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山阻击战中七千大明烈士
四月，是个美丽得让人忧伤的蓝色季节。在塔山城边淡绿色的野草丛中，一只母雁正温柔地趴在刚刚生下的几只蛋上，用自己的体温孵化它们。太阳是那样灿烂夺目，照在乱蓬蓬的草地和大雁那折射阳光的美丽翅膀上。
静谧之中，忽然间喊杀声起，一群大辫子骑兵以疯狂的速度冲过来。那只正孵蛋的大雁还未来得及飞起，就被疾驰的马蹄践踏在地，连同它的几只还没有孵化出来的幼雏，都被蹂躏成泥土一般的颜色……
这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暮春时分，明军和清军之间的松锦大战已经到了尾声。
在满语、汉语交织的呐喊声中，明朝的塔山城，终于陷落了。
“砍死他们，杀死他们，一个不留！”
清朝亲王济尔哈朗、郡王多尔衮和豪格等人，无不声嘶力竭，高声指挥着攻入城内的满汉士兵。
城内的明朝军民，没有一个投降，他们即使手无寸铁，依旧徒手和手拿利刃的清军肉搏。多尔衮等人咬着牙，在马上挥舞着闪烁着瘆人光芒的长刀四处斩杀。
城门附近，一个身材高大的明将被济尔哈朗率领数的十个清军包围在中间，犹自拼死力战。他手杀数人，最终力竭，胳膊受伤，手中钢刀落地。喘息间，他伸手把头盔摘掉，露出了一张英俊、刚毅的脸。
在这个明将脸上靠左眼处，已经有一道鲜血淋淋的创伤。但他脚步稳健，神态从容，依旧英姿飒爽。城池虽然陷落，但他红润的脸上没有丝毫惧色。漆黑、漂亮的髭须，更显得他阳刚之气十足。
望着越涌越多的清军士兵，听着敌兵中有人用汉语说话，这个明将狠狠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骂了句：“降虏奴辈！”
济尔哈朗猛然纵马冲到明将近前，高举起手中马刀猛劈下去。明将下意识抬起右胳膊抵挡，血光一闪，利刃先劈断了他的一只手腕，而后又顺势落到他光洁的额头上。
受到重创的明将大叫一声，眉宇之间充满了痛苦和仇恨，缓缓欲倒。济尔哈朗兜转马头，又从他背后砍了一刀，鲜血飞溅，这位大明美男子轰然倒地。
“杀死他们！把这些尼堪（满语，意为‘汉人’）全部杀死……”济尔哈朗狂呼道。
因这位明将壮烈战死而呆愣了片刻的清军队伍，忽然缓过神来，在济尔哈朗的命令下，潮水般继续往塔山城内猛冲。城内一片喧嚣，到处是格斗声、厮杀声、怒吼声，随即，是阵阵雷鸣般的火药爆炸声……
松锦大战中的闪光点
崇祯八年（1635年），多尔衮率领军队征服了漠南蒙古，获得元朝传国玉玺。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登基称帝，改元“崇德元年”，定国号为“清”。同年，清兵从独石口入关，在畿内狂杀一个多月后，掳掠大批汉人和财物退回关外。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第四次杀入河北、山东长达半年之久，明军大败；明朝所属州县大都不堪一击，唯独卢象升率领部下和清军激战，但最终全军覆没，他本人也在河北巨鹿庄战死。
经过多次战斗，皇太极发现明朝国力衰微，就下定决心正面进攻明王朝的辽东防线。由此，松锦大战开始。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二月十四日，皇太极亲率大军，多载炮火，大攻松山城，意图尽力一举，攻占此城，摧毁明朝锦州城的这个屏障。
清军在松山南台下扎营七处，自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皇太极指挥清军发动多次强攻，皆遭到守城明朝军民的英勇抵抗，清军伤亡惨重。
猛攻不下，皇太极恼怒至极。一方面，他派人回沈阳运来大炮二十七门，炮弹一万发，火药五百斛；另一方面，他指挥在松山城南穿地道，激励清军死战登城。
面对强敌，松山明军防守甚严，纷纷登上城头，誓死阻击清军。清军死伤无数，数名将领也被斩杀。
延至四月中旬，困于城下多日，皇太极深感攻守两难，只得罢兵退回沈阳。失望的气氛笼罩着沈阳城，死伤将士家属哭声彻天。
松山初战失利，皇太极深感明军宁锦防线确实坚固，非轻易可破。于是会同诸贝勒大臣商讨对策，决定由远渐近，重围明朝坚城锦州，以此迫使当地明军献城投降。
自从崇祯四年明朝大凌河据点被攻破之后，锦州就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成为明朝在关外的最前沿阵地。距离锦州南十多里，是松山城；松山西南十多里，是杏山城；杏山西南二十里开外，是塔山城；塔山西南数十里，乃明朝关外另一重镇宁远城。
可见，松山、杏山和塔山三城，既是锦州坚城的后盾，又为宁远藩屏。清军如果想从正面入关，必须突破宁锦防线。
多年来，锦州城一直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噩梦，他们率领军队猛攻过数次，均以失败告终。于是，此次攻打锦州，皇太极一改昔日强攻手法，改为长期围困。
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皇太极派遣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为左右翼元帅，驻军义州，修城筑屋，开始对锦州实施围困计划；同时派兵在锦州城外不断清除明军据点。
