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前代史家，或不认识他的价值，或把他的动机看错了，因此所记的事迹，便有偏颇，不能得其真相。这类事实，史上亦很多，应该替他改正。譬如提倡新法的王安石，明朝以前的人都把他认为极恶大罪，几欲放在奸臣传内，与蔡京、童贯同列。《宋史》本传虽没有编入奸臣一类，但是天下之恶皆归，把金人破宋的罪名亦放在安石头上。这不是托克托有意诬蔑他，乃是托克托修《宋史》的时候，不满意安石的议论在社会上已很普遍了，不必再加议论，所载事迹已多不利于安石，读者自然觉其可恶。但是我们要知道王安石绝对不是坏人，至少应当如陆象山《王荆公祠堂记》所批评，说他的新法，前人目其孳孳为利，但此种经济之学，在当时实为要图。朱子亦说他“刚愎诚然有之，事情应该作的”。他们对于安石的人格，大体上表示崇敬。但是《宋史》本传那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认为有改作的必要。乾嘉时候蔡元凤（上翔）作《王荆公年谱》专门做这种工作，体裁虽不大对，文章技术亦差，惟极力为《荆公》主张公道，这点精神却很可取。又如，秦代开国功臣的李斯，为二世所杀，斯死不久，秦国亦亡。汉人对于秦人，因为有取而代之的关系，当然不会说他好。《史记》的《李斯传》，令人读之不生好感。李斯旁的文章很多，一概不登；只登他的《谏逐客书》及《对二世书》，总不免有点史家上下其手的色彩。他的学问很好，曾经作过战国时候第一流学者苟卿的学生；他的功业很大，创定秦代的开国规模；间接又是后代的矩范。汉代开国元勋如萧何、曹参都不过是些刀笔小吏，因缘时会，说不上学问，更说不上建设。汉代制度，十之八九从秦代学来。后代制度，又大部分从汉代学来。所以李斯是一个大学者，又是头一个统一时代的宰相，凭他的学问和事功，都算得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很值得表彰一下。不过迟至现在，史料大都湮没，只好将旧有资料补充补充。看汉人引用秦人制度的地方有多少。也许可以看出李斯的遗型。总之李斯的价值要从新规定一番，是无疑的。
（3）为一种陈旧观念所束缚，戴起着色眼镜看人，把从前人的地位身份全看错了。这类事实，史上很多。应该努力洗刷。例如曹操代汉，在历史上看来，这是力征经营当然的结果，和汉高祖、唐太宗们之得天下实在没有什么分别。自从《三国演义》通行后，一般人都当他作奸臣，与王莽、司马懿同等厌恶。平心而论，曹操与王莽、司马懿绝然不同。王莽靠外戚的关系，骗得政权；即位之后，百事皆废。司马懿为曹氏顾命大臣，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这两人心地的残酷，人格的卑污，那里够得上和曹孟德相提并论？当黄巾、董卓、李催、郭汜多次大乱之后，汉室快要亡掉；曹孟德最初以忠义讨贼，削平群雄。假使爽爽快快作一个开国之君，谁能议其后？只因玩一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竟被后人搽上花脸，换个方面看待。同时的刘备、孙权，事业固然比不上曹操的伟大，人格又何尝能比曹操高尚？然而曹操竟会变成天下之恶皆归，岂非朱子《纲目》以后的史家任情褒贬，渐失其实吗？又如刘裕代晋，其拨乱反正之功，亦不下于曹操。看他以十几个同志，在京口起义，何等壮烈！灭南燕，灭姚秦，把五胡乱华以后的中原，几乎全部恢复，功业何等雄伟！把他列在司马懿萧道成中间，看做一丘之貉，能算公平吗？宋以后的士大夫，对于曹操、刘裕一类人物，特别给他们不好的批评，一面是为极狭隘极冷酷的君臣之义所束缚，以一节之短处，抹杀全部的长处，一面因为崇尚玄虚，鄙弃事功，成为牢不可破的谬见。对于这类思想的矫正，固然是史评家的责任最大，但叙述的史家亦不能不分担其责。总而言之，凡旧史对于古人价值认识错误者，我们都尽该下番力功夫去改正他。
（五）皇帝的本纪及政治家的列传，有许多过于简略，应当从新作过。因为所有本纪，在全部二十四史中，都是编年体，作为提纲絮领的线索，尽是些官样文章，上面所载的都不过上谕日蚀饥荒进贡任官一类事情。所以读二十四史的人，对于名臣硕儒，读他们的列传，还可以看出一个大概；对于皇帝，读他们的本纪，反为看不清楚。皇帝的事往往散见在旁的列传中，自然不容易得整个的概念了。皇帝中亦有伟大人物，于国体政体上别开一个生面，如像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汉光武、魏武帝、汉昭烈帝、吴大帝、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清圣祖、清世宗、清高宗，何止一二十个人，都于一时代有极大的关系。可惜他们的本纪作得模糊影响，整个的人格和气象完全看不出来。此外有许多大政治家亦然，虽比皇帝的本纪略为好些，但因为作的是列传，许多有关系的事实不能不割裂到其他有关系的人物的传中去。即如诸葛武侯的事迹，单看《三国志》的《诸葛亮列传》，看不出他的伟大处来，须得把《蜀志》甚至于全部《三国志》都要读完，考察他如何行政，如何用人，如何联吴，如何伐魏，才能了解他的才能和人格。这种政治上伟大人物，无论为君为相，很可以从各列传中把材料钩稽出来，从新给他们一人作一个专传。
