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作品善于从旧家庭的内部生活入手，精细地刻画人物内心的复杂感受，写出地道的中国式的人生世相，写出一群在旧家庭转型时期小人物的命运挣扎，以及由此而生的精神变态和心灵扭曲，展示了中国传统“酱缸文化”的内部特征，仁义和睦的外表下处处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生存竞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生活在一个典型的旧家庭中，兄弟姊妹多，排行第六，因不满丈夫的恶习，在娘家人的支持下与其离婚。回到娘家后才知道父母和兄嫂们并非真心欢迎自己，离婚后的那笔积蓄被他们拿去炒股亏掉后，大家开始觉得她是家中的累赘，连母亲也把她看成吃闲饭的多余人，数年之后丈夫死去，娘家人甚至怂恿她回去复婚以继承遗产。白流苏所期望的兄弟姊妹和睦相处，父母亲对子女一视同仁的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不过是虚幻的想象，现实的真相是每个人都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奔忙，兄嫂们为小家利益而排挤她，父母们为大家利益而冷落她，白流苏最终被逼得走上了并不情愿的寻婚之路。她的传奇式的爱情经历不过是与中国式的家庭制度的命运抗争中，一次偶然成功的冒险而已。《金锁记》一开端就将镜头对准这样一个旧式家庭：曾经是个官宦之家，眼下已经不可挽救地走向败落，家庭成员众多，全都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靠着祖上的财产坐吃山空。为了在二老死后多分得一点遗产，一家人表面和睦相处，背后全都闲言碎语，钩心斗角。丫环间说闲话，妯娌间闹别扭，公子少爷到处闲逛，媳妇想方设法在婆婆面前争宠。这样的家庭生活正是旧时代小康人家的典型写照。《金锁记》的成功在于作者揭穿了中国传统家庭生活温情脉脉的面纱，写出了封建家庭伦理背后戕害人性、令人震惊的残酷真相，这正是张爱玲对以孝悌廉耻为核心的家庭传统文化最生动的写照，也表现了作者与五四文学的反封建精神一脉相承。
张爱玲对传统的承袭更多地表现在她笔下的人物从外貌到心灵的中国化描写上。请看曹七巧刚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形象：
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四下里一看，笑道：“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谁教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张爱玲《金锁记》，《传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0页。
打扮的周正与言语的尖刻两相映衬，活画了一个旧式女子在高墙大院中磨炼出来的泼辣本性，与《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有神似之处。而《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在家庭中的复杂感受则写得活灵活现。她是一个新时代的旧女性，受过新式教育，渴望追求个人幸福，可是却像一只羊羔，困在阴暗潮湿的高墙大院中，无声无臭地消磨着美丽的青春。她被迫嫁人，被迫回家，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处处忍受着家人的奚落和冷落，当与家人的矛盾最终爆发出来以后，只能破釜沉舟，将自己嫁出去。明知范柳原是个花花公子，明知爱上他不可依靠，没有希望，但恶劣的生存环境却逼着她一步步走上冒险的绝路。《怨女》中的银娣是曹七巧的加长版，小说一开端就描写了银娣的生活环境，她能干，泼辣，有主见，甚至有自己的爱情理想，但却经不住媒人的攒掇和父母兄嫂的一番劝说，答应嫁到姚家做残疾二少爷的少奶奶。柴银娣的心理性格非常符合小作坊主女儿的特点，既渴望真心的爱情，又期待攀上大户人家，从此改变受穷的命运。在后来的命运变故中，银娣的结局几乎和曹七巧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怨女》的生活场景描写更细致，实景描写随处可见，更具有中国旧家庭的生活氛围，为主人公的悲剧性格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作者善于讲述中国女性别样人生又一个很好的实例。与早期作品相比，人物形象更具有写实性特征。
故事情节的传奇性与叙述语言的写实性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基本特点，张爱玲从小涉猎古代话本小说，对《红楼梦》尤其着迷，她的创作在情节构思和细节描写上深深地打上了古典小说的印记。《金锁记》讲述的悲剧故事在旧时代比比皆是，人们几乎习以为常，但张爱玲却看见了其中被人忽略的人性的弱点，从金钱与情欲的冲突揭穿旧家庭戕害人性的严重恶果，曹七巧毁坏儿女婚姻幸福的变态行为，达到了传奇小说令人震惊的特殊效果。《倾城之恋》描写白流苏和范柳原在战火中获得婚姻的圆满结局，既有情节的突转，让人深感意外，也迎合了大多数读者渴望大团圆结局的心理期待。《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薇龙的人生改变也让读者颇感意外，梁太太以侄女作诱饵，为自己寻找“可靠”的情人，真要让读者大跌眼镜。在《十八春》中，蔓桢的爱情遭遇颇为曲折，她虽然渴望自由恋爱，却又因贫困的家庭所牵累，遭遇了来自姐姐甚至母亲的共同谋害，这样的爱情悲剧情节突兀，明显具有古代话本小说在情节处理上的转合技巧，把它视为通俗小说也未尝不可。
