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曷为而有史耶？曷为惟人类为能有史耶？人类又曷为而贵有史耶？人类所以优胜于其他生物者，以其富于记忆力与模仿性常能贮藏其先世所遗传之智识与情感，成为一种“业力”，以作自己生活基础。而各人在世生活数十年中，一方面既承袭所遗传之智识情感；一方面又受同时之人之智识情感所熏染；一方面又自浚发其智识情感；于是复成为一种新业力以贻诸后来。如是展转递增，展转递蜕，而世运乃日进而无极。此中关键则在先辈常以其所经验之事实及所推想之事理指导后辈，后辈则将其所受之指导，应用于实际生活，而经验与推想皆次第扩充而增长。此种方法，在高等动物中，已解用之。如犬如猴……等等，常能以己之动作指导或暗示其幼儿，其幼儿亦不怠于记忆与模仿，此固与人类非大有异也。而人类所以优胜者，乃在记忆模仿之能继续他种动物之指导暗示，恒及身而止；第一代所指导暗示者，无术以传至第二第三代，故第二第三代之指导暗示，亦无以加乎其旧。人类不然，先代所指导所暗示，常能以记诵或记录的形式，传诸后代，历数百年数千年而不失坠其所以能递增递蜕者皆恃此，此即史之所由起，与史之所以为有用也。
最初之史乌乎起？当人类之渐进而形成一族属或一部落也，其族部之长老，每当游猎斗战之隙暇，或值佳辰令节，辄聚其子姓，三三五五，围炉藉草，纵谈己身或其先代所经之恐怖，所演之武勇……等等，听者则娓娓忘倦，与会飙举。其间有格外奇特之情节可歌可泣者，则蟠镂于听众之脑中，湔拔不去，展转作谈料，历数代而未已，其事迹遂取得史的性质。所谓“十口相传为古”也。史迹之起原罔不由是。今世北欧诸优秀民族如日耳曼人、荷兰人、英人等，每当基督诞节，犹有家族团聚彻夜谈故事之俗，其近代名著如熙礼尔之诗，华克拿之剧，多取材于此等传说，此即初民演史之遗影也。
最初之史，用何种体裁以记述耶？据吾侪所臆推，盖以诗歌古代文字传写甚不便，或且并文字亦未完具，故其对于过去影事之保存，不恃记录而恃记诵。而最便于记诵者，则韵语也。试观老聃之谈道，孔子之赞易，乃至秦汉问人所造之小学书，皆最喜用韵，彼其时文化程度已极高，犹且如此，古代抑可推矣。《四吠陀》中之一部分，印度最古之社会史宗教史也，皆用梵歌。此盖由人类文化渐进之后，其所受之传说日丰日赜，势难悉记，思用简便易诵之法以永其传；一方面则爱美的观念，日益发达，自然有长于文学之人，将传说之深入人心者播诸诗歌，以应社会之需；于是乎有史诗。是故邃古传说，可谓为“不文的”之史；其“成文的”史则自史诗始。我国史之发展，殆亦不能外此公例。古诗或删或佚，不尽传于今日；但以今存之《诗经》三百篇论，其属于纯粹的史诗体裁者尚多篇。例如：
《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长发篇》——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有贼方将，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拨，……率履不越。……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武王载旆。有虔秉钺。……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殷武篇》——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生民篇》——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履帝武敏歆。……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公刘篇》——笃公刘，匪居匪康。……乃裹糇粮，于橐于囊，……干戈戚扬，爰方启行。……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
