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之死与周公摄政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继承周文王遗志，举兵伐商，杀死商帝纣，建立周朝。
公元前1043年由于操劳过度，周武王患上重病，开始考虑遗嘱和接班人的事情。病逝前，周武王立下遗嘱，安排身后事。
公元前1042年姬诵即位，成为周成王。由于周成王年幼，朝政大事由周公全权负责，周朝进入周公辅政时期。
公元前1041年武庚与管叔、蔡叔等人发动大规模的叛乱，这就是历史上的三监之乱。周公东征。
公元前1037年周公东征结束，全面实施新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并在天下中心洛邑营建新都城。
公元前1036年周公制礼作乐。制礼作乐是周公多年来一直酝酿和准备的事情，这一年应该是集中时间将长期的准备转化为成果。
公元前1035年成周建成，周公归政成王。
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缯、西夷犬戎攻打周幽王。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东周时期。
灭商
这仿佛是一个神话，却真实地在历史上发生了。
公元前1046年，当周武王率领军队向商朝都城进发时，商朝的最高统帅商帝纣（注：商帝纣，就是我们常说的商纣王。因当时并没有商纣王的称呼，现以《史记》中“帝纣”的称呼为准。关于武王伐纣的时间，说法有数十种之多。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联合攻关，运用碳14等先进技术，最后确定武王伐纣的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只是轻蔑而残忍地一笑。
他甚至感到异常的兴奋。
这个变态狂，他甚至认为周武王的军队就好像上天送给他的一份大餐，他可以好好地欣赏这些忤逆之臣是如何受到上天的惩罚，如何一个个死无葬身之地的。
他确信，因为他是上天之子，天命眷顾于他，而周武王胆敢率兵反叛，那就是凡人忤逆上天，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
如果读者诸君因此认为商帝纣是一个妄想症患者，那显然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观念来看的。
毋庸讳言，在商朝，商帝纣的观念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都曾经虔诚地认为，商政权是天命所在，商王系上天之子。
这个观念有多深呢？
比太平洋最深处还深哩！
商朝统治了六百多年，这种天命观就根深蒂固地存在了六百多年，代代相传，深入人心。
所以当商帝纣成为商朝的最高统治者后，不仅他认为天命在我，而且世人也普遍虔诚地认为他就是上天的代表。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周武王以异族小国向商朝大国发起挑战时，就远不止是武力的挑战，更是对已有的意识形态发动的前所未有的攻击！
这样的胆识，这样的使命，非周莫属！
周与商一样，都是遥远时代就存在的部落。商的始祖契，在尧舜禹时代曾主管教化，并曾跟随大禹治水。周的始祖后稷，在尧舜禹时代曾主管农耕，也曾跟随大禹治水。他们各自统领着一个部落，在与天灾的斗争中，他们成为并肩奋斗的战友。大禹治水成功后建立夏朝，商部落与周部落都成为他的部属，商与周互不统帅，力量相仿。
夏朝统治四百多年后，王位传到了夏桀。由于夏桀昏庸无道、大失人心，夏朝出现了致命的危机，商部落首领汤乘机发动革命，取而代之，建立了商朝，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国力强盛，国家制度不断完备，经济、军事力量均大大增强，到商朝后期，与蛮夷部落作战时，商朝动用的士卒一次可达数万，可谓实力强大，战无不胜。
而更重要的是，从商朝遗留至今的甲骨文、金文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商朝各阶层的人普遍以占卜的结果作为行动指南。他们所信奉的神，不是今天网络语言中的“大神”“女神”，他们确信神的存在，并认为上天与鬼神正无所不在地掌握着凡世的命运。所以，无论是祭祀、战争、狩猎、出游、牺牲、商王的活动、来旬的健康、今夕的健康，还是告祖、灾祸、收获、日月食、出生、做梦、疾病、死亡、下雨、乞求好天气，人们都要占卜，都要听从占卜的结果，认为占卜的结果就是神的旨意。
既然人们信神的思想根深蒂固到这个地步，那么，对于六百年来一直天命所归的商王，臣民们哪敢不从？！
也正因为如此，在商帝纣统治的后期，他才敢于将残暴昏庸、荒淫好色演绎到极致，肆意地、无所顾忌地折腾世人，让越来越多的人生不如死。
他贪于女色，尤其宠信妲己，对其言听计从，命令乐师制作“淫声”，在宫中举办大型舞会，靡靡之乐昼夜不息。
他是个超级酒徒，凿了很多酒池，供数千人狂饮，酒池旁边挂起密密麻麻如同树林的熟肉，就是所谓的“酒池肉林”。
欲壑难填，美女淫声、酒池肉林都有了，商帝纣仍不满足，于是将商都向南扩展到朝歌，向北扩展至邯郸、商丘，大量建造宫殿园囿。最劳民伤财的是，他强迫无数民工日夜赶工，花费七年时间建造了三里见方、高逾百丈的鹿台，建成后又将各地搜刮来的金银财宝全部放置其中，以此展示他的富有与强大。这些行为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惨死的冤魂！
《史记·殷本纪》记载，商帝纣残忍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他设置炮烙之刑，用木炭烧铜柱，然后令罪犯在上面行走，罪犯自然会掉下去被活活烧死。
他创设了醢刑，烹制人肉酱，就连身份高贵的异族王也不放过。
当时商朝有三位最有名望的异族王，他们分别为西伯、九侯与鄂侯。九侯是鬼方族的首领，归顺商朝后，将美丽的女儿嫁给商帝纣，可是没料到，只因女儿不愿迎合商帝纣的淫欲，很快便被杀害，九侯本人则死得更惨，被商帝纣剁为肉酱。
另一位归顺者鄂侯，因为对商帝纣的做法非常不满，公开抗争，结果商帝纣不仅将其杀害，还把他的肉做成肉干。
周国的首领周文王听到这些事以后，一声叹息传到殷都，就差点被商帝纣酷刑处死。商帝纣首先把周文王囚禁起来，为了找个杀人的理由，商帝纣故意将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剁成肉酱，而且做成馅饼让周文王吃，想以此激怒周文王。周文王考虑到自己的使命，为了保全周国，最终忍辱负重，强忍食之，才免除更大的灾祸。
商帝纣还用剖刑处置比干。比干是有名的贤臣，面对商帝纣的暴行，决心以死劝谏。结果商帝纣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现在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于是以剖刑处置比干，剖开其胸，挖出心脏来观看。如此酷刑，不一而足。
当商帝纣目空一切的时候，什么都不在话下了。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在无形中出现了一些变化。尽管时代的主流文化仍是鬼神至上，尽管世人仍一直认为商政权是天命授予的政权，但是，当无数的人被逼到死路上或者生不如死时，再根深蒂固的天命观也会产生动摇。
这正是周国翻身的机会。
正如前文所述，周国原来是一个部落，与商部落平起平坐。只不过，在商部落一统天下之时，周部落却灾祸不断，一再迁徙，备受苦难。
为了生存，周部落一度从农耕社会退为游牧社会，迁徙到西部，成为“西部牛仔”，以打猎为生。
直到古公亶父担任部落首领后，因不堪野蛮人戎狄部落的侵扰，被迫从豳地迁到岐山脚下的周原，周部落才因祸得福，找到自己的福地，稳定了下来。《诗经》中的“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注：出自《诗经·绵》。），说的就是这件事。
周原土地肥美，周部落又擅长农耕，在古公亶父的领导下，周部落开土种地，建造城郭，设立官吏机构，国号为周。他们与商王朝建立了更多的联系，成为商的诸侯国。