皇太极先派睿亲王多尔衮为锦州前线总指挥，敕谕清军不得疏忽，堵死一切锦州外围道路。但在开始的时候，为了保证士兵轮休，多尔衮没有完全执行皇太极的方略，他下令每牛录甲兵三人可以还家一次，后来还允许每牛录甲兵五人、每旗章京一人还家一次。围困间隙，多尔衮还下令包围锦州的清兵后撤三十里驻营……凡此种种，使得明军乘机偷运大批粮草进入锦州城，加强了防卫能力。
得知消息后，皇太极大怒，下诏严厉斥责多尔衮，并且把多尔衮降为郡王，罚银一万两，夺两牛录户口，还免除了他前线总指挥的职务。而后，皇太极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锦州前线总指挥。
济尔哈朗很听话，他严格按照皇太极的作战意图行事，亲率四万余骑精兵，在距离锦州城只有六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为了达到包围的最佳效果，还在锦州城外每面设立八营，挖出长长的深壕，然后沿壕建筑垛口。
围城期间，济尔哈朗派人成功策反了锦州城内蒙古兵将诺木齐、吴巴什等多人，并在他们的带领下攻占了锦州外城。明军虽然失去外城，依旧死战多时，最终成功退守内城。
此时的清军，不仅从蒙古购入良马万匹，还派掠来的汉人工匠根据从明军那里缴获的红夷大炮仿制了六十门新炮，并招募了善架云梯登城的敢死队千余人，铁了心要拿下锦州城。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五月，被包围近半年的明将祖大寿成功派出一名通信兵，告知总督洪承畴说，城内粮食尚可支持，但喂马豆料缺少，希望明朝援军能及时赶到，以车营在外围声援；并特别叮嘱说，援军千万不要轻易和清兵交战。
当时，明廷命蓟辽总督洪承畴领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吴三桂八位总兵，步骑共十三万人马，前往锦州解围。
作为统帅，洪承畴不敢轻易冒进，一直在宁远按兵不动，窥伺锦州势态。而朝中，在兵部尚书陈新甲撺掇下，崇祯皇帝以兵多饷艰为由，决定速战速决，便死催洪承畴进军。
明廷兵部尚书陈新甲为了加强监视前线将士执行命令的力度，命令职方郎中张若麒到洪承畴行营催战。张若麒乃一轻佻喜事之人，自认知兵，认为锦州之围可立刻解之。不久，陈新甲又荐前绥德知县马绍愉为职方主事，出关赞画军事。这位马主事也力赞边兵可战，致使崇祯皇帝心急火燎，日日催促洪承畴进兵。
洪承畴本来主张且战且守，但皇帝下死命令催战，便不得已提兵而前。
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在宁远誓师，率领全部明朝援军进抵锦州城南乳峰山一带。二十九日，洪承畴命令总兵杨国柱率领所部攻打西石门。激战间，杨国柱中箭身亡。
虽然丧一总兵，但明军英武，在乳峰山大挫清军兵马，杀得清军几至溃败。
紧急关头，清兵坚壁不出，立刻向沈阳求援。皇太极当时重病在身，听到消息后忧愤呕血，在急派沈阳军马西赴锦州的同时，他自己先率三千骑兵赴援，不顾鼻子一直淌血，昼夜兼行五百余里，最终抵达锦州城北的戚家堡（今辽宁凌海市齐家堡）。
到达松山附近后，皇太极指挥清军赶挖三重深八尺、广丈余的长壕，把松山明军紧紧包围在内。
可见，皇太极整个作战部署，依旧是“围锦打援”战术，但过去的重点是围困锦州，现在的重点则是打击明朝援军。如此，清朝大军一到，立刻对明军形成了反包围，把洪承畴率领的十三万大军紧紧包围在松山一带。这样一来，锦州、松山、宁远三城各自孤立，无法互相援救。
从当时战争形势上看，清军至此由被动转为主动。
明朝总督洪承畴望见清军环松山成营，心内大惧。此时的明军，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只得收缩兵力，把七营步兵回撤，背松山城而营，企图趁机突破清军的重围。
八月二十日，明清两军列阵大战。由于前期打败过清军多次，明军并不怯战。双方接战良久，杀伤相当，一时间未分胜负。
交战期间，明军囤积在笔架山的大批辎重粮草为清军所夺，退路又被清军截断。至此，明将明兵的心理开始发生了变化，渐有气挫势穷的意思。
八月二十一日，明朝诸将开会集议，共谋对策。会议上，多数人主张先撤回宁远就食，朝廷派去监军的张若麒也力主此说。总督洪承畴并不主张退兵，他说，如今战亦死，逃亦死。如果奋力一战，或许能够死中求生。但是，洪承畴这个以决战来“解围制胜”的意见，遭到一些将领反对，他们坚持要先回宁远就食。最终，洪承畴同意率军撤回宁远，但为了稳妥起见，他还是把明军分成两路，命总兵王廷臣等人率领左路，马科等人率领右路，在初更时分突围南逃。
而恰恰是这个以逃跑为目的的军事行动，严重动摇了明军军心。诸将由此各怀去志，不再想如何和清军激战，而在想逃遁过程中如何保全所率部众。
明军商议已定，皇太极很快就得到了准确情报。他立刻进行了周密的军事部署，严令诸将道：
今夜敌必遁，我左翼四旗护军可至右翼汛地排列，右翼四旗护军及骑兵，蒙古兵前锋俱比翼排列，直抵海边，各固守汛地。敌兵之遁者，有百人则以百人追之，有千人则以千人追之，如敌兵众多，则蹑后追击，直抵塔山。（《燕行录全集》卷24）
可见，皇太极对想要逃跑的明军已经设下天罗地网。明军南逃的海陆两路，皆早为清军封堵。当天晚上，明朝总兵王朴胆小如鼠，在全军约定的突围时间前忽然率领部众先遁，致使明军各部大乱，马步军卒自相蹂践，弓甲弃置遍野。
逃跑过程中，明军遥见火光，才知敌营在前，复又仓皇退回，正好中了清军埋伏，遭到各路截杀。