《六月篇》——六月栖栖，戎车既饬。……狁孔炽，我是用急。……狁匪茹，整居焦护。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薄伐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此等诗篇，殆可指为中国最初之史。《玄鸟》、《生民》等，述商周开国之迹，半杂神话；《殷武》、《六月》等，铺叙武功，人地粲然；观其诗之内容，而时代之先后，亦略可推也。此等史诗，所述之事既饶兴趣，文章复极优美。一般人民咸爱而诵之，则相与讴思其先烈而笃念其邦家，而所谓“民族心”者，遂于兹播殖焉。史之最大作用，盖已见端矣。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其原因何在，吾未能断言。然史官建置之早，与职责之崇，或亦其一因也。泰西史官之建置沿革，吾未深考；中国则起源确甚古，其在邃古，如黄帝之史仓颉、沮诵等，虽不必深信；然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则吾侪从现存金文甲文诸遗迹中可以证明。吾侪又据《尚书》、《国语》、《左传》诸书所称述，确知周代史职，已有分科，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又知不惟王朝有史官，乃至诸侯之国及卿大夫之家，莫不皆有。（殷周史官人名见于古书者，如夏太史终古，殷内史向挚，见《吕览·先识》。周史佚，见《周书·世俘》，《左僖十五》，《周语上》。史扃，见《文选注》引《六韬》。太史辛甲，见《左襄四》、《晋语》、《韩非》、《说林》。太史周任，见《论语》、《左隐六》。左史戎夫，见《周书·史记》。史角，见《吕览·当染》。史伯见《郑语》。内史过，见《左庄三十二，周语上》。内史叔兴，见《左僖十六，二十八》、《周语上》。内史叔服，见《左文元》。太史儋，见《史记·老子传》。史大，见《庄子·则阳》。右吾杂举所记忆者如此，尚未备也。）又知古代史官，实为一社会之最高学府，其职不徒在作史而已，乃兼为王侯公卿之高等顾问，每遇疑难，咨以决焉。（右所举史官诸名，大半皆应当时公卿之顾问，而古书述其语者。皆有御史，见《史记·廉兰传》。薛有传史，见《史记·孟尝传》。其人名可考者，如号有史嚚，见《晋语二》。晋有史赵、董狐，见《左襄三十》。楚有倚相，见《左昭十二》。有史皇，见《左定四》。赵有史墨，见《左昭二十九》。右亦杂举所记，恐尚有遗漏。）所以者何？盖人类本有恋旧之通性，而中国人尤甚；故设专司以记录旧闻，认为国家重要政务之一。既职在记述，则凡有关于人事之簿籍，皆归其保存，故史官渐成为智识之中枢。（卫宏《汉仪注》云：“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其言信否，虽未敢断；然古制恐是如此，盖史官为保管文籍一重要机关也。）又古代官人以世，其累代袭此业者，渐形成国中之学问阶级。例如周任、史佚之徒，几于吐辞为经；先秦第一哲学家老子，其职即周之守藏史也。汉魏以降，世官之制虽革，而史官之华贵不替。所谓“文学侍从之臣”，历代皆妙选人才以充其职。每当易姓之后，修前代之史，则更网罗一时学者，不遗余力，故得人往往称盛焉。三千年来史乘，常以此等史官之著述为中心。虽不无流弊（说详下），然以专才任专职，习惯上法律上皆认为一种重要事业。故我国史形式上之完备，他国殆莫与京也。
古代史官所作史，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体。晋代从汲冢所得之《竹书纪年》，经学者考定为战国时魏史官所记者，即其代表。惜原书今复散佚，不能全睹其真面目。惟孔子所修《春秋》，体裁似悉依鲁史官之旧。吾侪得藉此以窥见古代所谓正史者，其内容为何如。《春秋》第一年云：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嗄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吾侪以今代的史眼读之，不能不大诧异：第一，其文句简短，达于极点，每条最长者不过四十余字（如定四年云“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最短者乃仅一字（如隐八年云：“螟”）。第二，一条纪一事，不相联属，绝类村店所用之流水帐簿。每年多则十数条，少则三四条（《竹书纪年》记夏殷事，有数十年乃得一条者）；又绝无组织，任意断自某年，皆成起讫。第三，所记仅各国宫廷事，或宫廷间相互之关系，而于社会情形一无所及。第四，天灾地变等现象，本非历史事项者，反一一注意详记。