（六）有许多外国人，不管他到过中国与否，只要与中国文化上政治上有密切关系，都应当替他们作专传。譬如释迦牟尼，他虽然不是中国人，亦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他所创立的佛教在中国思想界占极重要的一部分。为自己研究的便利起见，为世界文化的贡献起见，都有为他作专传的必要。又如成吉思汗，他是元代的祖宗，但是元代未有中国以前的人物，其事实不在中国本部，可以当作外国人看待。他的动作关系全世界，很值得特别研究。可惜《元史》的记载太简略了，描写不出他伟大的人格与事功。所以我们对于成吉思汗，可以说有为他作专传的义务。此外，如马可孛罗，意大利人，他的生活大部分在中国，曾作元朝的客卿，他是第一个著书把中国介绍到欧洲去的人，在东西交通史占得重要的位置。我们中国人不能不了解他。又如利马窦、南怀仁、汤若望、庞迪我……诸人，他们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到中国来，一面输入天主教，一面又输入浅近的科学。欧洲方面，除教会外，很少人注意他们。中国方面，因为他们在文化上有极大的贡献，我们就不得不特别重视了。又如大画家的郎世宁，他的生活大部分在中国，于输入西洋美术上，功劳很大。他在欧洲美术界只能算第二三等脚色，在中国美术界就要算西洋画的开山祖师。欧洲人可以不注重，我们不能不表彰。更如创办海军的琅威尔，作中国的官替中国出力，清季初期海军由他一手练出，虽然是外国人，功在中国，关于他的资料，亦以中国为多，西文中寻不出什么来。这类人物，大大小小，不下一二十个，在外国不重要，没有作专传的必要，在中国很重要，非作专传不可。有现成资料，固然很好；就是难找资料，亦得设法找去。
（七）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应当为他们作专传。明以前的人物，因为有二十四史，材料还较易找。近代的人物，因为《清史》未出，找材料反觉困难。现在要为清朝人作传，自然要靠家传行状和墓志之类。搜罗此种史料最丰富的，要算《碑传集》同《国朝耆献类征》二书。其中有许多伟大人物，资料丰富，不过仍须经一番别择的手续。但是有许多伟大人物并此种史料而无之。例如年羹尧，我们虽知他曾作大将军，但为雍正所杀害的情形和原因却很难确实知道。虽为一时代的重要人物而事迹渺茫若此，岂不可惜！又如章学诚，算得一个大学者了。但是《耆献类征》记载他的事，只有两行，并且把章字误作张字。像他这样重要的人物，将来《清史》修成，不见得会有他的列传，纵有列传也许把章字误成张字，亦未可知，或者附在《文苑传》内，简单的说一两行也说不定。研究近代的历史人物，我们很感苦痛，本来应该多知道一点，而资料反而异常缺乏。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力量，搜集资料，作一篇，算一篇。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经死去，盖棺论定，应有好传述其生平。即如西太后、袁世凯、蔡锷、孙文都是清末民初极有关系的人，可惜都没有好传。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见，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
如上所述，关系重要的，性情奇怪的，旧史不载的，挟嫌诬劳的，本纪简略的，外国的，近代的人物，都有替他作专传的必要。人物专史的对象，大概有此七种。
说到这儿，还要补充几句。有许多人虽然伟大奇特，绝对不应作传。这种人约有两种：
（一）带有神话性的，纵然伟大，不应作传。譬如黄帝很伟大，但不见得真有其人。太史公作《五帝本纪》，亦作得恍惚迷离。不过说他（生而神明，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些话，很像词章家的点缀堆砌，一点不踏实，其余的传说，资料仅管丰富，但绝对靠不住。纵不抹杀，亦应怀疑。这种神话人物，不必上古就是近古也有。譬如达摩，佛教的禅宗奉他为开山之祖。但是这个人的有无，还是问题。纵有这个人，他的事业究竟到什么程度，亦令人茫然难以捉摸。无论古人近人，只要带有神话性，都不应替他作传。作起来，亦是渺渺茫茫，无从索解。