最能体现张爱玲传统文风的莫过于小说的叙述方式。无论是情节的展开、发展，还是人物间的矛盾与冲突，作者均不露声色，以写实的态度冷静地予以叙述。借用传统小说的叙述角度和叙述语调，以客观冷静的细节描写构成作品的血肉，将旧家庭生活的诸多风景一一展示在读者眼前，让人感到她的小说是一幅自然流动的生活画卷。《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在叙述方式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开端对旧家庭生活场景的描写，将人物内心感情的痛苦情状不着痕迹地显现出来，这种侧面入手、场景烘托的方式与《红楼梦》这样的小说有着直接的联系。语言的白描化更凸现了传统小说的神韵，对人物动作的简练描写，对人物对话的准确再现，对人物着装和生活场景的细致勾勒，都表现了张爱玲对古典小说的特别钟爱。《金锁记》描写曹七巧对姜季泽的那份难以掩饰的情欲：
季泽先是愣住了，随后就立起来道：“我走。我走就是了。你不怕人，我还怕人呢。也得给二哥留点面子！”七巧扶着椅子站了起来，呜咽道：“我走。”她扯着衫袖里的手帕子锬人，哪禁得你挑眼儿？七巧待要出去，又把背心贴在门上，低声道：“我就不懂，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季泽笑道：“好嫂子，你有什么不好？”七巧笑了一声道：“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张爱玲《金锁记》，《传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7页。
几句简单的对话，写出了主人公多年压抑的内心苦闷。其文笔的简洁，深得古典小说的写作神韵。《怨女》对旧家庭生活移步换景式的描写，甚至可以当做一部现代《红楼梦》来阅读。鸳鸯蝴蝶派作家对张爱玲的赏识，正是因为从她身上找回了传统文化的影子。
二、不可抵御的现代诱惑
张爱玲家庭出生的特殊性令人羡慕，但身处其中却无法体验生命的欢乐，旧家庭的奢侈与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衰败给张爱玲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她没有经受大多数穷苦孩子的生活贫寒，不必为个人的生存而焦虑，然而父母的不和又使她得不到家庭的温情，感受不到父母的关爱，不得不从小就承受了一个孩子不该承受的生命之重。因母亲过早离开家庭，张爱玲很小就拥有比同龄孩子更深刻的孤独的体验，母亲回国后又给她的生活带来新的变化，西方文化的诸多生活方式被强加在她的身上。这种个体经验渗透到后来的创作中，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是潜入到作家的无意识中，形成特殊的诉求冲动，最终通过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那么张爱玲的这些经验无一例外地在她的作品中成为潜在的母题。因此，张爱玲并不是一个鸳鸯蝴蝶派的新生代作家，她吸收传统，只是因为她的根生长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她要借这肥沃的土壤生长出更加鲜美的果实。西方文化和都市文明给她创作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她的小说大多描写传统家庭在新旧文明双重夹击下的生活，写家庭成员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窘迫和困惑，不仅写出了旧家庭不可挽回的颓败命运，也表现出所谓都市文明给新家庭带来更多的尴尬与困境。
张爱玲总是把主人公置于现代文明的理性观照之下，对传统伦理与道德维系下的家庭关系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她描写主人公坎坷的人生经历，无意骗取读者的眼泪，而是试图解剖深藏的人性奥秘，揭示人生苍凉的哲学意蕴。这与传统小说的“传奇”故事表达道统思想的创作指向大相径庭。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已经远不是《红楼梦》中那一群藏在深闺大院里挥霍享乐的花花公子，或者自怨自艾的寂寞女性。曹七巧身上浸透了资本世界带来的铜臭，对金钱的占有欲使她失却了母亲应有的本性；白流苏渴望着自由恋爱的幸福，幻想在爱情的滋润下摆脱家人带来的苦闷和压抑；淳朴少女葛薇龙也经不住花花世界的诱惑，在姑妈的教导下很快成长为一名上流社会的交际花。这是一群新时代的旧女性，殖民文化和洋场生活带来的冲击使她们失去了旧式家庭的依靠，不得不通过个人奋斗和挣扎来维护自我生存的权利，她们的“突围”表演一方面让人感受到女性生存的无奈，一方面也表明旧的家族制度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这是张爱玲对传统小说道统观念的全面超越。至于《封锁》中吕崇真与吴翠远的邂逅，《心经》里许小寒的恋父情结，以及《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宝对烟鹂、娇蕊两个女人的情欲表现更带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印记，进一步显示出张爱玲对待西方现代文化的心理认同。
