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古器物为史料之一部分，尽人所能知也。器物之性质，有能再现者，有不能再现者。其不能再现者，例如绘画绣织及一般衣服器具等，非继续珍重收藏，不能保存。在古代未有公众博物院时，大抵宫廷享祚久长贵族阀阅不替之国，恒能获传此等故物之一部分。若如中国之惯经革命且绝无故家遗族者，虽有存焉寡矣。今存画最古者极于唐，然已无一帧焉能确辨其真赝。壁画如岱庙所涂，号称唐制，实难征信；惟最近发见之高昌一壁，称绝调矣。（周秦间画壁之风甚盛，（吾别有考证）不知后来何以渐替，今全国传留者极少。泰安县岳庙，两壁画“岳帝出巡图”，相传是唐画，然吾不敢信；即尔，亦不知经后人涂抹几次矣。高昌壁画与敦煌石室遗书同时发现，坊间近有影本。）纸绢之画及刻丝画，上溯七八百年前之宋代而止。至衣服及其他寻常用具，则清乾嘉遗物，已极希见，更无论远昔也。故此类史料，在我国可谓极贫乏焉。其能再现者，则如金石陶瓿之属，可以经数千年瘗土中，复出而供吾侪之研索。试举其类，（1）曰殷周间礼器：汉许慎《说文序》，言“郡国往往予山川间得鼎彝，”是当时学者中，已有重视之者；而搜集研究，曾无闻焉；至宋代始启端绪，寻亦中绝。（宋人专门著录铜器之书，有《宣和博古》图，吕太临《考古图》，无名氏《续考古图》，薛尚功《钟鼎款识》，王厚之《复斋钟鼎款识》，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等。）至清中叶以后而极盛。据诸家所记有文字款识之器，宋代著录者六百四十三，清代著录者二千六百三十五，而内府所藏尚不与焉。（此所举数，据今人王国维所著《宋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但皆兼兵器杂器合计，宋表且兼及秦汉以后器。惟无文字款识者，不在此数。）此类之器，除所镌文字足补史阙者甚多，当于次条别论外。吾侪观其数量之多，可以想见当时社会崇尚此物之程度；观其种类之异，可以想见当时他种器物之配置；观其质相之纯固，可以想见当时铸冶术精良；观其花纹之复杂优美，图案之新奇渊雅，可以想见当时审美观念之发达。凡此皆大有造于史学者也。（2）曰兵器：最占者如殷周时之碉戈矢镞等，最近者如汉晋间弩机等。（3）曰度量衡器：如秦权，秦量，汉建初尺，新莽始建国尺，晋前尺，汉量，汉钟，汉钫，汉斛等，制度之沿革可考焉。（4）曰符玺：上自秦虎符；下迄唐宋鱼符；又秦汉间玺印封泥之属，出土者千数；于研究当时兵制官制，多所补助。（5）曰镜属：自秦汉至元明，比其年代，观其款识，可以寻美术思想发展之迹。（6）曰货币：上溯周末列国，下迄晚清，条贯而絮校之，盖与各时代之经济状况息息相关也。此六者皆铜器之属，此外铜制杂器存者尚多，不备举。铜在诸金属中，比较的能耐久，而冶铸之起原亦较古，故此类史料之供给，称丰富焉。然金属器一毁即亡，故失亦甚易；观宋器今存者百不一二，可推知也。清潘祖荫谓古代金属器，在秦、后汉、隋、后周、宋、金，曾经六厄，而随时沈霾毁弃盗铸改为者尚不兴焉。（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自序》云：“古器自周秦至今，凡有六厄。《史记》曰：‘始皇铸天下兵器为金人’，兵者戈戟之属，器者鼎彝之属，秦政意在尽天下之铜，必尽括诸器可知。此一厄也。