根据史书记载，古公亶父有太伯、虞仲、季历三个儿子，如果按照年龄，古公虞父之后，首领位置应该由太伯接任，然而，由于季历之子姬昌非常优秀，古公亶父认定姬昌将是带领周部落真正崛起的不二人选。在这种情况下，太伯和虞仲从周国的长远发展着眼，主动牺牲自己，假托为父亲采药之名，跑到远离周原的荆蛮之地。如此一来，古公亶父死后，季历顺利继位，周国得以继续稳定地发展。
可是，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周国的发展给商王朝带来潜在的威胁，虽然季历带领着周国的军队，不断为商朝打工，跟随商朝军队四处征伐，并在与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等部落的战斗中立下汗马功劳，但最终还是被商王借故杀死。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继位，他就是前面那个一声叹息便差点儿引来灾难的周文王。
别以为周文王只是个倒霉蛋，历史上对他的评价高着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注：出自《诗经·文王》，后被“四书”中的《大学》引用，广为流传。），“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注：出自《诗经·文王有声》。）。按照经典中的话，在周文王时期，天命开始由商向周转移，周国真正兴起。他显然是个伟人！
在周文王的治理下，周国的实力突飞猛进，成为商朝西部最强大的王国。更重要的是，周文王赢得了人心。
“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注：出自《诗经·文王》，后被《大学》引用。），就是说，周文王为政以德，礼贤下士，与民同乐，不仅受到本国民众的爱戴，还受到周围诸侯国的拥护。他善待老人的养老政策收到了极好的成效，就连伯夷、叔齐这些本来隐居的贤人，也一同归附了他。
所以，当商帝纣统治的商王朝成为人间地狱的时候，周文王统治的周成为世人向往的圣地。它为商帝纣惨无人道统治下的人们，提供了新的活路和新的希望。
新的天命观也在逐渐萌生。这种天命观的大意就是，当不孝天子做得太过分的时候，天命会从他的身上转移到别人的身上。
但由于受实力和固有天命观的制约，周文王仍不敢轻举妄动，而是韬光养晦，事事低调，处处臣服商帝纣，以此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像他父亲一样被商王拘禁，遭受难以想象的折磨。在他忍受地狱之苦勉强偷生时，在外面，拥护他的闳夭等人找来美女、良马以及各种珍贵之物，通过商帝纣的宠臣费仲呈献上去，以取悦商帝纣。商帝纣显然没有太将周文王和周国放在眼中，所以一高兴就释放了周文王，还委以征伐大权。
周文王从此如蛟龙出世，借着商帝纣赋予的名义，大兴武备，先是兵进西北，征服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接着渡过黄河，向东发展，力量越来越大，渐渐就威胁到商朝的都城。他还到处笼络人才，把姜子牙等人请到自己的智囊团当中。
周文王的意图逐渐明显，他不仅要报商帝纣的杀父之仇，更想取代商朝，使周成为天命眷顾的新王朝。这显然正是历代周王都想完成的使命。
然而，周文王还是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终其一生也未能完成克商大计，而且，即便周文王传位于周武王，周国的力量又有所增加，并且得到更多诸侯国的拥护，与“商之孙子，其丽不亿”（注：出自《诗经·文王》：“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意思为：那些商朝的子孙非常多，上亿人都不止。可是上帝自有天命，他们最终臣服于周朝的天子。）的大国商朝相比，仍然相差悬殊。
自作孽，不可活。周武王最终敢讨伐商帝纣，归根到底是商帝纣自己找死，使周武王终于有机会乘虚而入，最终率军攻入商都。
在商帝纣终于意识到上天不再保佑自己时，他那原本残忍而轻蔑的笑容也消失了，最终被迫自杀。
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以上文字，算是本章的一个引子。接下来我们才真正进入正文。而在正文之前，我想特别提醒诸位：
如果说周武王杀掉商帝纣后，商朝的力量就完全消失于历史舞台，周朝的长久统治便顺理成章地开始，那便大错特错了。
比灭商更重要的事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当时的整体形势。
第一，周武王宣誓讨伐商朝时，强调的只是要除掉昏庸无道的商帝纣一人。即便攻克商都后，他也没有力量全面控制。
《逸周书》记载，周武王恪守信用，赦免了商帝纣手下的民众，而且立商帝纣的儿子武庚为商朝遗民的宗主，让武庚继续治理商都。（注：见《逸周书·武寤解》。）这其实是一种妥协。一方面说明商朝遗民的力量依然强大，另一方面则给新建立的周王朝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虽然周武王让他的几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等留下来监管武庚，形成所谓的“三监”，但隐患并不能就此消除。
第二，在决定商帝纣、周武王谁胜谁败的牧野之战中，商帝纣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以大量的战俘作为先锋，并重用四方逃亡的罪囚。
重用各诸侯国逃亡的罪囚，不符合当时的“国际法”，最容易引起各诸侯国的不满和怨恨。而以大量的战俘做先锋也是不明智的，这些战俘并不是只知道执行命令的“僵尸”兵团，他们虽然被迫服从商纣的命令，但内心是不满乃至非常怨恨的，很容易临阵倒戈，从而迅速成为对方的先导。果不其然，虽然在牧野之战中，商帝纣的军队铺天盖地，“其会如林”（注：《诗经·大明》：“殷商之旅，其会如林”。意思就是：殷商的军队非常多，他们的木石兵器都多如林木。），共七十万人，远远多于周武王率领的五万军队（注：《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然而周武王以仁义之师、勇武之兵奋勇冲杀，并巧妙地运用了心理战，促使商帝纣的先锋队伍迅速倒戈，这成为商军大败的一大因素。
第三，周武王其实是选择了一个最佳的机会向商帝纣发动攻击的。
当时，商帝纣不仅杀掉了王子比干，囚禁了贤臣箕子，使得太师疵、少师疆纷纷逃到周国；而且在军事上，商帝纣已派出主力部队讨伐东夷，虽然经过一个多月的血战而最终胜利，但在周武王的军队到达商都时，商帝纣身边其实没有多少真正的军队。也就是说，周武王灭掉商朝以后，仍有大量的商朝军队在外面。尽管树倒猢狲散，再加上周武王的重用武庚、保留商地等怀柔政策，商朝的旧部不是被周兵击败就是迅速归附了周朝，但这种看似毫不费力的成果，实际上增加了周朝的隐患——因为这些原本强大的力量实际上由明处转向暗处，有可能更不好对付，对此，周武王怎能不知？
第四，就是前面反复提到、却很容易被读者所忽视的天命观，因为它无形无影，与我们现在的世界相去甚远。但在当时的世界，天命观确实无孔不入地深入每一个人的内心。尤其是商遗民，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憎恨商帝纣，但商朝六百多年的统治，不能不使他们认定，商朝就是天命所在，是上天的指令，容不得转移。如果有人胆敢违背天命，则遭受天谴。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当然希望废除残暴的商帝纣，然而，他们又希望商王朝继续延续。
这其实是周武王最担心的事情。
综上所述，周武王虽然建立了周朝，但周朝远远没能安顿下来，相反，危险更大了。
大量错综复杂的矛盾由商帝纣转向了周武王。
而周武王虽为圣贤，也通过大量的分封等措施维持了周初政权的稳定，但不久他就面临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那就是他的身体。
“武王末受命”（注：《中庸》：“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也就是说，周武王接受天命成为西周天子的时候，他的生命也快走到了尽头。他的年龄已大，又强烈地意识到周朝面临的危机，所以非常忧虑，常常夜不能寐。
该怎样让商朝的旧族真正臣服？
又该怎样统治这一大片并不真正为自己掌控的广大国土？
周武王短时间内并没能拿出很好的办法。
长期的失眠使周武王的身体迅速恶化。他的弟弟周公旦劝兄长：“这样整夜整夜不睡觉，长久下去，谁也受不了呀。”对此，武王只有苦笑。