洪承畴等人突围未成，只得退守松山城。而冲杀出去的明军，在尖山、石灰窑一带遭到清军截击，伤亡惨重。总兵吴三桂、王朴等逃入杏山；总兵马科、李辅明（杨国柱身亡后代之）等奔入塔山；监军张若麒、马绍愉等由海上乘渔民的渔舟逃回宁远；其余明朝残兵败将，仓皇间奔向海边。结果，前有大海，后有追兵，明军慌乱之下赴海溺死者，不可胜计。
八月二十二日，皇太极亲自把大营扎在松山城外，并指挥士兵在松山四面挖出深壕。当夜，洪承畴组织明军分道突围，皆未成功。其间，只有驻守乳峰山的总兵曹变蛟率部冲出重围，这部明军突入皇太极营阵，拼死冲杀。激战良久，曹变蛟不敌，遭受重创后率军退入松山，也有部分明军闯出清营，逃入杏山城内。
为此，皇太极勃然大怒，下令斩杀守卫大营的门将，惩处了几百名掉以轻心的清军官兵，并下死令一定要把松山城围死、困死。
至此，锦州、松山二城皆为清军围困。当时，明军只有杏山城未被清军控制，城内收容了大批败退的明兵。思忖久之，皇太极决定拿下杏山。他命内大臣锡翰等人率军，一部埋伏于高桥大路，另一部埋伏于桑噶尔寨堡（大兴堡），准备阻截必经此路的杏山明军逃兵。
清军刚刚设伏完毕，就有一千多明军从杏山遁出南逃，恰好遭遇埋伏。清军边杀边追，一直追至塔山，斩获甚多。
八月二十六日，逃入杏山城的吴三桂、王朴等人，率领手下残余部众向宁远方向奔逃，中途遭到清军的追击后，慌忙败奔高桥。其间，清军伏兵四起，阻截前路，追兵蹑后，基本对明军打了个歼灭战。吴三桂、王朴二人仅以身免，狼狈逃回宁远城。
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皇太极命令清军穷搜山野，除斩杀大批残余明军以外，还把逃亡和藏匿的明军全部收降。
至此，这次历时十二天的松山大战，清军取得全面胜利。根据《清太宗实录》记载：
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件。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
穷愁之余，洪承畴乃与总兵曹变蛟、王廷臣以及巡抚丘仰民率残兵万余人，蜷缩在松山孤城之内坚守。由于城外道路皆为清军所堵，供粮不继，城内很快粮尽，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洪承畴几次组织突围，皆告失败。
坚守之中，松山副将夏承德以子为质，遣人密约皇太极降清，欲献城内应。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夏承德引清兵入城，并率领所部把洪承畴等明军高级将领悉数生俘，献给清军做“见面礼”。
松山城破后，明朝总兵曹变蛟和巡抚丘仰民等人被俘，宁死不屈，被清军斩决。一向以尽忠报国自诩的洪承畴，关键时刻却骨软投降。
松山既破，锦州明朝军民绝望。当时，锦州城已经被围一年多，城内粮尽人疲。三月八日，守将祖大寿左思右想后别无他法，只得向皇太极献城投降。
清军入城后，仔细甄别，凡不属于祖大寿部属的明军，皆押出屠戮，共斩明朝副将以下官员十七人、兵丁八千余人，俘获祖大寿所部一万二千四百多人，缴获甲胄军械七千二百多件、各种火器六百多枚。
至此，松锦大战基本到达尾声。一般史书，对于锦州投降后的战斗，都只是象征性地附带说明一下：四月九日，清军攻克塔山；四月二十一日，杏山明朝守军投降。至此，明朝在辽东的防御体系完全崩垮……
明朝在松锦大战中的失败绝非偶然，原因很多：第一，肯定要归咎于当时明廷政治的腐败；第二，人在北京不懂军事的崇祯皇帝和兵部尚书陈新甲盲目催战；第三，身在前线的蓟辽总督洪承畴和军中监军张若麒不和，互相掣肘；第四，军事总指挥洪承畴关键时刻指挥失误；第五，总兵王朴、顺天巡抚杨绳武、兵部侍郎范志完等将官贪生畏死……
但在长期的明清战争中，明朝将士并非我们今天印象中那样无能和畏懦，其中还是有无数具有大无畏英雄气概的勇士。就在那场史料缺乏的塔山战役中，就有七千多名大明守军浴血奋战，最终一个不降，集体殉国，悲壮惨烈。
但是，在作为胜利者的清朝官修史书中，对于塔山战役的记述，却敷衍潦草：清军先以红夷大炮毁城，然后顺利攻入城内，尽杀七千守城明军……
在清朝所存的原始文件中，皇太极敕谕朝鲜国王以及蒙古诸部，大体都是如此说：
（我军）以红衣炮击毁塔山城，我兵无梯登城，于城圮处攻入，将城中官兵尽行杀之。（《内国史院档》上册，第473-474、477页，崇德七年四月）
而后，皇太极派使者送给杏山守将吕品奇及明朝守军一封威吓信，基本也是相类内容：
因其（塔山明朝官兵）抗拒不顺，遂以红衣炮击而毁之，我兵入城，尽杀官兵，无一得脱。（《内国史院档》上册，第468页，崇德七年四月）
如果从清朝这些肆意歪曲明军、极尽夸张吹嘘皇太极英明神武的档案文件推想，似乎塔山明军都是一群如待宰羔羊一般的懦夫，他们在城陷之后，任由清军屠戮。
松山大战之后，明朝国势日蹙，辽东之地尽失，一个失败接连另一个失败，也就没人留心塔山城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和现在，国人也很少知晓松山大战临近尾声之时明朝将士在塔山所谱写的大明英烈传奇，甚至在反清最激烈的辛亥革命前后，都少有人追忆明朝这一段悲壮的历史。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满怀崇敬地追溯先辈的英雄事迹，确实要感谢当时的一批批朝鲜使臣——那些迫于清朝军事压力不得不臣服“奴虏”而不改衣冠的朝鲜士大夫们。为了入京朝拜和进贡，他们每每要经过塔山残毁的遗迹，面对残山剩水的大明故迹，通过和当地明朝遗民的交谈，知悉了更多、更真实的塔山英烈传奇事迹，并且诉诸诗文，一唱三叹，感慨万千。