都市生活是张爱玲小说的重要题材，张爱玲把都市男女平凡普通的生活当做了“传奇”的题材，正是因为她从中发现了别人习以为常见惯不惊的东西，在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中，表现着生命的冲动和私心。《琉璃瓦》对所谓的现代家庭关系作出了独特的描绘，父母对儿女的私心总是掩盖在亲情关怀的名义下，女儿们的回报则让父母大失所望，她们的自私毫无遮掩，毫不顾忌，这就是现代都市文明教育的结果。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少女葛薇龙被姑妈所拉拢和腐蚀的过程，其实就是殖民文化对东方传统文明彻底颠覆的形象暗示，个体潜在的欲望一旦被现代文明的启蒙主义话语所开启，便迅速走到了个性主义的另一面，——恢复了生命自私的本性。
张爱玲对人性的刻画是入木三分的，从旧式家庭的高墙大院到沪港都市的洋场生活，她始终没有忘记人的个体生命所遭到的压抑和扭曲，这种看不见的力量是张爱玲最感兴趣的话题。她从个人的经验感受出发，撕破了旧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揭穿了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桎梏和戕害，在她的代表作《金锁记》中，曹七巧因个人生活的挫折而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变态，她得不到正常的情爱生活，便转而占有和攫取金钱。为了守住用青春和生命换来的钱财，她毁灭了儿子的幸福，扼杀了女儿的婚姻，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守财奴。我们看到曹七巧的心理变态自有其内在轨迹，她的极度自私不过是几千年来畸形的社会文化在一个旧家庭中的正常表现而已。传统文化宣扬的伦理孝悌、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正是孕育这种变态生命的文化土壤，旧家庭不仅是中国人尔虞我诈的人生角斗场，也是生命自私和冷酷的最佳表演之地。《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徘徊于旧家庭到洋场生活的十字路口，她有自我意识觉醒后的追求，更有传统伦理束缚下驱之不去的痛苦，在爱情生活这袭“华美的衣袍”张爱玲《天才梦》，《张爱玲散文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页。下，她迷幻、渴求，又充满隐忧，既想摆脱家人的冷言冷语带来的精神折磨，又不愿跳进别人为她设置的火坑。范柳原这位花花公子显然成了白流苏这种旧家庭淑女生命活动的一面镜子，在它的反照下，情感的复杂和人性的私心暴露无遗。
张爱玲对生命意义的探求并不止于现实层面，她把个体生命感受和普遍的生存价值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经历的人生经验同生命的哲学思考联系在一起，以独特的文本形式阐释了自我生存的荒诞感和虚无主义的存在本质。生活因琐碎而真实，生命却因琐碎而平庸，都市男女为自我生存而忙忙碌碌，甚至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算计别人，不过是在人生的悲剧舞台上所作的无谓的挣扎。生命之流总是不经意地从快乐的、伤痛的、精明的、愚蠢的人们身旁一闪而过，人间的喧嚣被涤荡一空，从不留下任何痕迹。白流苏的传奇般的爱情经历其实不过是人生命运无法把握的形象暗示。张爱玲高屋建瓴般地俯瞰芸芸众生，不露声色地把个人情怀诉诸笔端，读者却从她笔下的人物中感受到了生命的苍白和难以承受的悲凉。《金锁记》中旧家庭无以挽救的败落与曹七巧的孤独绝望将生命的苍白演绎得无比真切。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在为自我生存而挣扎，为了抓住那一根活命的稻草——金钱，他们宁愿舍弃一切：道德、伦理、亲情，甚至良知，把自我变成一个赤裸裸的物质机器。白流苏对爱情的渴求既是出于生命的冲动，也是她遭到现实压迫后迫不得已的选择，为了获得婚姻的暂时庇护，白流苏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俯首就范。《倾城之恋》对爱情的描写是对生命意义的一次形象阐释：人生来就行走在一个冷漠的荒原上，途中充满危险的陷阱；幸福只是一种虚幻的想象，它经常成为人们自我安慰的谎言；人生不可能找到真正的爱情，因为它不过是男女衣食的一件外衣，人们只是要借此来逃避孤独而已。张爱玲作品因对人性的深刻挖掘而留下了现代哲学“幽远苍凉”宋家宏《走进荒凉》，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第141页。的悲剧主题。
三、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