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的探索为稍后的另一位作家沈从文做出了榜样。沈从文在北京求学期间，受到新月社作家的影响，并陆续在《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作品。他的小说主要描写湘西民间生活，与同时代的乡土作家不同，沈从文受到自由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推崇文学的审美理念，希望通过文学特殊的审美形式建构另一个理想的人生世界。于是在描写湘西下层农民和船工水手的生活时，沈从文并不正面描写他们承受现实苦难的精神痛苦，而是以简朴从容的文字，着力刻画他们正直坚忍和淳朴豪爽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对湘西少数民族生活的描写，则极力渲染环境的优美，风俗的淳朴，赞美他们对待爱情的真率和执著，通过对边城地区独特的民俗风情的描绘，来表现对人生意义的审美寻找。沈从文对乡村文化的热爱和对乡村民间生活的赞美是他重建民族文化的另一条路径：在写实与写意相互交融的文本建构中，表达了对生命自由的向往和追寻。独立的文学精神与优美的文学体式交互融合，表达了作家强烈的文学主体意识和现代文本意识，这是沈从文作为京派作家与20世纪其他中国文学作家的重要区别。
（二）现代主义的借鉴与探索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缘起于19世纪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西方逐步进入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化时代。工业发展带来了经济的突飞猛进，也造成了难以预料的现代化后果：商业文明对传统人伦道德的冲击，物欲膨胀造成精神的空虚和人性的异化扭曲，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由此展开。以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叔本华的生命哲学为发端，西方文化界陆续展开一场反“现代性”的现代主义运动。艺术领域出现了印象画派，文学领域则出现了象征主义诗歌，1886年法国诗人让？莫雷亚斯在《费加罗》报上发表象征主义诗歌理论宣言，标志着现代主义的正式诞生。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艾略特的《荒原》将象征主义的本质——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反叛表达得淋漓尽致，它们以其强烈的反传统主张开创了全新的艺术世界。他们一方面宣称艺术的唯美主义本质，一方面主张将艺术表现的主体聚焦于人的精神世界，着重表现外部生活给人造成的精神痛苦，以及不可逃避的生命悲剧。当20世纪初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广为流布之后，现代主义形成一股汤汤洪流，逐步成为西方世界文学艺术的主潮。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生和发展之时，中国文学刚刚走上现代演进的第一步：由传统的文言文学向现代白话文学变革，在建设现代民族新文学的目标上，新青年毫不犹豫地将西方文学作为榜样，无论是文学精神还是文学形式都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态度，广泛吸收，兼收并蓄，现代主义也成为中国作家关注的目标，并在早期的文学实践中有所表现。鲁迅对尼采的超人哲学感悟甚深，在文学革命之后还翻译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散文诗创作中体现出强烈的悲剧哲学色彩，表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技巧。创造社作家的艺术主张，毫无疑问直接受到了西方表现主义艺术理论的影响，他们对艺术创作满腔激情的宣言和告白，与19世纪末期唯美主义作家的主张如出一辙。李金发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极感兴趣，尝试用意象化的方法写诗，20年代中期出版诗集《微雨》，诗歌意象含蓄晦涩，被人称为“诗怪”。20年代末期，刘呐鸥创办《无轨列车》，介绍法国和日本的新感觉主义小说，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正式登陆中国文坛。1932年施蛰存创办《现代》杂志，是中国文学由写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裂变的重要标志。以象征主义为主要表现方法的现代派诗歌在上海和北京两地得到文学青年的青睐，戴望舒、卞之琳等人的诗歌探索得到读者的推崇，小说领域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他们对金钱造成的人生罪恶和精神痛苦进行了多方面的心理刻画，描绘了一幅独特的都市风景画。施蛰存则沿用传统叙事方法突入到人物潜意识中，描绘了人类隐秘的内心世界，形象地演绎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构成了3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另一类小说形式：心理分析小说。3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在抗战时期依然能够看见其存在的痕迹，西南联大的辛笛、穆旦等人对意象派诗歌孜孜以求，创作了大量带有象征、隐喻的现代主义诗歌作品。沦陷区的张爱玲对现代主义的精神品质有着深刻的感悟，她在其旧家庭生活题材的创作中，大量运用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创造了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叙事艺术，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从民族性向现代性演进最为独特的作家。