1636年战败之后，朝鲜被迫臣服清朝。从此，朝鲜国王就必须派遣长子、次子以及贵族子弟到沈阳给清朝做质子。这些人，身在曹营心在汉，无时无刻不忘对大明朝的尊崇，对于万历年间明朝帮助朝鲜却倭复国的恩德常怀于心，所以总是希望明朝最终能够反败为胜。
朝鲜这些作为人质的锦衣玉食的高级囚徒，在沈阳一直保持有相当的自由度。他们每每通过状启的形式，向朝鲜国王及时汇报明清军事进展情况。
松锦大战后，在沈阳的朝鲜人根据他们所获得的情报，得出如下描述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塔山之战的最终战报：
塔山城一面，以许多红衣炮攻毁，众矢齐发，则城中不得支，自焚其庐舍，一时俱尽。余卒七千，并行厮杀，清人别无损伤，只放炮十余人中箭。（《沈阳状启》，壬午年四月二十一日。）
我们可以发现，这份状启，完全是客观描写战况，并没有过多的情感倾向，也没有战役细节描述，基本属于道听途说式的战况报告。但其中内容，已经和清朝皇帝颠倒黑白的谕旨有所不同：“余卒七千，并行厮杀。”——说明了明朝守军确实对清军进行了猛烈抵抗，而不是俯首待戮。
塔山战役的惨烈，已经在这份朝鲜状启中初露端倪。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初六，朝鲜使臣成以性行经杏山堡，记录了这样一条极其重要的信息：
东南望海而行，夕宿塔山所。惨目之状，又不忍言。孤城力战，始终不屈，城陷之日，家家藏火药，敌兵阑入，一时发火，主客烧尽，无一得脱。非徒能死，又能杀贼。主将谁也，非烈士欤？至今清人亦称道不已云。（成以性：《溪西先生逸稿》卷一）
在朝鲜使臣成以性的笔记中，他先是对塔山废墟大为唏嘘，而后对塔山的明朝烈士表示敬意，还详细记述了七千壮士在城内埋藏火药与清军同归于尽的壮烈事迹。最后，成以性表示说，不仅他自己，包括清朝百姓，都对塔山明朝守军气壮山河的抵抗精神大为称道，只是都不知道塔山明朝守军主将为何人……
过了六年，顺治八年（1651年），曾在沈阳做过质子的朝鲜麟坪大君李渲以“冬至使”身份出使北京，中途也经过塔山城遗址，留下了多首歌咏塔山的诗篇。其中两首盛赞塔山明军的爱国情操，气韵悲壮，格调高古，大有盛唐气象：
塔山所怀古
万古惊心此地事，满城屠戮一无余。
男儿一死何须恨，凛凛英名竹帛书。
次子由塔山有述
北塞兵尘起，边烽月晕时。天寒胡骑合，日暮鼓声迟。
世事嗟何及，孤城竟不支。人人皆死节，定不愧羌儿。
从李渲《宿杏山所》一诗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清朝军队在攻陷塔山后对杏山城的占领，也并非他们自己吹嘘的那样“兵不血刃”，其实也经历了明朝守军的殊死抵抗：
宿杏山所
际夕投孤村，村荒烟火稀。旷野风萧萧，沙尘扑人衣。
垣墙尽顿僻，架屋无所依。云是杏山堡，死守酷见夷。
垒堑为平地，人物靡孑遗。天阴骷髅哭，夜黑燐火飞。
……
（李渲：《松溪集》卷二）
顺治九年（1652年），朝鲜使臣申濡在出使路途中，也写了一首长诗《塔山堡歌》。这首长诗的序言，对塔山战役做了更为详尽的描述，使得明朝塔山英雄的事迹日益清晰起来：
塔山所守将不知姓名为谁（辽人言者不记其姓名），而当锦州失守，松杏连陷之际，独毕力拒守。
及事急，（守将）集军民谓曰：“吾士卒死伤殆尽，而粮食且匮，若等知朝暮亡矣。吾义不生而辱，必先自刎，何以吾首举城而降，吾不忍满千人为鱼肉，而妻子俘虏也。”
众皆痛哭，誓无一全者。乃令人缒出约降，掘地埋炮火遍坞中。翌日开门纳东兵（清军），人马阗入盈城，而炮火迅发。呼吸之顷，焱举烬灭，一城荡然，蔑遗纤芥云。
嗟乎！自古忠臣烈士婴城而死者非一，而安有至死出奇，杀身鏖敌，功谋之壮如塔山者乎？且当埋火，人知必死而无以事外泄者。彼其忠诚有所激也。余闻辽氓言过至流涕。因恐其事迹之泯焉，为诗若序，以俟他日为李翰者采焉尔。
在序言中，申濡通过类似今日新闻记者实地采写的形式，以文学笔法真实记录了他所发掘的塔山明军守城史实：锦州失守之后，塔山城顿显不支，困守愁城，主将召集城内居民说：“守城军士死伤殆尽，粮食匮乏，早晚城池必陷！我作为大将，必将为国死，待我自刎后，你们把我的首级献给清军投降，可以免于遭受屠戮！”听主将如此说，满城军民痛哭，誓不投降。于是，明军先派人出城诈降，然后在城内遍地埋藏炸药。待转日清军入城之时，明军四处点燃炸药，霎时间，山崩地裂，炮声隆隆，数千守城军民和先入城的清军皆同归于尽！
为此，申濡感慨道：自古忠臣烈士死守孤城的事例很多，但像塔山明军将士如此以生命作诱饵杀身歼敌者，真是太罕见了。而且，当其埋藏炸药之际，人人皆知必死无疑，依旧谋不外泄，可见主将激以大义的忠信感人至深！
申濡虽然对塔山明朝将士的壮烈事迹记载颇细，但也和先前的朝鲜使臣一样，没有办法得知塔山主将的姓名。为此，申濡在长诗之首一发感叹：
塔山亦一障，城堑尽夷填。借问主将谁，义烈天下传。
长围逼列镇，胡马塞河边。总兵衿甲出，军门肉缚前。
松杏继摧陷，唇齿无一全。慷慨气吐虹，雪涕洒幽燕。
资粮讵支月，斗士不满千。兵孤势自振，力毙守逾坚。
矢尽鼓不起，瀛创但空拳。举言谓吏士，汝曹诚可怜。
俱死顾无益，图生亦有便。刎颈为若德，反城与彼连。