由于操劳过度，灭商后仅仅两年，周武王在镐京病重。他开始考虑自己的遗嘱。在遗嘱中，他将安排周王朝新的继位者和掌权者。
这件事可能比灭掉商朝更为重要，它决定着周朝的存亡。
面对自己都难以胜任的国事，周武王必须选择一个最能干的人来执政。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抉择。
周武王必须有一个精准的选择，一点儿都不能差。
他心目中的接班人究竟是谁？
谁来接班
周朝以前的历史，经过了禅让制到世袭制的变化。
在尧舜禹时代，最高权力的交接，实行的是禅让制。所谓禅让，就是最高领导人在普天之下选择最有治国品德和能力的贤者，将王位转交给他。尧禅让舜，舜禅让禹，都是这样的。这就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最为推崇的三代之风。
大禹之后，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所谓世袭制，就是把王位传给自己子孙的传承制度。夏朝和商朝，都是实行世袭制。不过，世袭制中也有变化，商朝的早期大多采取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就是兄长死了，从他的弟弟中选一人当新的天子。而到了商朝后期，世袭制多是父位子承。也就是父亲的位置由儿子继承，继承者又以嫡长子（国君正妻的长子）为先。所以，按照当时的观念，当周武王选择接班人的时候，他的选择范围是他的弟弟和儿子们。
周武王是周文王的嫡次子。周文王娶太姒为妻，儿子们依长幼排序，依次是伯邑考、武王发、管叔鲜、蔡侯（即蔡叔）、郕叔武、霍叔处、周公旦、曹叔振铎、康叔封、聃叔季载（注：《帝王世纪》：“文王取太姒，生伯邑考、武王发，次管叔鲜，次蔡侯，次叔武，次霍叔处，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铎，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载。”（《诗·思齐》正义））。当年本来应该是伯邑考继承周文王的王位，可惜伯邑考被商帝纣所杀，于是王位依长幼次序落在了周武王手中。按照这一次序，并按兄终弟及的规则，周武王之后，应该是管叔。
不过，受到商朝后期的影响，在周武王时期，父位子承已渐渐深入人心，所以，周武王的嫡长子姬诵更是名正言顺的继位者。这样，周武王考虑接班人的时候，他考虑的人选应为管叔与姬诵二人。但事实上，周武王考虑的第一人选却另有其人，他就是周公旦。
在周武王的同胞弟弟当中，周公旦虽然排在管叔、蔡叔之后，但无论品德还是才干，周公旦都远在管、蔡之上，是周武王最重要的得力助手。
关于蔡叔，我没有看到过关于他早期言行的记载，而管叔则有一条。
当年周文王问太公姜子牙：“要不要对密须用兵？”
姜太公的意思是：“密须对我们有怀疑，我们应采取主动，抢先征伐。”
管叔却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密须的君王是明君，不可以讨伐。
在二者之间，周文王听取了姜太公的建议攻伐密须。结果，还没等周的军队打过去，密须的民众便把他们的君王捆绑起来，主动归顺了文王。（注：《帝王世纪》：“文王问太公曰：‘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须氏疑于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义。’太公曰：‘臣闻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顺，伐险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须。密须之人自缚其君而归文王。”（《诗·皇矣》正义））
这是周文王在西方建立权威的重要决策，然而，管叔扮演了相反的角色，密须的君王显然不是他所称道的明君，否则，民众不可能主动把自己的国王捆绑起来。
对于周公旦早期的言行，《逸周书》中就有不少记载，多是周武王与他的对话，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周公旦，了解周武王对他的态度。
《逸周书·酆保解》记载：周文王接受天命的十三年庚子朔日，周武王举办了一个大型的纪念活动。很多地方的诸侯纷纷到周地丰邑祝贺。那个时候，大家已经饱受商帝纣的欺辱，所以一致拥护周武王。
周武王就在后庭问弟弟周公旦：“唉！诸侯们都饱受商王的苦役，我们该怎样保家守国，该怎样行动？”
虽然只有兄弟二人，但对于君臣之礼，周公旦不能忘。所以他先行礼，然后说：“商王无道，没有德行，违背法度。他欺侮群臣，劳苦百姓，也残忍地对待诸侯。这样做，再大的福分都会丧失掉。所以，现在该我们周国上场了。王兄应该做的，就是要重视祭祀，彰显仁德，使礼仪纯正，诚信无二，以谦卑的态度、柔和的容颜、严正的声音来团结众诸侯。”
周武王一听大喜，马上命令三公九卿及众贵族：“你们要恭敬、整洁，都来祭祀上天。”
一场隆重的祭祀活动完毕，从周武王开始，大家分享祭品。紧接着，周武王又举办了大型宴会，款待各国诸侯，礼遇他们的随从官吏。等诸侯们回去时，周武王亲自送到郊外，并立了一块石碑，正反刻上五祥、六卫、七厉、十败、四葛、四蠹、五落、六容、七恶等碑文，以此彰明仁德，贬斥邪恶。
周公旦看到碑文后非常高兴，向周武王作揖，说：“好啊！王兄就要受到天下人的敬重了！要深刻地体察，反复地考虑啊。”
周武王对弟弟很满意，回答：“好，就按你说的办！”
像这样的对话还有多处，让人感到周武王与周公旦非常默契，而且，虽然周公旦是弟弟，但好多事周武王都听从周公旦。尤其在灭商大事上，周武王视周公旦为主心骨。
《逸周书·大开武解》记载：武王元年（前1046）二月，周武王秘密找到周公旦，先叹了一口气，然后才说：“啊呀！我日夜都想讨伐商王，现在都是秘密准备，并没有公开。这样下去，我们想真正行动的时候，谁会响应呢？我很担心，很着急。就像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如果我不去收割，庄稼的颗粒落地了怎么办？”周武王不愧是农耕部落的首领，即便打比喻，也忘不了农田里的庄稼。
周公旦显然胸有成竹，几句话就让武王的情绪稳定下来。
周公旦说：“现在就看您能不能敬重道德了。周的存在，是天命，您只要敬重天命、修好明德就没问题。”
见周武王认真地听，周公旦继续说：“远近诸侯都不得罪，已经和好的不要再失去。要勤修明德而不要贪图安逸，要是贪图安逸了，天命也将失去而不再返回。要想到先父文王克勤克俭、谨慎小心的美德，想想他敬重什么，喜好什么，厌恶什么，如果这些方面不去重视，那就危险了！”在史书中，周公旦的言行总是这么合乎圣贤之道。
听到周公旦这些话，周武王非常敬重，对弟弟行礼，说：“是啊！我听说治国有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之说。我不是不敬重，而是不知道这些内容。你今天所讲的都是格言，我不会不听善言而自我封闭，我一定敬重你的明诫。”
作为国王和兄长，周武王能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周公旦，非常难能可贵。
周公旦向武王行礼，然后说：“这样就顺从天意了。上天在程邑降梦，是因为商将亡。现在商庭果然生葛，这不正是上天保佑周的迹象吗？只要周王能采用《开和》中的言语，诸侯们谁敢不从？”
接着，周公旦就具体阐述了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之说。
其中的“四戚、五和”是要努力做好的内容。例如，“五和”是指：“以道德得天助，以仁义得地助，以礼乐得同好，以哀痛得同恶，与远方人不争斗。”
而“七失、九因、十淫”则是应该避免和警戒的，例如，“九因”是指：“不祭祀神灵，不遵守道德，不任用贤能，不均等劳役，势均力敌者必争斗，富人背离，穷人逃匿，私欲得到满足，敌方胜利。”
诸如此类，都是治国时需要特别注意的。尤其是周与商的较量渐入关键时刻，周武王必须谨慎治国。
听了周公旦这些话之后，周武王再一次行礼，并说：“你说得太好了。是呀！我只要日夜谨慎，何必惧怕会违背天道？又何必厌恶那些是非？如果不重视你说的这些，可就危险了！”
这样的对话当然不是兄弟间的家常话，更像是一代明君向自己贤良的宰相询问国策。
周武王是一个广纳嘉言的贤王，在《尚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谦虚地向商帝纣的叔父箕子请教。（注：见《尚书·洪范》。）他必定也向姜子牙等人请教过，然而，影响他最深的有两人，一个是他的父亲周文王，另一个就是周公旦。