20世纪下半期，中国文学由于政治的剧烈冲突形成内地和台港等地缘政治，内地文学在政治的强力推进中走上了回归现实主义的道路，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采取了关门和屏蔽的策略。直到80年代政治改革带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现代主义才重新正名，被一些有创建主张的中青年作家学习、模仿、借鉴，经历从朦胧诗到现代派的理论论争之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技巧被不断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到80年代中期再度形成了现代主义的创作热潮。小说领域青年作家异军突起，刘索拉、马原、莫言、残雪对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的众多流派学习模仿，创造了中国化的荒诞派小说、意识流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诗歌领域大批青年诗人锐意探索，从朦胧诗到后朦胧诗，从象征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解构主义，从进入历史到解构历史，短短十余年时间，中国诗坛就在急风暴雨般的文学革新浪潮中完成了自我蜕变，走上一条创新发展之路。在戏剧领域，同样出现了一批现代戏剧的探索者，高行健的《绝对信号》《车站》等作品引发了后来者对现代戏剧的创作热潮，沙叶新、锦云、刘树纲、陈子度等人先后创作了大量探索戏剧，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向现代主义的靠拢。80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从总体上来看处于学习和模仿西方现代主义的过程中，其间取得了不少令人赞叹的文学成就，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和缺点，这与中国20世纪后期经济关系处于转型、政治结构逐步调整的现实环境关系密切。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西方资本社会的工业革命过程，在文化领域也没有形成真正具有现代哲学品质的艺术作品，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的普遍困惑，成为90年代文化思潮转向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块软肋。
（第四节）20世纪中国文学民族性现代演进的内在张力
中国文学自古就形成了关注社会、体验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动荡变迁的历史进程保持了精神上的同步交流。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40页。，强调文学的现实参与性。关心民生疾苦，参与社会变革，表达个体生命体验，构成中国传统文学民族性的深刻内涵。儒家思想、道家哲学和佛教教义还相互交融，形成“儒释道”互补的文化特征，创造出东方文化特有的民族性“风骨”。传统文化的内在品质对民族生活形成全方位的影响，中国文学以一种独特的语言形态，承载了中华文化特有的民族性传统。而文学的民族性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礼乐教化的伦理观形成文以载道的文学理念，一是中庸之道的哲学观形成温柔敦厚的审美传统。然而更为隐蔽的后果是，儒家文化宣扬经世致用的文学观亦造成文学无法摆脱对政治的依附地位。
文学形式的民族化在长期的文学实践活动中被不断拓展和建构，和谐、整齐，含蓄简练、意境深远，形成了中国文学特有的美学范式。20世纪中国文学无论从文学精神还是审美形式看，都承袭了中国文学的内在品质，民族文学的基因渗透在知识分子的血液中，使新文学作家冷静地清算历史，抛弃其中的文化糟粕，传承其中的优秀文明，创造了新时代的民族文学。忧国忧民的家园意识中增添了西方启蒙文化所催生的个性解放与民族独立的时代精神，文学形式也并不停留于简约含蓄的审美范式中，真诚真率的文风和细致繁复的刻画也为中国作家所欣然吸纳。文化传统和现代变革的双重合力，给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带来极其丰富的审美内涵，同时也造成其不断流动和变化的动态张力，守成与革新的观念冲突，互补与同构的政治冲撞，高雅与通俗的审美对立，构成中国文学在20世纪发展历程中最为显著的张力表现。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民族性的内在品质，离不开对其生成规律的考察，需要对其内部动态张力作深入剖析。
一、守成与革新：文学观念的新旧分歧
