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文学创作与英国文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狄更斯、康拉德、萧伯纳等作家的幽默文风让老舍十分喜爱，他在第一部小说中便尝试这种英国式的幽默并赢得了读者的肯定，为其后的写作奠定了基调。轻松的语调和漫画、夸张的语言技巧，制造出大量的喜剧场景，给中国读者带来会心一笑的全新阅读体验，这就是英国近现代文学的特殊魅力——幽默。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老舍把这种西方式的幽默文风与中国民间的幽默传统逐渐融合在一块，形成中国化的现代幽默小说，开创了民族文学新的发展路径。在《离婚》中，老舍描写张大哥“一生的事业就是做媒和反对离婚”，他的人生目标是“儿子读完大学，最好当个公务员，职位不能太高，混个科长就行；娶的媳妇不必太漂亮，能干家务，生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就行”。张大哥中庸保守的人生态度最后还弄出个新娘子坐上轿子上汽车的喜剧故事，让读者忍俊不禁。老舍小说的过度幽默也曾遭到批评，他曾试图改掉这“不良的”文风，但老舍浑身充满幽默的细胞，讲述故事已经到了流畅自如的境地，幽默的语言便汩汩而来。在《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柳家大院》以及自传小说《正红旗下》等描写下层贫民的人生故事中，依然不经意间便写出许多连珠妙语，创造了一种悲喜交融的“含泪的笑”。在小说结构上，老舍也喜欢英国“流浪汉小说”的叙述方式，围绕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将情节写得曲折起伏，精彩不断，故事线索简明单纯，有始有终，这种一气贯通的情节结构既塑造出形象分明、性格坚实的文学形象，也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心理。老舍从英国文学中受到启发，在民族传统中汲取营养，从借鉴中走向回归，找寻到一条既符合民族文化心理，又充分展现自我才华的写作路径，将中国文学引向了与世界文学交融发展的开放之路。
沈从文的从文之路历经坎坷，由于没有老舍直接面对西学的文化背景，其写作风格也与老舍形成较大差异。沈从文的文学素养更多源于传统文学的积淀，朴实、凝练的语言成为沈从文小说的基本特质，无论是环境描写还是人物的外貌、心理描写，沈从文都以旁观者的眼光从容叙述，形成客观写实的叙事风格，与传统文学的叙事方式较为一致。沈从文在故事讲述中，着重于对人物心理感受的描绘，常常通过对自然环境的勾勒和社会环境的描述，烘托出一种人物精神世界所依存的特殊氛围，创造出优美宁静的乡村生活意境。这种写实兼写意的叙事方法，分明有一种与传统文学不尽相同的内在气质，那就是深沉于字里行间的人文精神，这正是沈从文在创造社和新月社作家那里间接受到西学熏陶的结果。西方古典主义的文学理念使沈从文对语言艺术极为推崇和热爱，他总是透过简单朴素的文字，表达着对人类自由美好生活的渴盼与期待，因此，他总是描写平凡普通的小人物，着意展现他们身上自然质朴的乡土气质，让读者体验生命的自由与美好。对自然生命的尊重，对生命价值的人道关怀，这是沈从文对西方自由主义文学精神的自觉承袭，也是对文以载道的正统文学观念的一次突破和超越。
（二）文学语言的独特魅力
语言是文学精神的载体，也是作家文学风貌的全面呈现，正是因为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和艺术表现方式，人类的文学殿堂中方能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光辉，老舍和沈从文正是因其独特的语言风格而步入世界文学大家的艺术殿堂。
老舍小说有着极其浓厚的地方民俗色彩，他以北京地方语言为基调，用简明质朴的口语细致描写北京人的生活风俗，刻画他们在传统文化熏陶下延续和传承的生命感受和人生态度。民间口语的运用使老舍小说表现出相当独特的“京腔”和“京味”：张二和我的儿子同行，拉车。他的嘴也不善，喝俩铜子的猫尿能把全院的人说晕了；穷嚼！我就讨厌穷嚼，虽然张二不是坏心肠的人。张二有三个小孩，大的捡煤核，二的滚车辙，三的满院爬。（《柳家大院》）老舍小说的口语源于民间，同时又经过了自己的加工提炼，显得简洁利索，精练传神。《断魂枪》有这样一段：“王三胜，大个子，一脸横肉，努着对大黑眼珠，看着四周，大家不出声，他脱了小褂，紧了紧深月白色的腰里硬，把肚子杀进去，给手心一口吐沫，抄起大刀来。”这段精练到极致的语言是老舍对民间口语的生动呈现。老舍语言极具创造性，他选择了民间口语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常常通过人物间的对话表现出来，在《骆驼祥子》中，老舍描写虎妞见到落魄的祥子，马上放下筷子，招呼他吃饭：“祥子！你让狼叼了去，还是上非洲挖金矿去了？”“哼！”祥子没说出什么来。“你要是还没吃的话，一块儿吧！”“刚吃了两碗老豆腐！”祥子想要推辞。“过来先吃碗饭，毒不死你！”虎妞一把将他扯过去，好像老嫂子疼爱小叔子那样。几句对话，活画了虎妞大胆泼辣的性格，也体现了老舍小说含蓄生动、幽默风趣的语言特点。老舍小说简练叙事与生动描写正是作家对民族语言的深刻体验和感悟之后在民间生活中所获取的独特营养，他的口语化实践，是对民族语言的一次开拓和创新。