在史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关键时刻或在周武王有心事的时候，他总是去找周公旦寻求良策，而周公旦也总是能开导武王，使武王能够定下心志，看到自己的不足。
武王伐商前，他还没有完全拿定主意，周公旦说“时机到了”（注：见《逸周书·酆谋解》。），武王因此坚定了意志，按原计划进行备战。
武王由于紧张，害怕伐商的计谋泄露而做了噩梦，也去找周公旦，又是周公旦稳定了武王的情绪，告诉他：“惊梦是为了让王清醒。只要王顺应天命，能够明晓三德，不骄不吝，就会无敌于天下。”（注：见《逸周书·寤儆解》。）
灭商后，周武王以分封制广封功臣，周公旦也受到分封，有了封地，被尊称为周公，但周武王并没有让他到自己的封地，而是把他留在身边，让他处理周朝最重要的事宜，让他陪伴自己巡视四方，祭祀山川百神。《史记》的记载是：“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这里的太公望就是姜子牙，他在周文王时期就德高望重了，其次就是周公旦。由此可见周公旦的地位。
很快，周公便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治国能力，周武王曾专门向周公征求治国的准则，周公提出以“教德”“和德”“仁德”“正德”“归德”来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深得周武王敬重。周武王特地将周公之言刻在铜板上，放在府中，以便自己能经常看到。（注：见《逸周书·大聚解》。）
周公对周武王的感情至深。周武王病重期间，周公在祭场上筑了三座祭坛，祭坛上摆上玉璧，自己手捧着墝向太王、王季、文王三位先王祷告：“你们的后人姬发，患上很厉害的疟疾，是不是你们三王在天上有了疾病，要子孙去担当服侍的责任呀？如果是这样，那就让我姬旦来替代姬发吧。我善于侍奉，巧于辞令，多才多艺，能事鬼神。而姬发不像我这样多才多艺，不会侍奉鬼神。你们在天庭接受了天命，拥有天下，保佑四方，所以一定也能在人间安定你们的子孙，四方之民没有敢不敬畏的。呜呼！只要上天所降的珍贵的生命不坠落，我的先王的神灵也就永远有所依皈。现在我用神龟占卜，如果你们同意我的请求，我就带着璧与珪，回去等待你们的命令。如果你们不同意我的请求，我就把璧和珪扔掉。”周公的意思很清楚，就是祷告用自己的命换周武王的命。
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这样的祭祷无疑是最虔诚的，也是会应验的，由此可见周公对武王的感情，或者说周公对周室天下的忠诚。
祷告完毕，史官在太王、王季、文王的神位前放置三片龟甲，开始占卜。占卜的方式，据说是灼烧龟甲，然后看龟甲上裂纹的走向。经过一番折腾，最后，占卜的人都说占卜结果是吉兆。周公非常高兴，赶紧去见武王，说：“没事了！王没有危险了。我刚刚领受了三王的命令，让你图谋周朝的长治久安。”接着，周公返回，将拜祭祷告的策书装在金謄之柜中，叮嘱左右不要说出去。第二天，周武王的病果然大有好转。或许这只是回光返照，没过多久，他还是去世了。（注：见《史记·鲁周公世家》。）
根据史料记载，周武王曾打算将王位传给周公，因为他认为只有周公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只有周公才能使新兴的周朝消除隐患，长久稳定地向前发展。
这是一个贤明帝王的正确选择，算得上周武王打算立的第一份政治遗嘱。他因此把周公召到身边，兄弟二人开始推心置腹地对话。
周武王当时最担心的就是商朝的遗民，所以首先对周公说：“旦，上天不保佑殷朝，从我没有出生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那时候，东夷的牛羊出现在了牧野，遍地都是飞动的蝗虫。上天不眷顾殷朝（注：商朝也被称为殷朝。），所以才有我们今天的成就。当初上天建立殷朝，征用了三百六十名天民，虽然殷的后嗣不回报上天，但上天也没有马上把他们灭掉，还一直让他们延续到现在。唉！殷朝的灾难让我担心，随时随地都感到忧虑。我不能确定上天能否保佑周朝，又怎么能够安心睡觉？”
说完这些话以后，周武王换了一种口气，转而坚定地对周公说：“旦，我能够得到上天的明命，能够确定上天保佑，要坚定地惩处我们共同厌恶的那些跟从商帝纣的恶徒与顽民，要日夜操劳以安定我们的西土，我真想趁现在威德方明的时候征服天下。”
周武王的这些话让我们清晰地感觉到周朝初年那种暗潮涌动的局面（注：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的考古发现中，有一重要的礼器被称为“史墙盘”，从铭文中的记录可以看出：武王时不仅有商朝遗民的问题，还有北方狄人、东方夷人等问题。详细内容可参见许倬云所著《西周史》。），周武王虽然杀掉了商帝纣，但周朝与商朝的最后决战并没有结束。对此，病重的周武王显然力不从心了，所以，他打算将王位传给周公，并将对付商朝遗民的使命交给周公，他说：“姬旦！你是我明达的弟弟，我有重要的使命交给你。你为了公务经常连摆好的饭都没有时间去吃，又哪有时间去顾及你的家室？这是上天有使命给你呀。现在天地二神给了我死期，我却没能安顿好国家。家族成员中，你虽然是我们兄弟中较为年幼的，但大有智慧，你能继承和彰显先皇的仁义，并将他们的期望告诉我。我就像农夫耕地，急于得到收获，可是我有不美好的行为，连累皇祖不能在上天那儿得到高位。你正当年，能够继承我的心愿，应该可以治理好我们广大的国土。这样我就可以安心了。”
这些话已把周武王的意图完全倒出，他要让周公接替他治理天下。
可是这件事太重大了，周武王免不了要多叮嘱几句，勉励周公全力治理好国家。他说：“如果你心里只是想着自己的妻儿，那么你的德行就赶不上先祖了，百姓也不会配合你，我也不能列位于高祖。如果上天不保佑，要降下灾难，你岂能消除呢？”
按照商朝以来的惯例，每逢大事，人们都要占卜来做出选择，何况是传位这样的大事。可是，此时周武王心意已决，说：“现在我们兄弟先后相继，我还用龟筮干什么？现在我就立你为我的继位者！”（注：见《逸周书·度邑解》。）
按照常理，周公听到周武王传位于自己这些话后应该很高兴。然而，事实上，周公不仅不高兴，还非常不安，哭泣着连连摆手。
有人可能认为周公这是在演戏，但从事态的发展可以看出，周武王和周公最终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以至于周武王真正立遗嘱时，周公已不再是继位者。
那么，周武王的遗嘱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们仍需要认真研究。
武王遗嘱的背后
《逸周书》对周武王的遗嘱有完整的记载，分别记录在《武儆解》和《五权解》两篇文章中。《武儆解》全文为：
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梦。丙辰，出金枝郊宝，开和细书，命诏周公旦立后嗣。属小子诵文及宝典。
王曰：“呜呼，敬之哉！汝勤之无盖。□周未知所周，不知商□无也。朕不敢望，敬守勿失。”以诏宥小子曰：“允哉！汝夙夜勤心之无穷也。”
意译为现在的文字，大意就是：
十二年四月，武王宣告他做的梦。丙辰日，取出铸在铜板上的《郊宝》以及书写细密的《开和》，命周公旦为他立后嗣，为太子姬诵讲解，并讲到了《宝典》。
听完周公旦的讲解后，周武王说：“啊呀，一定要重视呀！你要勤奋不懈。要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正因为做了不该做的事，商朝灭亡了。这是教训呀，我不敢忘记。你要谨慎地遵守这些宝典中的原则，千万不要违背。”接着，周武王又把《宝典》等交给太子：“里面的话讲得好呀！你一定要夙夜勤奋，不断地学习、实践。”
《五权解》原文为：
维王不豫，于五日召周公旦曰：“呜呼，敬之哉！昔天初降命于周，维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维敬哉，先后小子，勤在维政之失。政有三机五权，汝敬之哉。克中无苗，以保小子于位。三机：一、疑家；二、疑德；三、质士。疑家无授众，疑德无举士，质士无远齐。吁，敬之哉！天命无常，敬在三机。五权：一曰地，地以权民；二曰物，物以权官；三曰鄙，鄙以权庶；四曰刑，刑以权常；五曰食，食以权爵。不遵承括，食不宣，不宣授臣。极赏则淈，淈得不食。极刑则仇，仇至乃别。鄙庶则奴，奴乃不灭。国大则骄，骄乃不给。官庶则荷，荷至乃辛。物庶则爵，乃不和。地庶则荒，荒则聂。人庶则匮，匮乃匿。呜呼，敬之哉！汝慎和，称五权，维中是以，以长小子于位，实维永宁。”