性命脱锋镝，妻子免系挛。富厚可立致，岂独安尔廛。
众人前抱持，痛哭声沸天。死生惟将军，此言奚至焉。
不敢惜身命，誓以同日捐。炮火遍沙尘，埋土不用穿。
举城知必死，机事谁敢宣。开门约招纳，踊跃皆争先。
平明千骑入，金甲走骈阗。烈火发地中，焱迅不及旋。
城郭卷入空，人马随灰烟。杀身谅为仁，殉死士亦贤。
何况并虏歼，奇功实独颛，忠过死保聊，义胜刎从田。
中原乱无象，杀气亘西川。学士窜蛮荒，青简谁为编。
仆本悲愤人，言之涕泗涟。停车立榛棘，欲去复回邅。
再拜谢英灵，悲风竖我颠。挥翰写兹怀，浩歌以缀篇。
（申濡：《竹堂先生集》卷六《燕台录》）
这首叙事长诗，气势磅礴，铺陈得当，凸显了塔山明朝守军人人奋勇、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他们临难不惊，计赚清军八旗兵马入城。当清朝千余人马拥挤入城之际，阖城明军点燃事先在城内填埋的火药，最终与清军同归于尽。
读毕此诗，我们眼前马上浮现出塔山军民的忠诚和胆略，闪耀着他们凛然的神情；而他们面临死亡的那种从容和壮烈，更让我们后人心怀敬畏！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朝鲜使臣每每经临塔山等松锦大战的战场，都会迎风洒泪，凭吊明朝英烈。在英雄情结日益浓厚的同时，对于计出奇谋的明朝塔山守将究竟为何人，更是久久不能释怀。
于是，一代又一代，在长达百年的时间内，这些朝鲜文人每每叹惋流连，揣测推算……
一直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朝鲜使臣李宜显依旧在《塔山吊古》中不停惋惜塔山守将姓名的失落不传：
月晕孤城夜，风霾万灶寒。将军死最烈，过客涕频弹。
壮气晴空碧，忠心赫焰丹。何妨姓字泯，竹策永无刊。
（李宜显：《陶谷集》卷二《庚子燕行诗》）
到雍正九年（1731年），朝鲜谢恩使赵尚?在《哀杏松塔三堡守将》一诗中，依旧感怀旧事，倚剑酹酒唱悲歌，诅咒清朝“胡运一何长”：
残礁破堞倒沙场，抚迹那堪过客伤。
百万兵随城共陷，二三帅与国偕亡。
千秋气作山河壮，永世名垂竹册芳。
天醉至今醒未得，中州胡运一何长。
（赵尚?：《燕槎录》）
至雍正年间（1723-1735年），清朝已经在中原统治近百年，没有任何“胡人无百年运”的实现迹象。眼见昔日元朝统治中原不过百年的历史经验也逐渐失去效验，再回顾明末清初的松锦大战，朝鲜使臣们更是叹惋无限。
即使到了清朝日薄西山的咸丰十年（1860年），朝鲜使臣申锡愚在其《关外记》中，依旧提及塔山守将：
洪承畴、祖大乐（祖大寿）守松山城，坚守二年，城外多埋火炮，清兵不敢近。及夏承德内应，城陷，大乐、承畴被执而降，松山、杏山一时俱陷。塔山守将知不可守，自投火而死，清人碑“承德承畴皆背主，山松山杏尽连营”，即指此也。常闻大凌河阴风凄雨，若有愁恨气。
（根据朝鲜使臣金景善《燕辕直指》记载，道光帝东巡之时，在松锦大战战场遗迹处立战胜碑，炫耀祖先事迹，其中载有道光九年己丑季秋所作七律一首：忆昔王师压锦城，十三万众集明兵。文皇二白风云疾，胜国千年草木惊。承德承畴皆背主，山松山杏尽连营。追惟创业诚非易，仰见神谟速且精。）
可见，时光荏苒二百多年，许多历史皆缥缈于遗忘之中，但朝鲜士大夫的英雄情怀依旧，他们道了又道，咏了又咏，叹了又叹。在他们心目中，明朝的塔山英雄，不仅仅是大明朝的历史记忆，也是朝鲜民族崇尚血性的英雄情怀的某种心理折射。
让我们扼腕的是，朝鲜人一唱三叹的明朝塔山英雄，我们中国人却似乎很少知道他们的壮烈英勇事迹。如果不是以朝鲜文人的歌咏为线索对清朝史料有意识地深入挖掘，那些先烈英雄，几乎就湮灭在遗忘之中……
那么，塔山守将到底是谁呢？七千英豪，又是如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血雨腥风的明末时代，他们是怎样度过那最惨烈的最后日子的呢？
根据《清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简称《内国史院档》，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的满文原始资料，崇德七年四月十二日，内秘书院学士额色黑，写有一封给皇太极的捷报奏稿：
和硕郑亲王、多罗睿郡王、肃郡王，钦遵上谕，率右翼将士及两翼巴雅喇官兵，汉军将士，载火器至塔山城西，列红衣炮，初八日始发炮，至初九日午时，城崩二十余丈，我兵由崩处登城。
时叶臣旗马喇希牛录下布达里先登城，恩古里牛录下塔哈达第二登城，盈古德牛录下图美第三登城，随之众官兵登城克之。
城内副将终汉邦及蔡阔宪、游击刘思康、都司崔定国、备御王奇龙，守备魁德仁、刘世泰、江思威、绥国志、宗俊泰，富魁及从关内来援李总兵官、金都司三营兵丁，共七千名，尽行杀之。
这份奏折，所记述的清军攻陷塔山的过程，基本和其他清朝史料大同小异，但其闪亮点在于，终于点明了明朝塔城主将姓名——终汉邦！
“终汉邦”，汉人有姓“终”的吗？有！西汉“请缨系南越”的青年英雄终军，就姓终。但“终汉邦”这样的名字，不可能出现在明朝——终汉邦，终结汉家邦也！再没知识的汉人，也不会给子弟起这么对于家国不吉利的名字！
所以，《清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人名、地名的音译多有不确。我们如果想知道明朝守将的真实姓名，肯定要和明朝同时代的相关史料结合在一起加以研究。