沈从文小说的语言更多地表现出传统文学的书面语特征：文辞简练，文风质朴，文法简明而规范，很少有华美的文辞修饰和冗繁的场景描写，与传统文学语言的神韵一脉相承。《边城》开端的一段文字是这样的：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条小溪，西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简洁明了的叙述中呈现出明快洁净的文风，体现了传统小说的叙事特色。在沈从文的其他小说中，也随时可以读到这样的语句：泊定的船太多了，沿岸泊，桅子数不清，大大小小随意矗到空中去。（《柏子》）杨家碾房在堡子外一里路的山嘴路旁，堡子位置在山湾里，溪水沿了山脚流过去，平平的流，到山嘴折弯处忽然急转，因此很早就有人利用它在激流处筑了一座石头碾房。（《三三》）沈从文在简洁明了的叙述中，有意淡化故事的传奇色彩，着力描述跟主人公生活看似不相关联的生活场景，将人物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空间，使人物的行为和情感态度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质，文字朴素，意境悠远。在《边城》中，作者以散文化的语言描写小镇人们宁静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慈爱友善的社会风情，勾勒了一个令人神往的边城世界。沈从文小说语言的古典神韵还表现在对人物的心理刻画上，喜欢以简练的文字加以描写，从旁叙述，侧面烘托，寥寥几笔，形神兼备。《丈夫》没有正面描写丈夫内心的痛苦与愤怒，而是客观冷静地讲述丈夫眼睛中看到的现实影像，让读者自己去体会主人公内心的酸楚。对翠翠爱情心理的萌动，作者也是写得出神入化，从不经意的言语到洗菜时的走神，到与爷爷的犟嘴和赌气，沈从文都以简单的文字自然描述，小女孩的朦胧爱情便跃然纸上。沈从文的小说语言继承了传统小说冷静平实古朴的白描风格，同时又打破了传统语言单一甚至单调的叙述语调，将叙述与描写有机融合，通过场景刻画渲染气氛，创造出独特的抒情氛围，使古老的民族语言重新焕发出活力与生机。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文学重要的发展时期，文学思潮的多元化促进了文学观念的不断更新，同时也催生出一批更有创作才华的青年作家，老舍和沈从文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在个人的文学探索中自觉地把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学作为了创作的基石，并以现代的眼光审视历史和反思现实，从中思考民族文化的重造与民族文学重建的重大问题，表现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充分肯定和对民族身份的执著认同。正是老舍和沈从文对民族文化生动的描绘和不遗余力的审美重建，使延续数千年的民族传统在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中得到了生动的再现，其成功经验也成为后来者发展创建现代民族文学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三节）曹禺：《雷雨》现代性主题的多重内涵
五四新文学源于新文化运动，这便决定了新文学建设的现代性本质。早期艺术工作者在译介西方戏剧作品时利用话剧演出的特殊形式，将启蒙思想和政治革命的内容融入其间，不仅直接推进了政治革命的进程，也为其后戏剧艺术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在新文化运动中，戏剧创作和演出作为先进和开放的文化符号深受新青年的喜爱，许多新青年尤其是直接接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投身戏剧创作和演出活动。正是他们的努力开拓，西方戏剧作为文化革新和文学革命的重要文体形式才由此在东方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1934年初，曹禺创作并发表《雷雨》《雷雨》发表于《文学季刊》1934年第1卷第3期。，在文学界产生巨大反响，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构思和极具个性化的戏剧语言卓然立于众多戏剧作品之上，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创作在向西方学习借鉴的历程中走上了成熟的发展阶段。《雷雨》不仅在艺术形式上具备了现代佳构剧的诸多要素，更重要的是，曹禺通过这一作品，将西方文学中特有的人文主义精神熔铸其中，表达了对专制主义的反抗和个性解放的现代性主题，通过剧中人物心理世界的生动刻画，表现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复杂性以及生命意识的悲剧感，从而使《雷雨》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创作中最具现代性特质的优秀剧作。
一、新与旧：人道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激情碰撞