不妨也将其意译为白话文：
武王病重，在初五那天召见周公旦，叮嘱道：“一定要重视呀！当初上天降天命于周，是在先父文王之时，所以文王能得到上天之命。你要敬守天命，认真辅佐太子，要勤察为政的失误。为政的要领是三机五权，你要慎重地对待。要能够持中不偏，抓住根本，以确保太子在位。三机就是：一、互相猜疑、违背家族；二、装模作样、违背道德；三、没有学问、不学无术。违背家族者不可以让他管理众人，违背道德者不可以举荐他处理公事，没有学问者不可以让他出外任事。这些原则，你一定要敬守呀！要知道天命无常，必须重视三机。再说五权。五权分别为：一、土地，土地用来支配民众；二、事务，事务用来调配官员；三、都邑，都邑用来聚集庶民；四、刑法，刑法用来赏功罚过；五、俸禄，俸禄用来供养爵位。如果不遵守法令，就不发俸禄。过度的赏赐会导致财用枯竭，财用枯竭就会连饭都供应不上。刑法极度严酷会导致仇恨，仇恨之后就有反叛。都邑外面的人作为奴婢，奴婢才可以不致灭绝。授予封国太大了容易使其骄傲，最后导致不来进贡。官员爵位太多，容易造成事务繁杂，事务繁杂了就不容易和谐。土地授予太多了，容易荒芜，土地荒芜了就会令人担心。人多了就会引发溃散，溃散又会引发逃亡。这些事情呀，你一定要重视。你慎重协调好这五权，用中正的态度对待，这样就可以很好地辅助太子在位，我们周朝的天下也会永远安宁。”
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周武王的遗嘱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立儿子诵为继位者；
其二是告诫儿子要勤奋治国；
其三是将儿子诵完全托付给周公，周公因此成为摄政王；
其四是告诫周公要认真辅政，并将自己最重要的治国心得告诉周公，希望周朝能长久地可持续地发展。
把武王对周公的临终嘱托与当年周公对武王的进言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这兄弟二人的心意是何等紧密相连！表面看来，周武王以前似乎缺乏主见，都是听周公的，临终前却完全相反。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再深一步体察，两者并不矛盾。征伐商朝前，周武王的情绪不稳，此事何等重大！周武王如临深渊，他征询周公的意见，说明他对周公非常信任，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胸怀。而最终伐商灭商，则可以看出周武王的胆魄与智慧。临终前的遗嘱，周武王再次显示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治国智慧，他所讲的“五权”当然与后来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并不相同（注：孙中山1906年提出“五权分立”的制宪原则。五权分别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选权、纠察权。），然而，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对国家治理方略的全面把握。
立下遗嘱后，周武王很快死去了。周武王之死是周朝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虽然表面看起来远不及武王克商那么重要，但实际上牵涉周朝的生死存亡，牵涉周与商最后的较量。所以周武王的遗嘱也就显得尤其重要。
按照周武王的遗嘱，年幼的太子姬诵即位，他就是周成王。周公旦成为摄政王，全权处理朝政。这样的安排让人有点疑惑，为什么周武王起初想要传位于周公而周公并没有接受，如果周公直接成为新一代天子，他施政不就更加方便吗？为什么周武王与周公达成了共识，转而让太子当新皇帝而由周公摄政？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玄机？
我想，答案的核心还在于周王朝的大局和周武王、周公兄弟二人的政治智慧。
周武王之死，对于新兴的西周王朝显然非常不利，整个王朝顿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东方，居于殷商旧地的商人根基尚存，他们仍旧聚集生活在一起，并有名正言顺的首领武庚。周武王之死，为他们创造了东山再起的最好时机。其他刚被征服的地区也是如此，这里面尤其包括一直得益于商政权的众多东方诸侯国。周武王灭商后，周的力量自然大增，但为了尽快稳定局面，他采取的分封制原则主要还是沿袭夏商时期的传统，众多诸侯国首领虽然由臣服商朝转为臣服周朝，但他们在本诸侯国内的地位和权力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所以，如果周朝不稳，他们随时可以形成对周朝的威胁。更重要的是，西周王朝内部也存在着种种隐患。周武王病重时，围绕王位的继承问题，周王室已出现一些分裂的兆头，特别是大权在握、又比周公年长的管叔和蔡叔，他们并不像太伯、虞仲那样肯自我牺牲。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周武王传位于周公，势必会引发此二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激烈行为，一旦处理不当，周朝的变乱就可能会导致更难化解的危机。这就是当时周王朝的大局。
面对如此局面，当然是稳定第一。无论是周武王还是周公，他们最后的选择是太子继位，周公辅政。这样做，显然名正言顺，也容易化解兄弟间的争夺。可是事实上，即便周公甘愿辅政，他仍然面临极为严重的怀疑和叛乱，周王室内部的主要矛盾还是没能得到化解。
周公东征
周公摄政的消息传到东部地区，管叔、蔡叔非常生气，武庚趁机挑拨，双方一拍即合，共同对付周公。于是流言四起：“周公将不利于年幼的周王。”管、蔡、武庚大量散布流言，这些流言从东部地区一直扩散到西部，王室成员、朝政大臣不免受到影响，周公处境非常艰难，最棘手的问题是，周成王也对周公产生了怀疑。
史书上都记载说当时的周成王年幼，有的甚至称周成王尚在襁褓中，那么他的年龄究竟有多大？李学勤在《由清华简〈金謄〉看周初史事》一文中曾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介绍了清华简中的记载：周武王死后，“成王犹幼在位”。但他也这样阐述：“这里必须指出，古代所说的‘幼’，其年龄概念与今天有很大不同，《礼记·曲礼上》：‘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是说十岁到满二十行冠礼之前称为‘幼’，……《大戴礼记》中的《公符（冠字之误）》篇载有‘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的祝辞，也见于《说苑·修文》和《孔子家语·冠颂》，表明成王的冠礼在继位以后。汉代古文《尚书》说正是根据这些，推断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应说是合理的，可谓不中不远。”按照这一说法，周成王当时十三岁，已经懂得很多事情了。作为周朝天子，尽管他对治理国家还缺乏经验，但他必然接受了很多如何治国的教育。他即位之初，自然会按照周武王的遗嘱来办事，事事仰仗周公，然而，谣言影响着周成王，使他对周公有所怀疑。周成王是周王朝名正言顺的一把手，周公无法用推心置腹的谈话完全消除周成王的疑虑，这使他深感不安，甚至有辞去摄政王的想法。
可是，周王朝面临的危机越来越严重。散布大量谣言之后，管叔、蔡叔与武庚等商遗民势力联合，发动叛乱。起来响应的还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大小方国，它们原本就同殷商关系密切。浩大的反叛声势遍及周朝的东部，这对刚刚建立三年多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一旦处理不当，周朝就面临被颠覆的危险。
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周公不能再患得患失了，他果断地对姜太公与召公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就是说：“假如我不摄政，我将无法告慰刚刚去世的武王。”而且，他还果断地召集大军，亲自率军东征。