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集权特征，文化也与之相适应，以促成社会的和睦与稳定。儒家倡导“中庸”、“和谐”的文化理念因符合历史脉流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品质，文学创作中也形成“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端庄、静穆的审美传统。尊奉先民、崇尚古风是中华文化保守性的重要表征，也是中国文学民族性的内在特质，因此文化的变革、文学的更新历来都是在与过去的传统文化的艰难较量中缓慢前行的。到19世纪中后期的鸦片战争时，中国第一次遭受西方洋枪洋炮的打击，西方现代文明以一种血腥、残酷的方式进入封闭自守的东方帝国，促成了以发展近代工业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也随之而来，这必然将动摇中华传统平和保守的文化根基。以启蒙为核心的现代观念虽然遭遇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抵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成为晚清政府抵御西方文化的基本策略，张之洞《劝学篇》，原话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梁启超转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参见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8页。然而，梁启超、严复等人对西方法制理念的传播和科学精神的倡导，依然促成了现代文化在古老的东方大地萌芽。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最终以暴力革命的激进方式，摧毁了数千年的封建皇帝专制，政治制度变革为古老的民族复兴带来了希望，也让部分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近现代科学知识和文化思潮时把思想启蒙视为民族文化重建最重要的工作，从而对古老的文化传统展开了全面的清算。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公开提出改造传统文化的主张。新青年对儒家封建礼教和传统道德进行猛烈批评，指出其压制思想、戕害人性的严重后果，提出“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的主张。他们指出儒家礼教宣扬的道德观正是传统文化的糟粕，需要彻底清除，要激活古老的民族文化，发展新时代的民族文学，必须铲除作为专制传统的文化载体——文言文，以全新的现代文明改造陈腐的传统文化。新青年以前所未有的激进姿态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新运动。文化的民族性传统与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追求在历史转型时期因空间的隔膜产生时间的滞差，新青年的文化革新主张引来传统文化守护者们的反感和愤怒，北京大学的刘师培、林纾等人针锋相对，创办《国故》月刊，将传统文化尊崇为“国粹”，指责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是毁宗谤祖的“禽兽行为”，把白话文称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林纾《致蔡鹤卿书》，载《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而不屑一顾，表现出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新文学阵营对复古派的守旧言论予以猛烈批驳，陈独秀、吴虞、鲁迅、周作人等纷纷发表文章指斥“国粹派”思想的保守与反动，阐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由于新文化阵营十分强大，守旧派的反对之声很快被新文学思潮所淹没，白话文学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取代传统文学成为20世纪的文学主流。
然而，文学观念的现代演进并非一帆风顺，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中国孕育了大量固守“中学”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对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个性解放”和新文学作品宣扬的“自由、博爱”等西方现代文化元素十分不满，先后站出来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进行指责和批评。先是南京东南大学的教授吴宓、梅光迪等人创办《学衡》杂志，批评新文化运动“弊端丛生，恶果立观”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载《学衡》1922年1月创刊号。，接着章士钊代表国民政府并以《甲寅》为阵地公开宣扬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否定新文学取得的成就。这种论调显然是传统文化中心论的旧调重弹，与现代“进化论”的文化观念格格不入，因此遭到新文学阵营的严厉批驳，沈雁冰、郁达夫、鲁迅等人先后撰文批驳学衡派和甲寅派陈腐的文化观和文学观，讽刺他们的语言硬伤和学理肤浅，参见沈雁冰《写实小说之流弊》，载《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11月1日第54期，鲁迅《估学衡》，载《晨报副刊》，1922年2月9日。在20年代新文学发展的初期，再度形成文学观念的“新”“旧”交锋。新青年与守旧派形成的水火不容之势，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西方现代文学理念的隔膜和分歧。儒家文化倡导的中庸之道历来是中国文化的立足之根，渐行渐进的文学改良也是文学发展的核心精神，当新青年全面接受人道主义的启蒙思想，以进化论的眼光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并试图加以改造时，必然与封闭保守的“中学派”形成文化观念的正面冲突，导致文化肌体的剧烈震颤。守成者试图阻止革新派的文化冒险，革新者则要推倒守旧派的文化阻拦。正是这种文化观念的巨大分歧和文学思想的张力冲突推进了20世纪中国文学民族性朝着现代性方向迅速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