吾侪因此可推知当时之史的观念及史的范围，非惟与今日不同，即与秦汉后亦大有异。又可见当时之史，只能谓之簿录，不能谓之著述。虽然，世界上正式的年代史，恐不能不推我国史官所记为最古（埃及及米梭必达迷亚诸国古史迹，多由后人从各种遗物及杂记录中推寻而得，并非有正式一史书也。）《竹书纪年》起自夏禹，距今既四千年。即《春秋》为孔子断代之书，亦既当西纪前七二二至四八一年；其时欧洲史迹，有年可稽者尚绝稀也。此类之史，当春秋战国间，各国皆有。故孟子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墨子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又称“百国《春秋》，”则其时史书之多，略可概见。乃自秦火之后，荡然无存，司马迁著书时，已无由资其参验。（《史记·秦始皇本纪》云：“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六国表》云：“秦焚书，诸侯史记尤甚。”可知当时各国之史，受祸最烈。故汉与后诗书百家语多存，而诸史则无一也。）汲冢幸得硕果，旋又坏于宋后之窜乱。（《竹书纪年》来历，今所传者非原书，盖出宋以后人杂鞣窜补。清朱右曾别辑《汲冢纪年存真》二卷今人王国维因之，更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卷，稍复本来面目。然所辑仅得四百二十八条，以较《晋书束晰传》所云十三篇，《隋书经籍志》所云十二卷，知其所散佚者多矣。）而孔子所修，又藉以寄其微言大义，只能作经读，不能作史读。（看今人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于是二千年前烂若繁星之古史，竟无一完璧以传诸今日。吁！可伤也。
同时复有一种近于史类之书。其名曰“书”，或曰“志”，或曰“记”。今六经中之《尚书》，即属此类。《汉书·艺文志》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此种严格的分类，是否古代所有，虽属疑问。要之此类记载，必发源甚古。观春秋战国时人语常引夏志、商志、周志、或周书、周记等文，可知也。此等书盖录存古代策命告誓之原文，性质颇似档案，又似文选。但使非出杜撰，自应认为最可宝之史料。盖不惟篇中所记事实，直接有关于史迹，即单词片语之格言，亦有时代思想之背景在其后也。此类书现存者有《尚书》二十八篇，（据汉人所传说，谓古《书》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纂之为百篇，遭秦而亡焉。汉兴，由伏生传出二十八篇，共三十三卷，即所谓《今文尚书》也；其后孔安国所传，复多十六篇，即所谓《古文尚书也》。《古文尚书》，出而复佚焉。此事为二千年学界一大公案。是否百篇外尚有书？孔子所删定是否确为百篇？孔安国之《古文尚书》为真为伪？皆属未决之问题。惟有一事则已决定者，今四库所收之《尚书》五十八卷，其中有二十五卷为东晋人所伪造，并非孔安国原本，此则经清儒阎若璩惠栋辈所考证，久成定谳者也。今将真本二十八篇篇目列举如下，其在此目以外诸篇，万不容误认为史料而征引之也。）其年代上起尧舜；下讫春秋之秦穆。然应否全部认为正当史料，尚属疑问。此外尚有《逸周书》若干篇，真赝参半；（《汉书·艺文志》载《周书》七十一篇，原注云：“周史记；”颜师古注云：“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今四库所收有《逸周书》，七十一篇之目具在，文则佚其十篇，现存者为六十一篇，反多于唐时颜氏所见本矣。以吾度之，今最少应有十一篇为伪造者。其馀诸篇，亦多窜乱；但某篇为真某篇为伪，未能确指，俟他日当为考证。然此书中一大部分为古代极有价值之史料，则可断言也。）然其真之部分，吾侪应认为与《尚书》有同等之价值也。