东征之前，周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统一大家的思想，让大家对周朝有信心，名正言顺地平定叛乱。
此时，天命与占卜仍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周公也非常重视。所以，对于武庚等人打着恢复商朝承受天命的旗号，周公在出征前对大家做总动员，告诉各诸侯王和大臣们：周成王用周文王留下的大宝龟占卜，卜问天命之所在和战事的吉凶，结果，卜兆全都吉利。这说明自周文王以来，周已经承受了天命，虽然讨伐叛乱是件艰难的事情，但天命可畏，上天将帮助我们完成伟大的东征。
周公还以文王兴邦、武王克商的大业来号召大家：建功立业的好机会来了。文王武王已经打好了根基，我们怎敢不最终完成他们伟大的使命？！（注：出自《尚书·大诰》。）
此后，周公率大军东征，与武庚等率领的商军展开激战。这次战争持续的时间比武王克商还要长，虽然史书上并没有介绍详情，但清华简《金》上记载：“周公石东三年，祸人乃斯得。”就是说，经过三年的时间，叛乱才最终平定，由此可见战争的艰难。
根据西周铜器铭文中发现的一些关于东征之役的文字，许倬云得出结论：“周人的征伐战线拉得很长。北到梁山，南到淮上，由殷商王畿往东，张开一个扇形，包含了山东及其南北邻近地区。参加的人物，包括周公、召公及太公的儿子。这次战事，对周人的新王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注：见《西周史》。）
叛乱平定后，武庚被杀，管叔自杀，罪过较轻的蔡叔被流放，霍叔因为是被迫参与，没有被治罪。紧接着，周公又平定了徐、奄、淮等方国，周王朝重新归于一统。
不过，东征虽然胜利，在周公眼里，战争不过是稳定周王朝的第一步而已，更重要的事情还在后面，如果无法奠定坚实的根基，他依然无法完成周武王的遗命，周王朝依然无法长治久安。不仅如此，东征结束时，周公所面对的那个棘手的难题仍没有解决。周成王渐渐长大成人，自然是跃跃欲试地想要自己全权处理国事，但东征的胜利，使周公的声望空前提高，大家都尊崇他，将他视为王朝的最高首领。周成王对周公的疑虑与日俱增，周公必须想办法消除。（注：《毛诗序》的《豳风》部分有记载，例如：《鸱》：“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焉。”《东山》：“周公东征，三年而归……”《狼跋》“周公摄政，远则四国流言，近则王不知……”以上文字均转摘自李学勤的《由清华简〈金〉看周初史事》。）为此，在东征返回途中，周公特地作《鸱》给周成王，表达自己的心情：
鸱鴞，鸱鴞，鸱鴞，呀鸱鴞，
既取我子，你已经夺取我的儿子，无毁我室。不许你毁掉我的住室。
恩斯勤斯，抚育呀，辛勤呀，
鬻子之闵斯！养育孩子费多少精神呀！
迨天之未阴雨，趁天还没阴雨的时候，彻彼桑土，剥取桑树根皮，
绸缪牖户。细致地修好窗子门户。
今女下民，现在你们一般人，
或敢侮予？谁敢把我欺侮？
予手拮据，我的手爪时刻劳苦，
予所捋荼，我采摘好芦花，
予所蓄租，我垫好窠铺，
予口卒瘏，我的嘴十分疲惫，
曰予未有室家。为了我的家没有稳固。
予羽谯谯，我的羽毛枯焦，
予尾翛，我的尾巴干燥，
予室翘翘，我的屋舍很危险，
风雨所漂摇，它正在风雨中飘摇，予维音哓哓！我为此大声号叫！（注：出自《诗经·豳风》，采用姚奠中《诗经选译》中的译文。）
这首诗并没能使周成王消除对周公的戒备。幸好，一件事情发生了。
这年秋天，稻谷长得很好，但还没有来得及收获。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忽然有一天电闪雷鸣，刮起大风，大批稻谷被风吹倒，有的大树甚至也被连根拔起，仿佛上天在降罪，周人非常恐慌。周成王和王公大臣赶紧做好准备，占卜吉凶，祈祷上天保佑。就在这个过程中，周成王看到了一个用金线封固的匣子（也许是有人故意让他看到）。打开后，他发现在匣子里封存着一份周公的策书，这份策书就是当年周武王病重时，周公愿意代替武王去死的祈祷辞文。周成王十分意外，询问臣属究竟是怎么回事。臣属们讲出了事情的原委，并说：“周公命令我们保密，我们都不敢说。”周成王大受感动，终于理解了周公的恩德，感到自己太小家子气，流着泪说：“我们不用再占卜了。周公为周王朝这样操劳，我却全然不知，以致惊动了上天。如今上天发怒，彰显周公的德行。我要亲自迎接周公回来。”说来也奇怪，当周成王到郊外迎接周公的时候，天下起了雨，刮起了逆向的风，先前被吹倒的稻谷都重新立了起来。（注：出自《尚书·金》。）
这是我们所见到的一些简单记载，推想起来，当时必定还有很多事情发生。周公必定想了很多办法，才使得周成王解除对自己的戒备。这件事对周公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只有如此，他才可以放开手脚全面深入地实施一系列重大改革。
分封制与宗法制
经历过周朝颠覆商朝、武王之死、周朝又差点儿被颠覆等种种巨大变故后，周公已经非常成熟。他回顾并审视那场刚刚过去的、牺牲了成千上万名将士的叛乱，深深地感受到得天下难、守天下更难的道理。
天命无常，得民心者得天下，三千多年前的周公已经深切地体会到了。
周朝之前，中国人的信仰完全在天命和神的笼罩下，尤其是商朝人，他们完全相信天命，完全信奉鬼神，大事小事，天天占卜，并以此获得上天和神的指示，然后不折不扣地执行。从周武王灭商开始，中国人的视野逐渐转向了人间。周的人力、物力及文化水平远逊于商，却最终灭掉了一直以天命自居的商朝，这一意想不到的变化，使周人意识到：天命无常，能使国家兴起，也能使国家衰亡。因此，要永葆天命，必须以德配天，注意敬德保民。这样一来，原本神秘不可测的、完全主宰人间的天命，就与道德、民心紧密连在了一起。周公则要通过旧制度的革新、新制度的建立，通过礼乐文明的全面建立，使中国真正成为礼乐之邦。
制度的革新，主要围绕分封制进行。分封制在夏商时就已经存在。夏商时的分封制度，是在氏族方国的自然分化之下形成的，对旧有的方国氏族原地认定，将其纳入夏商王朝的统治之下。周武王克商之后，沿袭了这种做法。像封商帝纣之子武庚于殷，让其继续统率殷人，就是如此。虽然他分封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以此防范以武庚为首的商朝遗民，但三监之乱证明这个办法并不成功。
东征胜利后，周公实施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大分封，方国氏族原地认定的分封被完全颠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原则被确定，移民政策被广泛使用。他以姬姓的王室裔亲和异姓的姻亲为主，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分封时采取“授民授疆土”的政策，受封的诸侯会同时得到土地和人民的封授。各封国的人民，既包括部分原住民，也包括众多移民。
对周公而言，最庞大的商朝遗民如何统治，仍然是一个巨大而又非常有挑战性的难题。对此，他主要采取了四项措施。
第一，周公将弟弟中最贤能的康叔分封于原来的商都所在地，令其统治“殷民七族”（注：《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饥氏、终葵氏。”）（七个商民部族），成为卫国，目的就是在原来的商民核心区加强周人的统治。同时，他十分郑重地传授康叔治国要略，让他努力提高自己的仁德，遍求商代圣哲先王治理保护商民的办法，顺从常典、尚德慎罚、敬天爱民，以德政教化商民，不断完成文王以来周朝承续的天命。针对商民普遍嗜酒、商纣王酗酒误国等教训，周公特地命令康叔在卫国实施戒酒令。周公还具体规定了施用刑罚的原则与刑律的条目，期望康叔能经常听取自己的忠告，确保卫国能够世代和谐、长治久安。（注：见《尚书·康诰》《尚书·酒诰》《尚书·梓材》。）
第二，大量的商朝遗民被迁离故地，被分散在宋国、鲁国等地。为了缓和商朝遗民的对抗心理，周公选择了商帝纣的庶兄微子，令其奉其先祀，在商朝先王的古都统治部分商朝遗民，并保留其原有的风俗，成为宋国。微子素有贤名，在商帝纣统治时期，微子见商帝纣酗酒残暴、不听劝谏、荒淫败国，于是隐居荒野，直到周武王灭商后才出来，主动归顺周室。周公很看重微子，通过成王的诰命，既肯定了商王室祖先汤的功德，赞扬了微子的德行，又要求微子慎重地执行政令，管束好宋国内的臣民，永远护卫好周王室。（注：见《尚书·微子之命》。）