16—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文化思潮高扬个性解放的旗帜，弘扬人的主体性价值，推进了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现代性作为“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且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6页。对东方文明产生的巨大冲击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显著的印证：新文学作品大张旗鼓地描写青年一代的自由恋爱，极力控诉传统家族制度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极富现代色彩的词汇成为新青年反封建文化的有力武器。从鲁迅到郭沫若，从巴金到曹禺，他们正是受到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巨大影响、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对人性的压迫而走上文学道路的。在《雷雨》中，曹禺通过一个特殊的家庭悲剧，满腔激情地控诉了家族制度的罪恶，表达了人性解放、个性解放的启蒙主义主题。
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重要表征，也是中国历史稳定发展的内在秘密。“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家族政治的兴衰史”李军《“家”的寓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17页。，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弥散在中国传统家庭的每个角落，长幼尊卑，等级分明，“克己复礼”的儒学理念到宋代以后被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地步。年轻一代不仅无力选择个人的前程和婚姻幸福，家中的女性更是遭遇重重压迫，“男尊女卑”的文化观念、“三从四德”的家规礼教彻底窒息了她们对生活的热情和理想，成为家族繁衍存续的生育工具。专制主义的暴政历史在经历儒家礼教的融入后，渗透到社会的细胞——家庭之中，尊卑贵贱的等级理念被灌输到每一个家庭成员中。《雷雨》中的周家，正是中国数千年封建家族制度在20世纪的残存。周朴园是家中的老爷，具有中国传统家族制度中封建家长的典型特征：唯我独尊，自大专横。他对妻子和孩子颐指气使，绝不容许旁人提出任何异见，他要求别人绝对服从自己，妻子和孩子都必须严格按照传统的家规礼教约束自己。在周朴园的严厉管束中，周家形成了等级分明的家庭秩序：老爷（周朴园）为尊，太太（蘩漪）次之，儿子再次之，至于家中的管家（鲁贵）和女佣（四凤）更是属于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下等人，毫无人格尊严可言。
周家这个小社会，其实就是中国大社会的缩影。在周家，周朴园的权威无人匹敌，如同中国的皇帝权力无边，家中成员对周朴园的服从犹如朝廷众臣对皇帝的臣服。《雷雨》中的周朴园正是这样一个专制文化的产物，他把个人意志凌驾于他人之上，把个人权威视为不可冒犯的天条，当他要求妻子蘩漪喝药遭拒时便怒不可遏，当面要儿子下跪求母亲喝下：“你要给孩子们做一个服从的榜样！”曹禺通过剧中人物的心理感受，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家族制度的专制本质，尤其是周朴园强迫妻子喝药这一幕生活场景，更是满腔悲愤地控诉了家长专制给家人造成的精神痛苦。
礼教文明的华美外衣无法掩饰家族制度的腐朽与罪恶。在封建家庭内部，多少家长滥施淫威，毁灭了子女和家人的幸福，也有多少封建家长道貌岸然，口口声声要子女们遵从家规礼教，自己却三妻四妾，道德沦丧。封建家族制度的腐朽与罪恶在《雷雨》中得到深刻的表现。周朴园年轻时便是有钱人家的花花公子，他引诱侍女梅侍萍并致其怀孕生子，当父母不允许他与出身低贱的女子结婚时，他便冷漠地抛弃发妻和出生不久的第二个孩子，跟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子结了婚，侍萍走投无路，只能投河自尽。封建旧家庭的纨绔子弟和家族制度的包办婚姻合谋制造了一幕血淋淋的生命悲剧。周朴园后来到北方开矿，成为当地有名的资本家，但他身上却承袭了家族制度专制主义的文化基因，处处强调道德礼教，对家人和孩子疾言厉色，冷漠无情，失去了一个父亲和丈夫最基本的人情人性。不仅让儿子对他深感畏惧，更让年轻的妻子蘩漪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正是在貌似道德楷模的周家，却上演着最不道德的乱伦悲剧：大少爷周萍先引诱后母，将她推到“母亲不像母亲，情人不像情人”的地步，继而移情四凤，与同母异父的妹妹发生恋爱，因血缘乱伦造成难以承受的人生悲剧。周萍的“罪恶”显然与周家这个特殊的家庭环境相关，家长专制的冷酷无情，封建礼教的虚伪作态使家庭内部矛盾重重，腐朽不堪，封建文化一旦遭遇个性解放思想的撞击和人道主义光芒的映照，其腐朽和罪恶便暴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