《春秋》、《尚书》二体，皆可称为古代正史；然此外尚非无史籍焉。盖文字之用既日广，畴昔十口相传者，渐皆著诸竹帛，其种类非一。例如《左传》所称《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庄子》所称《金版六弢》，《孟子》所云“于《传》有之，”其书今虽皆不传，然可悬想其中所记，皆前言往行之属也。《汲冢》所得古书，有《琐语》，有《杂书》，有《穆天子传》；其《杂书》中，有《周食田法》，有《美人盛姬死事》（《穆天子传》，及《美人盛姬死事》，今存。《琐语》亦有辑佚本）。凡此皆正史以外之记录，即后世别史杂史之滥觞。计先秦以前此类书当不少，大抵皆经秦火而亡。《汉艺文志》中各书目，或有一部分属此类，惜今并此不得见矣。
右三类者，或为形式的官书，或为备忘的随笔，皆未足以言著述。史学界最初有组织之名著，则春秋战国间得二书焉，一曰左丘之《国语》，二曰不知撰人之《世本》。左丘或称左丘明；今本《左传》，共称为彼所撰。然据《史记》所称述，则彼固名丘不名丘明，仅撰《国语》而未撰《左传》；或谓今本《左传》乃汉人割裂《国语》以伪撰，其说当否且勿深论。但《国语》若既经割裂，则亦必须与《左传》合读，然后左氏之面目得具见也。左氏书之特色：第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当时数个主要的文化国，平均叙述盖自《春秋》以降，我族已渐为地方的发展，非从各方面综合研究，不能得其全相。当时史官之作，大抵皆偏重王室或偏重于其本国（例如《春秋》以鲁为中心。《竹书纪年》自周东迁后，以晋为中心；三家分晋后，以魏为中心）。左氏反是，能平均注意于全部。其《国语》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分篇叙述，无所偏畸。《左传》是否原文，虽未敢断；即以今本论之，其普遍的精神，固可见也。第二，其叙述不局于政治，常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左氏对于一时之典章与大事，固多详叙；而所谓“琐语”之一类，亦采择不遗。故能写出当时社会之活态，予吾侪以颇明瞭之印象。第三，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彼“帐簿式”之《春秋》，“文选式”之《尚书》，虽极庄严典重，而读者寡味矣。左氏之书，其断片的叙事，虽亦不少；然对于重大问题，时复溯原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此三特色者，皆以前史家所无。刘知几云：“左氏为书，不遵古法。……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史通·载言篇》）。诚哉然也。故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左丘旧云孔子弟子；但细读其书，颇有似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以后所追述者。苟非经后人窜乱，则此公著书，应在战国初年，恐不逮事孔子矣。希腊大史家希罗多德生于纪前四八四年，即孔子卒前六年，恰与左氏并世。不朽大业，东西同揆，亦人类史中一佳话也。
《世本》一书，宋时已佚。然其书为《史记》之蓝本，则司马迁尝自言之。今据诸书所征引，知其内容篇目，有《帝系》、有《世家》、有《传》、有《谱》、有《氏姓篇》、有《居篇》、有《作篇》。《帝系世家》及《氏姓篇》，叙王侯及各贵族之系牒也；《传》者，记名人事状也；《谱》者，年表之属，史注所谓旁行斜上之《周谱》也；《居篇》则汇纪王侯国邑之宅都焉；《作篇》则纪各事物之起原焉。（《汉书·艺文志》著录《世本》十五篇。原注云：“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汉书·司马迁传》、《后汉书·班彪传》皆言“司马迁删据《世本》等书作《史记》。”今据《世本》篇目以校迁书，可以知其渊源所自矣。原书宋郑樵、王应麟尚及见，其佚当在宋元之交。清钱大昭、孙冯翼、洪饴孙、秦嘉谟、茆泮林、张澍各有辑本，茆张二家较精审。）吾侪但观其篇目，即可知其书与前史大异者两点：其一，开后此分析的综合的研究之端绪彼能将史料纵切横断，分别部居，俾读者得所比较以资推论也；其二，特注重于社会的事项前史纯以政治为中心，彼乃详及氏姓、居、作等事，已颇具文化史的性质也。惜著述者不得其名，原书且久随灰烬；而不然者，当与左氏同受吾侪尸祝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