第三，除卫国、宋国外，鲁国也有六个部族（注：《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的商朝遗民。鲁国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其封地是商代重要的东夷属国奄国所在地。这里的民众，既有商朝遗民，也有伯禽所带的周人，还有原来的奄国人，相互间的交流由此增多，有助于民族间的团结。由于伯禽是自己的儿子，周公更是严格要求，他叮嘱伯禽治理鲁国时必须谦恭待士、以德治国。《诫伯禽书》被世人尊为中国古代十大经典家训之一，在这篇家训中，周公对儿子说：“你到了鲁国之后，不要依仗自己是国君，就对士人傲慢。我是周文王的儿子，是周武王的弟弟，是当今周王的叔父，又辅佐天子治理天下，我的地位应该是不低了吧。可是我经常在洗头的时候，还因为怕怠慢来访的客人，多次握着湿头发去会见；在吃饭的时候，我也经常吐出口中的食物，赶紧去会见来客。即便这样，我仍然担心怠慢、失掉天下的贤士。”在这篇家训的末尾，周公又说：“《易经》上说‘谦卦亨通，君子最终吉祥’。《诗经》上说‘商汤谦恭不怠慢，圣明敬重之德日益提升’。这都是足以借鉴的！你一定不要以国君地位骄傲地对待贤士！”（注：见《说苑·敬慎》。）周公所说的贤士，大部分就是指商朝遗民中有德行、有见识的士人。这也是周公指导伯禽如何在鲁国治理商朝遗民的一大举措。
在实施以上三项措施时，周公的指导思想都是“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收拢商朝遗民的民心，便于治理，而且能够使周人继承商朝六百年来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四，周公在宋的西面安置了姒姓杞国、西南安置了妫姓陈国，并在北面安置了另外一些小国，使宋处在各诸侯国的包围之中，以期达到防范的目的。
其他诸侯国的分封，均采取自上而下、相互制衡的原则，起到既拱卫中央又控制四方、保卫疆土的作用。齐国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国，与鲁国相邻，彼此互相支持，加强了对东夷的控制。燕国是召公长子克的封国，紧邻北戎，因此燕国便兼有捍卫周朝北方领土的重任。其他诸侯国的分封，无不以此为原则。每一个受封的诸侯国都是周王室的地方代言人，他们必须忠诚于周王室，承担相应的义务，尤其在军事上形成对王朝的护卫。各诸侯国虽然享有相当的自治权力，然而，每一位新的诸侯国国君即位时，都必须得到周王的册命。诸侯国国君必须在固定的时候去朝见周王。除此之外，周王室通过任命诸侯国执政卿以及直接派遣官员监国等方式，实现对诸侯国的控制。
与分封制相辅相成的，是完备的宗法制度。周公试图将血缘亲疏关系引入政治领域，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由上而下、由近及远不断扩展，通过“大宗”“小宗”的从属关系，建成秩序井然、和谐共处的“家国一体”的政权。在同一宗族内部，以嫡长子为大宗，其余诸子为小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是等级从属关系，这样层层下推，一再分宗，形成了一系列大宗和小宗。整个政权也由这个原则建构的。周王是唯一的，也是绝对的大宗，各地的诸侯为小宗。而诸侯国内部，又以诸侯为大宗，他们再次分封的子弟为小宗。这些子弟还可以再通过分封，分出大宗和小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既是血缘宗法上的嫡庶大小关系，又是政治上的君臣上下关系。如此，周王室同姓之间的关系被理顺。
与此同时，“同姓不婚”的原则被实施。周朝禁止同姓之间通婚，周王室必须和异姓的诸侯国通婚，由此建立起姻亲关系。各级贵族也是如此，必须和异姓的贵族通婚。通过联姻，异姓贵族被纳入了周人的宗法体系。这里面当然也包括商朝贵族。各地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改变，民族间也多了亲戚血缘关系，以往对立的矛盾在情感的不断融合中得以消弭。
由此，周公建立了一整套由上到下、由近到远、由亲到疏，既有核心与重点，又遍及天下的治国体系，这在当时的世界，无疑是最为先进的。
分封制和宗法制的成功实施，消除了周武王在世时一直担心的问题，周朝政权最终稳固下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分封制和宗法制也深深地影响着以后的中国。
也许，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分封制和宗法制都是落后的、封闭的。特别是宗法制，曾成为中国进入现代化国家的巨大障碍。然而，在商末周初，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人们盲目地信仰鬼神，整个中国一盘散沙，民众多蒙昧野蛮、互相攻伐，抵御自然灾害的力量也很小，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保证，而周公所实施的宗法制使得人们的情感在人性的基础上得以有效融通，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政权从分散走向统一，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幅提高，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划时代的进步。
礼乐开启中国
在总设计师周公的策划与指挥下，周王朝已渐渐进入正轨，然而，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尚未完成。周公认为，要想长期稳固地统治各地，需要有一个稳固的中心。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天命只能降于处于天下中心——“中国”的王者。周朝原先的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西北）显然有些偏西，周需要在中心地带另建一个都城。洛邑正是商周时期天下的中心，营建洛邑的巨大工程由此开始。
周武王在世时就希望能在洛邑（今河南洛阳市洛水北岸、瀍水东西）修建新都，可惜没能实现，这一希望在周公东征后终于成为现实。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和占卜，周公将地址选定在洛水北岸。这里既离安置大部分殷民的卫国相距不远，同时又处在四方各国的中心，地势险要，交通便利，有利于管理。它将作为周朝的东都，与西部的都城镐京相呼应。
当周公决定开工后，举行了隆重的祭天仪式。此时用不着周公动员，各地诸侯就纷纷主动前来帮忙。周公召集诸侯与商朝遗民谈话，他没有忘记再次重申周朝立国的合理性，然后分配工作。
周公摄政的第五年，东都洛邑营建成功。其规模宏大，在大的王城的东边还建了一个稍小的城，又以方圆七十里的郛郭将两个城围在一起。洛邑建成后，周公把商朝的祭器、接受天命的象征物——九鼎迁到王城，使其正式成为天下政治的中心。他将曾经反对周朝的商民集中到这里，加以控制，周朝再无后顾之忧。直到此时，周公才认为，周朝算是真正建立起来了。所以，他将东都洛邑命名为成周，意思是周人的建国大业最终完成。当然，周公虽然摄政，但周王还是周成王，所以，周公都以周成王的名义来发布信息。
1965年，陕西省宝鸡县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我们称之为何尊。何尊造型古朴，工艺精美，尤其是一百二十二字的铭文，非常珍贵，记载了周成王继承武王之志、营建东都成周之事。其中写道：“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其意思是说：“武王攻克商朝后，就祭告上天，将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这也是古代第一次出现“中国”二字。武王的遗志最终在周成王时代由周公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件盛事。
接着，周公在成周洛邑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天下诸侯第一次被召集于洛邑，共同见证这一盛世之举，并以隆重的方式再次确认其封国。