经过有关学者的多方考证，已经发现满文档案中的“终汉邦”，就是明朝将领“佟翰邦”！
在崇祯四年八月的《兵部题行稿簿》中，已经出现了佟翰邦的名字：
城守坐营佟翰邦开报：据罩离山台兵杨兰报称：本月二十日夜四更时分，有奴贼（后金兵）深犯至本台东空徐家山台西空洋地方，有东来夜行班夫遇贼，砍死二十七名等情，卑职屡行查的以凭转报。
由此可见，作为驻守辽东的边将，佟翰邦在崇祯初年已经有所作为。
崇祯十二年七月，辽东巡抚方一藻上疏，请以步左营游击佟翰邦调补中左游营副将，并且夸赞说：
（佟）翰邦胆气雄壮，所理火营未展厥略，改守冲地，制驭有余。是中左最相宜者也。（《兵科抄出辽东巡抚方一藻题本》）
从这封明朝辽东巡抚发往兵部的公文中，我们可以发现，佟翰邦不仅胆识兼具，而且擅长使用炸药火器，这和他日后在塔山利用炸药与清军相抗的史实，完全符合。
当年十月初二，长宁堡备御汪起龙所发塘报又记载：
本月初二日四更时分，据本堡远哨夷丁恳克力禀称，九月二十九日蒙中左所佟参将差百总押艾等，押同小的于初一日未时分哨至境外地方小凌河，离边二百余里，哨见奴贼五里路宽踪迹，从东往西南行走过去。随后复来达贼，看见小的等，追赶二十余里，星夜进境禀报等情。（《兵部行〈御前发下关宁总监高起潜题〉稿》）
汪起龙奏称，隶属长宁堡的蒙古族明兵恳克力汇报说，他曾在九月二十九日跟随佟翰邦等人远赴境外二百多里的小凌河附近侦察敌情。可见，时任中左所参将的佟翰邦，虎胆英雄，敢于深入敌人二百里的巢穴哨探敌情，这种行为，在明军将领中，确实卓尔不群！
而《蓟辽总兵官左光先塘报》中又称，在崇祯十三年十一月间：
塔山参将游都佟翰邦、郭天胤、汪起龙、黄邦寀带领马兵驰至二台子助战，兼以我兵格斗终日，粮车人畜俱各保全。
可见，身居最前线的佟翰邦，一直身先士卒，并且能和清军拼死格斗，作战极其英勇。
又据《辽东巡抚叶廷桂塘报》，崇祯十五年二月：
中左路副将佟翰邦，呈解投降真夷一名都什把。
崇祯十五年二月，松锦大战已经轰轰烈烈开打了好久。当月十八日，松山陷落，洪承畴等人尽数被俘。在战况如此惨烈的大背景下，时任中左路副将的佟翰邦还有功可立，派人把清军中投降的一名叫“都什把”的蒙古士卒解递给上司辽东巡抚。
此次公文记录也是明朝文件中最后一次出现“佟翰邦”的名字。
梳理佟翰邦在明史资料中残存的记录片段，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大明边将一步一个脚印的军旅生涯，也可以看出他卓尔不群、刚毅英武的胆略和胆识。
当然，仅仅从额色黑给皇太极的奏折中，我们看不出有多少渲染明军英勇抵抗事迹的描述。还好，《内国史院档》中所记载的清朝和硕郑亲王、多罗睿郡王等派和托、钟古等人上呈皇太极的报功簿，记录了当时清军占领塔山城后的缴获清单。从中，有心人自可见出某些端倪：
上等蒙古妇女二十口，汉人妇女八十口，俘获蒙古妇女一百六十六口，汉人妇女幼稚一千三百三十四口，共一千五百口；
金十一两，银一千一百七两，珠子五两三钱，绫、纺、罗、纱衣裙一百六十六件，佛头青布、翠蓝布次衣八百一十件，红毡八条，马二百三十四匹，骡三十头，共二百六十四匹；
牛八十二头，驴九十六头，共一百七十八头；
甲二百六十副，盔二百顶，腰刀一百六十口，弓六十张，撒袋七十副，梅针箭四百支，鞍十副，仓米二千六百五十石，红衣炮子八十发，将军炮子二百九十五发，把子总炮子二千发，小炮鸟枪子弹九金斗，大红衣炮一位，发贡炮二位，大小将军炮四百九位，佛朗机炮三十七位，把子总三位，三眼枪十一杆，单眼枪四杆，大小炮共四百六十五位，火药一窖又一百瓶、硝磺五十筐、火药坛六个。
细细研究这个报功簿，再结合额色黑的奏折，就可以基本勾勒出明军在塔山与清军激战的清晰场景：
从四月初八日开始，清朝亲王济尔哈朗、郡王多尔衮、豪格等人，率领右翼八旗军及两翼护军、专门掌管红夷大炮的八旗汉军等主力，对塔山实施猛烈炮轰，一直打到转天午时，终于轰垮了塔山城西墙体。在这一天半内，明朝守军并未龟缩畏战，而是顽强地和清军互射火炮，其间还弯弓搭箭，射杀清军炮手十多人。
当然，日后清军为了宣传，基本不说自己军队的损失，而是大张旗鼓宣称一举屠戮守城明朝军民7000多人。但从清朝军队上报给皇太极的缴获清单中可以看出，塔山大小炮共有465位，但清军缴获的炮弹却只有300余发。按照这些数字，缴获的炮弹比缴获的大小炮数目还少——显然，塔山明军一直在英勇抵抗，基本把“窖存”炮弹射空；当然，清军所缴获的另有较小类型“子总小火炮”3位，包括这种小炮的炮弹2000发。可见，这种小炮，似乎在明军守城战役中没有派上多大用场；但关键是，清军在塔山缴获的火药为数极少，只有一窖外加50筐，这与十天后请降的杏山城内明军残留火药数目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杏山城内所留火药有3.85万斤，硝万斤，黄药3万斤——显然，塔山城的火药，基本消耗殆尽。这和朝鲜使臣多年来从当地人口中得到的传说基本一致——塔山城内大明7000壮士，正是利用这些火药和入城的清军一起同归于尽的。清军所缴获的那一窖数目少得可怜的火药，应该是当时唯一失效而没能引爆的……
或许细读史料还会有所怀疑，既然最先入城的清军都被炸飞，为什么额色黑奏折中还有最先登城得胜的三个满人布达里、塔哈达、图美的名字呢？
这不奇怪。清军和当年的西夏、蒙古一样，每每打仗登城，都是先派汉军为先驱，充当人肉盾牌和填壕物等炮灰。塔山城开门后，肯定也是这些汉人“伪军”先入。所以，炸药轰然一响，死得最多的也肯定是汉军。