（二）资料太缺乏的人，虽然伟大奇特，亦不应当作传。比如屈原，人格伟大，但是资料枯窘得很。太史公作《屈原列传》，完全由淮南王安的《离骚序》里面抄出一部分来。传是应该作的，可惜可信的事迹太少了。战国时代的资料本来缺乏，又是文学家，旁的书籍记载很少，本身著作可以见生平事迹的亦不多。对这类人，在文学史上讲他的地位是应该的，不过只可作很短的小传，把史传未载的，付之阙如；有可疑的，作为笔记，以待商榷。若勉强作篇详传，不是徒充篇幅，就是涉及武断，反而失却作传的本意了。又如大画家吴道子，大诗家韦苏州，人物都很伟大，史上无传，按理应该补作。无如吴道子事迹稀少，传说概不足信；韦苏州虽有一时豪侠，饮酒杀人的话，不过诗人口吻，有多方面的解释。这类不作传似乎不好，勉强作传又把史学家忠实性失掉了去。这两种人，有的令人崇拜，有的令人赞赏，有的令人惋惜，本来应该作传，可惜没有资料。假使另有新资料发见。那时又当别论。在史料枯窘状况之下，不能作亦不应作，只好暂时搁下吧。
应该作专传和不应该作专传的人，上面既已说了个标准，其余三种人的专史——年谱、列传、合传——也可就此类推，现在不必详说了。
§§§第三章 作传的方法
今天所讲的作传方法，偏重列传方面；但专传亦可应用。列传要如何作，我现在没有想得周到，不能够提出多少原则来。我是一面养病，一面讲演，只能就感想所及，随便谈谈，连自己亦不满意。将来有机会，可再把新想到的原则，随时添上去。
为一个人作传，先要看为什么给他作，他值得作传的价值在哪几点。想清楚后，再行动笔。若其人方面很少，可只就他的一方面极力描写：为政治家作传，全部精神偏在政治；为文学家作传，全部精神偏在文学；若是方面多，就要分别轻重，重的写得多，轻的写得少，轻重相等则平均叙述。两人同作一事，应该合传的，不必强分。应该分传的，要看分在何人名下最为适当。
（一）为文学家作传的方法 作文学家的传，第一，要转录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我们看《史记》、《汉书》各文人传中，往往记载很长的文章。例如，《史记》的《司马相如列传》就把几篇赋全给他登上。为什么要费去这么多的篇幅去登作品？何不单称他的赋作得好，并列举各赋的篇名？因为司马相如所以配称为大文学家，就是因那几篇赋有价值。那几篇赋，现在《文选》上有，各种选本上亦有，觉得很普遍；并不难得；但是要知道，如果当初正史上没有记载，也许失去了，我们何从知道他的价值呢？第二，若是不登本人著作，则可转载旁人对于他的批评。但必择纯客观的论文，能够活现某人的全体而非评骘枝节的。譬如《旧唐书》的《杜甫传》，把元微之一篇比较李杜优劣的文章完全登在上面，这是很对的。那篇文章从《诗经》说起，历汉魏六朝说到唐，把几千余年来诗的变迁，以及杜甫在诗界的地位，都写得异常明白。《新唐书》把那篇文章删去（旁的还删了许多零碎事情），自谓事多于前，文省于旧，其实不然。经这一删，反为减色。假使没有《杜工部集》行世，单读《新唐书·杜甫传》，我们绝不会知他是这样伟大的人物。为文学家作传的正当法子，应当像太史公一样，把作品放在本传中。章学诚就是这样的主张。这种方法，虽然很难，但是事实上应该如此。为什么要给司马相如、杜甫作传，就是因为他们的文章好。不载文章，真没有作传的必要。最好能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登上几篇好赋，否则须像《旧唐书·杜甫传》登上旁人的批评。纵然《杜工部集》失掉了去，我们还可以想见他的作风同他的地位。《旧唐书》登上元微之那篇论文，就是史才超越的地方；《新唐书》把它删去，就是史识不到的地方。
（二）为政治家作专传的方法 作政治家的传，第一要登载他的奏议同他的著作。若是不登这种文章，我们看不出他的主义。《后汉书》的王充、仲长统、王符合传，就把他们三人的政论完全给他登上。为什么三人要合传，为的是学说自成一家，思想颇多吻合。为什么要为他们登载政论，因为他们三人除了政论以外，旁的没有什么可记。范蔚宗认为《论衡》、《昌言》、《潜夫论》可以代表三家的学说，所以全登上了。《论衡》今尚行世，读原书然后知道蔚宗所录尚不完全。但是《昌言》同《潜夫论》，或已丧失，或已残阙，若无《后汉书》这篇传，我们就没有法子知道仲长统和王符有这样可贵的政见。第二，若是政论家同时又是文学家，而政论比文学重要，与其登他的文章，不如登他的政论。《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对于屈原方面，事迹模糊，空论太多。这种借酒杯浇块垒的文章，实在作的不好，这且勿论。对于贾生方面，专载他的《鸟赋》、《吊屈原赋》，完全当作一个文学家看待，没有注意他的政见，未免太粗心了。《汉书》的《贾生列传》就比《史记》做得好，我们看那转录的《陈政事书》，就可以看出整个的贾谊。像贾谊这样人，在政治上眼光很大，对封建，对匈奴，对风俗，都有精深的见解。他的《陈政事书》，到现在还有价值。太史公没有替他登出，不是只顾发牢骚，就是见识不到，完全不是作史的体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