或为布衣文士，国难之时，他们皆临危不惧，挺身赴难，百折不挠，杀身成仁。
史可法、高杰、夏完淳、陈子龙、张名振、瞿式耜、张同敞、张煌言，这一系列人物，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驱动力。
英雄们个人的牺牲精神和笑对死亡的大无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最宝贵的财富，并且丰富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终极体验。
这种冒死不顾、为义殉身的宏大景象，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和视野，已经定格为大一统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精神核心。
希腊哲学家伊庇克泰图斯讲过：“……伦理的力量，能够而且必将产生幸福、平安以及美好的感觉……只有一种途径能抵达幸福的彼岸，这就是超脱所有道德中立的价值观。”除了宗教以外，人性是无法超脱和超越的。战争中的红尘世界遍是陷阱与屠坑，肉身破灭与精神超越正是考验勇气和道德的最佳试金石。
死亡，对每个人来讲，都是无法逃遁的。大无畏的牺牲和求死的渴望，成为永恒者光荣的涅槃。而眷恋贪生的依顺，成为变节者和贰臣的邪恶劫火。
可以想象，所有的南明殉国者，他们临终的精神状态皆是一种高尚的怜悯：在死亡面前，他们感受着幸存同胞、敌人、变节者的悲苦，俯视着芸芸众生的蝇营狗苟，实现了超越善恶、生死的精神自由。
所有的苦难和折磨，所有呼啸而至的白刃和炮石，在这种超脱凡俗的伟大精神面前，变得那样苍白无力。
精神的伟大，超越了苟且的生存。
所以，明末清初那些反抗民族奴役的烈士，会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的荣光。正因为他们的存在，中华民族总能在四分五裂、遍体鳞伤，甚至某个政权分崩离析后，使创伤愈合，恢复、重建民族信心。
一切的历史浮沉背后，是我们坚不可摧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所依凭的英雄个体，势必成为真正的不朽者和中华文明永恒的旗帜。
正因为仁人志士的示范，我们古老的帝国才没有成为霸业的化石，也没有沦落为中空的巨大历史残骸。
一个朝代土崩瓦解了，一代又一代凤子龙孙被抛入了历史的深渊，但鲜活沸腾的灵魂，却从帝国死亡的躯体上腾然而起，引导我们进入更加光明的涅槃的另一端！
（本部南明史，在少量涉及李自成、有关张献忠二人的评价部分，主要采用当时“官修”史书的资料。有关李自成的参考书目包括《崇祯长编》《明亡述略》《烈皇小识》《槐国衣冠》《赤眉寇略》《大行骖乘》《疆场裹革》《甲申传信录》等时人笔记。有关张献忠的部分，参考书目包括《蜀碧》《鹿樵纪闻》《蜀警录》《墨堂丛语》《圣教入川记》《蜀龟鉴》《蜀破镜》《行朝录》《甲申朝事小记》《荒书》《三垣笔记》《客滇述》等时人笔记。作者的观点与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有所不同，或有偏颇之处，希望读者鉴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