而损失人马大怒之余，清朝的王爷们并不会对于这些汉军人马太过“算计”。因此，我们后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当时被明军炸药炸死的清军汉军的具体人数……
无论如何，明朝的塔山守军确实一直在坚守自己的阵地，即使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清军兵临城下，即使弹尽粮绝，在主将佟翰邦的率领下，数千明朝守军依旧慷慨赴死，壮烈成仁，最终与城偕亡！
灭绝屠杀惨人寰
关辅连绵千壁垒，人烟莽荡尽丘墟。回思明末清初那段惨痛的历史，我们仍感慨不尽。踏上昔日古战场的狭小之地，想到当初有那么多大明烈士英灵逡巡其中，更让我们后人无尽感伤。
松锦大战之后，特别是塔山战役后，清军极尽残酷之能事，大肆屠戮被俘伤员和妇孺百姓，而清军自己也并不讳言其屠杀之景，炫耀之情，每每溢于言表。
清军在东北地区的屠杀，每次皆波及妇孺，而遇到类似塔山军民的这种英勇抵抗，更会恼羞成怒，在克城后大肆屠杀报复。
其实，在辽东地区，自努尔哈赤以来，清军对汉人的屠杀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根据2000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口通史》估计，明朝末期辽东都司所辖地区人口600多万——其实这个估计还是偏少，当时的实际人数，应该在1000万左右。
以另外一种估计方法计算，如果从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辽东人口700万为基础，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辽东地区在51年之内，以人口年均5‰的增长率增长，也能达到900万以上。所以，万历四十六年以前的辽东，总人口应该有1000万左右。
努尔哈赤后金政权兴起之后，在辽东攻城略地。按照当时他的传统手法，每克一城，肯定马上进行大规模的屠戮。根据明朝档案记载，数年之间，后金政权的军队杀了300多万辽人。其后，当地汉人逃亡入关的人数有100多万，逃亡到朝鲜和东江群岛的（有许多人再通过东江转移到明朝内地）也有100多万。由此，在后金统治区内还剩下500多万汉人。
就是这残留的500多万人，经过努尔哈赤后金政权的不断屠杀，最终所剩无几。其中，后金军队对于辽东当地汉人规模最大的一次屠杀，发生在天命十年，也就是明朝的天启五年（1625年）。
这次屠杀，很难在汉语所修的清朝历史档案中查索到，而在《满文老档》中有详细记载。当时，努尔哈赤为了屠杀辽东汉人，曾经特地发有一篇布告：
杀汉人时，汗（努尔哈赤）命出示彼等倡乱行恶之布告曰：“我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舍耕地，未侵家室什物，皆豢养之。如此恩养，竟成不是……不思我养育之恩，仍向明朝，故杀此有罪地方之人。无罪地方之人居住日久，难免不乱，故迁至北方，给以房舍田地食粮豢养之。虽如此养育，然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而去者仍然不绝。……尔等既不思养育之恩，心仍向明，故杀尔等外乡之头人者，即为是也。小人修城，奸细难容，即使逃去，亦仅其只身而已，故养小人者，即为是也。……”
诸贝勒曰：“众汉官，着尔等各带近亲前来，远亲勿带，以免其妄领财货使尔等脸面无光。”
八旗大臣分路前往，下于各屯堡杀之。杀完后甄别之，当养者，以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
此次屠杀，使贤良书生亦被杀绝。后为聪睿汗（努尔哈赤）惜而止之，查所余闲散之优劣书生，复以明例考举三百余名。（《满文老档》，645-647页，中华书局，1990）
努尔哈赤主导下的这次大屠杀，应该把辽东大部分汉人都杀光了。痛快杀戮过后，后金政权忽然发现，在他们自己的统治区内，人口严重短缺，甚至连维持正常生产的基本劳动力都严重缺乏。
为此，到了明朝崇祯时期，继努尔哈赤之后的皇太极曾经四次大举兴兵入关，到北直隶、山东等地抢掠破坏。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战争手段掳掠大量人口，以充实其根据地占领区的劳动力基数。
经过前后几次攻掠，皇太极总共掳掠了100多万汉人出关。到了顺治年间，多尔衮率领清朝军民全部出动搬迁到关内，总人口也只有100万人左右——可见，就算从关内掳掠的人口被虐待致死一半以上，最终在清朝屠刀下残存的辽东本土人口，加上后金（清）军队在内，也只有50万以下。这个数字，和万历四十六年以前辽东地区的1000万人口相比，竟然减少了95%！
因此，当清朝建立上百年后，中原到处都是大清顺民之时，朝鲜出使清朝的士大夫，依旧对于清朝早期的大屠杀耿耿于怀。乾隆十年，使者赵观彬回国途中，作《运石》《感怀》二诗：
运石
胡运岂能久，民生亦可怜。
不知此天下，何日复正朔。
感怀
父母吾邦万历明，至今盛德荷生成。
岛夷豕突三京陷，天将鹰扬一域平。
环土不忘安堵惠，列朝靡懈拱丞诚。
沧桑世界无穷恸，血食皇坛大报名。