洛邑南郊所设的“丘兆”，是用来祭祀上帝的，并以周的先祖后稷配享，以日月星辰和先王陪位。城内的太庙是祭祖先的庙，宗宫是专为文王立的庙，考宫是专为武王建的庙，路寝是王的住所。城内所立大社，是用来祭土谷神的。神坛用五色土筑成：东边青土，南边红土，西边白土，北边黑土，中央黄土。封诸侯的时候，诸侯就其所在的方位，凿一块土，放在自己国内的社上。所有这些，都让各方诸侯感受到成周洛邑的神圣不可侵犯，这里确确实实成了世人心目中的天下中心。然而，在所有的建筑中，周公最重视的还是明堂。
明堂呈亚字形，当中有五间内室，四周都是厅堂。外面有四方形的垣墙，东南西北各有一个大门。这里是发布命令和朝会诸侯的所在。洛邑建成后，周公大会诸侯，第一次宗祀文王，其仪式也是在明堂举行的。此前，周公已规定了祭祀的次序和祭品，制礼作乐。第一次在明堂宗祀文王，其意义显然不止于祭祀典礼本身，更重要的是让各诸侯了解礼、乐。在周公看来，礼、乐才是能够维系王朝长久的最重要的力量。
国学家钱穆及其学生姚汉源这样描述周公在洛邑第一次大会诸侯的情形：诸侯都穿着礼服，供奉祭品，恭敬虔诚地来陪祭，看到那里宫室有一定的制度，衣服有一定的等级式样，牛羊等祭品有一定的规定，宰杀剖割有一定的样子，甚至扫除废物，厨房的烹饪和布置，都有一定的仪节。到了里面，感觉到既庄严又美观。诸侯都接到王朝颁布的命令，然后参加祭典，谒见文王、武王的神主。据说那时的一千七百七十几个诸侯，都恭敬屏息，弦歌奏乐，称美先王。参加的每个人都具有一种肃穆的神情和一种和畅的意绪，同时惆怅地追思文、武，情动于中，行动声音自然和仪节乐歌相合。孔子说：周公德行，上格天，下动人，远播于各国，使人内心钦服。海外的人都来进贡，他确能把父兄的文德武功发扬光大。（注：见《周公》。）
周公所制的礼、乐，既集周历代先贤的传统，又从夏礼、商礼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使得中国自远古而启的礼乐萌芽，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最终成熟繁茂，使中国真正成为礼乐之邦，这才是周公最为重要的贡献。
如果说礼的本质是在等级“差异”中维护社会秩序，那么，乐则是靠音乐激起人们“和同”的情感，促使人们团结合作。礼与乐，二者不可偏废，合在一起，共同形成礼乐文化。
因为周公距我们年代久远，当时也没有什么音像设备，我们自然无从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周公所作的礼乐。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周礼》《仪礼》《礼记》等古代文献，去了解周公礼乐的基本内容。
《周礼》是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将贵族分成不同的等级，实行等级爵位制。自天子以下，王朝贵族分为公卿、大夫、士三级，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诸侯之臣又有卿、大夫、士的划分，各自适用不同的礼仪规定，不得逾越，以此来维持社会的秩序。
《仪礼》则将周人的一生与王朝的一切全部纳入礼乐范畴，周人视野的重心便真正由巫到礼，从鬼神崇拜走向人间礼治。周公为各种礼仪注入了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内涵。比方说，周礼中的“士冠礼”，原本是氏族社会的成丁礼，并不受到重视。而在周礼中，这一礼仪十分庄重，通过一道又一道仪式，使原本是孩子的人意识到，他将从此成为成年人。祝词中特别强调德行，多次郑重地告诫和祝福：“不要忽视你外表的威仪，要好好慎养你内在的德行。亲戚们都在场，以成就你成人的美德。愿你长寿吉祥，广增洪福。”（注：见《仪礼·士冠礼》。）这就是要告诉孩子，你会受到作为成年人而应得的尊重，但是也将承担更大的责任，只有注重品德，才可以福寿绵延。如此一来，周公之礼就不再只是周朝的典章制度、行为准则，它还将道德思想灌注其中。
在周公的礼乐世界里，既包括仪节、礼器、服饰、辞令、场所等和礼法相关的内容，同时每一个严格的礼法细节，无不寓有深远的人文内涵。这些礼义，重视天人和谐，重视民心所向，重视以德处世，规范人们的外在言行，更深入其内心，使其产生庄严、尊敬、责任、稳定、重德等意识，潜移默化消除自私、暴怒、浮躁、贪恋、怠慢等不良情绪，由此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促成了一个和谐而稳定的社会。
《礼记》更是阐述了周公礼乐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内涵，阐述了“致知、格物、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阐述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中和之道、中庸之道，阐述了中国人所向往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
虽然《周礼》《仪礼》《礼记》都非周公所作，但其源头却无不出于周公的礼乐制度，这些作品使我们间接地认识到周公礼乐的丰富与充盈。直到今天，当我们诵读这些古老的典籍时，仍然能感觉到周公的礼乐，尤其是其中的精神，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内心世界。
圣贤之路
《尚书大传》中，称周公在摄政的七年里，“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最终完成了周武王的遗嘱。在这个过程中，周公将全部心力都用在公务上，连吃饭都要被迫多次中断。周公因此成为世人的楷模，“周公吐哺”的故事世代传播。
当周王朝已十分稳固的时候，周成王也长大成人，周公兑现诺言，还政于周成王。此时，周公的地位已稳如磐石，然而，他毅然放弃了世俗的最高权力，心甘情愿地做周成王的大臣。
这是很多世俗、功利的人无法理解的，也许只有周公自己才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他最终还政于成王，不仅执行了周武王的临终遗嘱，更是完成自己最终的宏愿，使自己真正达到知行合一，最为彻底地贯彻了他自己制定的礼乐宗法制度，由此，他虽然不再是世俗之王，但成了万世景仰的圣贤。
杜维明如此评价周公还政于成王：“周公执政，在很多方面是不得已的，我想那时候武王已经很清楚，只有他（周公）才能继承王位，但是周公也知道，如果他继承王位，整个局势会有很大的变化，而且他也不一定能管理和控制好，所以他只能够摄政，但在这摄政过程中，他成为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包括成王本人。不管金縢事件是真还是假，至少我们想象它有这样一种可能，所以这样说来，周公的初心，是要为了周朝贡献他自己的力量，是为了公，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那么还有应该注意的是，权力是会腐化的，绝对权威是绝对腐化，当你得到最大的权威，要放，太难了。就是在这样的阶段，他愿意放弃，愿意让成王执政，而自己居于臣的位置，这不要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从人类史来看，都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他的选择，我相信虽然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对周代的国运，这样长久发展下去，起着极大的作用。在孔子看起来，这样的人物，就是典范和圣者。”（注：这是2015年4月杜维明接受《中国通史》摄制组采访时所做的部分答复。）
退休后三年，周公重病而亡。临终前他立下这样的遗嘱：“我死后埋葬于成周。我始终是成王的大臣。”然而，周成王将周公和祖父周文王、父亲周武王葬在一起，表明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周公的长子伯禽被分封在鲁国，周成王特别允许鲁国用“天子礼乐”来祭奠周公。
周公更受到历代中国人的尊崇，人们以建造凤鸣朝阳公庙来永远祭奠他，且习惯于将周公和孔子称为“周孔”，称他们为最伟大的圣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