当时，清朝已经在康熙时代就平定了吴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平定了西蒙古准噶尔部。即便如此，长期以明朝为父母之邦的朝鲜士大夫，对于清朝依旧缺乏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感。在他们心目中，依旧深切怀念万历时代明军和朝鲜并肩作战驱逐岛夷倭寇的旧恩，而明末清初宗主国的惨痛历史记忆，在他们心中长久拂拭不去……
相比数百年前的朝鲜使者，我们国内个别史学家在今天依旧对清朝开国之时的政治手段大唱赞歌。更有甚者，2004年，东北某地竟然还搞出了纪念清军入关360周年的“紫气东来”清文化节……
距离明末清初那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越远，我们今天审视历史的目光也就能够越客观、越幽邃。
日暮孤魂泣，天寒远客悲。每当我们想到松锦大战，每当我们思及明朝的塔山英烈，都会感到悲风吹发，森然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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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研究中，朝鲜古籍《燕行录》和《朝鲜李朝实录》是两套非常重要的参考书籍。这两套史籍，绝大多数都是当时的朝鲜人以古汉语文言记述。
韩国成均馆大学曾在1962年编纂出版过《燕行录选集》，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社在2001年又出版《燕行录》101册。
明清两朝，来华的朝鲜使团中，不少文人士大夫擅长古汉语写作，他们将自己在华时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这些著述，在朝鲜历史上被统称为《燕行录》。
可见，《燕行录》并不是专指某一个朝鲜使团人员来华时的著述，且每个作者书中文字长短和卷数多寡都不尽相同。
朝鲜的三节年贡使团，通常在每年十月或十一月初从首都汉城出发，年底以前到达北京。清代朝鲜使团所行路线多为陆路，沿线所经主要城市依次是平壤、义州、鸭绿江、凤凰城、连山关、辽东、沈阳、辽宁、沙河、山海关、通州、北京等等。总路程约为3100里，途中需50-60天的时间。整个旅程（包括在北京逗留）需5个月左右。使团人员在北京驻留时间一般在60天左右。其间，朝鲜使团人员以私人身份与中国官员、学者甚至西方传教士进行接触，并且游览书肆以及名胜古迹。
朝鲜王朝所派遣的来华使臣，回国后往往要由国王召见，汇报有关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书状官，必须将途中的见闻记录禀报国王；使团中的其他人员，也私撰有关出使中国的记闻，著述多是用汉文写成，极个别用谚文（即朝鲜文）写作。如此，多年来这一系列记录朝鲜使团成员沿路见闻的著作，即成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各个时期的《燕行录》。
《燕行录》乃一系列关于燕京之行著述的总称，所以具有体裁多样、作者层次广、年代跨度大等特点。其体裁有日记、诗歌、杂录、记事等，其作者包括朝鲜派往中国的正副使、书状官，以及使节团中一般的随员，其中著名学者有朴趾源、李德懋、洪大容、柳得恭等人，这些文人，同时也是朝鲜历史上“北学派”的著名人物。
最早的《燕行录》著述时间开始于崇德二年（1637年），目前所能见到的是金宗一所著《沈阳日乘》。我们能见到的最晚的著作，则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无名氏的《燕辕日录》。
《燕行录》内容非常广泛，除了记载路途、使行人员、贡品和沿路所见的风景外，对于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都有详略各异的记述。
来华的朝鲜士大夫们，对于中国的时政、著名人物、藩属外交、边境贸易、商人市集、士人科举以及婚丧风俗等都非常感兴趣，记述内容繁杂、翔实，可读性很强。
《燕行录》在内容与时间上都覆盖极广，同时也是外国人认识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具有相当的真实性。所以，直笔、全面、完整，乃朝鲜《燕行录》这套古籍最大的优点，也使其成为研究清代中国社会历史情况的宝贵资料，可在很多方面弥补中国史料的不足。
在研究明朝女真史和满族兴起史方面，《朝鲜李朝实录》（简称《朝鲜实录》）也具有很重要的价值。这套书籍，是朝鲜李氏王朝用汉文记载的官修史书。
朝鲜李朝建于1392年，止于1910年，基本上与中国明清两代相始终。《朝鲜实录》大量记述了明代女真在中朝两国沿边和朝鲜东北境的活动，特别是其中关于女真社会内部的调查和报告，是我们在明朝官私史籍中难以见到的。
日本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整理《朝鲜实录》，并从中简抄女真（满）、蒙古史料。1954年，《满蒙史料》陆续出版。1959年，这套资料共15册全部出齐，书末还附有人名和地名索引，非常便于检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