《后汉书》：‘董卓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钟竾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此二厄也。《隋书》：‘开皇九年四月毁平陈所得秦汉三大钟，越三大鼓，十一年正月以平陈所得古物多为祸变，悉命毁之。’此三厄也。《五代会要》：‘周显德二年九月敕两京诸道州府铜像器物诸色，限五十日内并须毁废送官’，此四厄也。《大金国志》：‘海陵正隆三年诏毁乎辽宋所得古器，，此五厄也。《宋史》：‘绍兴六年敛民间铜器，二十八年出御府铜器千五百事付泉司’，此六厄也。……”观此可想见古器毁坏之一斑。四年前欧战正酣，铜价飞涨，僻邑穷村之铜，悉搜刮以输于外，此间又不知毁去史迹几许矣。）晚近交通大开，国内既无专院以事搜藏，而胡贾恒以大力负之以走，凡百古物，皆次第大去其国；昔之丰富者，今转涸竭；又不独铜器为然矣。（7）曰玉石：古玉镌文字者少，故难考其年代；然汉以前物传至今者确不乏，以难毁故也。吾侪研究古玉，亦可以起种种联想：例如观其雕纹之美，可知其攻玉之必有利器；观其流行之盛，可推见古代与产玉区域交通之密，此皆足资史料者也。至石刻研究，则久已成专门之学。自岐阳石鼓，李斯刻石，以迄近代，聚其拓片，可汗百牛。其文字内容之足裨史料者几何，下条论之，兹不先赘。至如观所刻儒佛两教所刻之石经，可以想见古人气力之雄伟；且可比较两教在社会上所凭藉焉。（汉熹平，魏正始，唐开成，宋嘉祜，西蜀孟氏，南宋高宗，清乾隆，皆尝有石经之刻；今惟唐刻存西安府学，清刻存北京国子监。佛教石经至多最大者为大房山之雷音洞，共二千三百馀石，作始于隋，竣事于辽，历七百馀年，实人类继续活动中之最伟大者也。自馀石经，今人叶昌炽《语石》卷三、卷四，记述颇详。）又如观汉代各种石刻画像，循溯而下，以至魏齐造像，唐昭陵石马，宋灵岩罗汉，明碧云刻桷，清圆明雕柱等，比较研究，不啻一部美术变迁史矣。（汉人石冈石壁，多为平面雕刻的画像。其见于诸家著录者，都凡九十二种三百二十九石，内出河南者三十石，出四川者四十四石，出江苏者二石，出甘肃者一石，其余则皆出山东也。以吾所闻知，此种石画今在日本者十九石，在法国者十二石，在德国者三石，在美国者一石，近一二年来有无再流出不可知矣。能悉集其拓本比较研究，实二千年前我国绘画雕刻之一大观也。）又如桥柱井阑石阙地莂等类，或可以睹异制，或可以窥殊俗，无一非史家取材之资也。（8）曰陶瓷：吾国以制瓷擅天下，外人至以吾国名名斯物。今存器孔多，派别尤众，治者别有专家，不复具论。陶器比来出土愈富，间有碎片，范以极奇古之文字，流传当出三代上。综此两物，以观其递嬗趋良之迹，亦我民族艺术的活动之一表征也。（9）曰瓦砖：我族以宅居大平原之故，石材缺乏，则以人造之砖瓦为建筑主要品，故斯物发达最早，且呈种种之进步。今之瓦当专瓿，殆成考古一专科矣。（10）曰地层中之石器：兹事在中国旧骨董家，曾未留意；晚近地质学渐昌，始稍有从事者。他日研究进步，则有史以前之生活状态，可以推见也。（今人章鸿剑著《石雅》，记国内外地质学者研究所得结果，极可观。）
器物本人类活动结果中之一小部分，且其性质已纯为固定的；而古代孑遗之物，又不过此小部分之断片耳。故以上所举各项，在史料中不过占次等位置。或对于其价值故为夸大，吾无取焉。虽然，善为史者，固可以举其所闻所见无一而非史料，岂其于此可宝之故物而遗之？惟史学家所以与骨董家异者，骨董家之研究，贵分析的而深入乎该物之中；史学家之研究，贵概括的而横通乎该物之外。吾前所论列，已略示其端倪。若循此而更进焉，例如当其研究铜器也，则思古代之中国人何以特精范铜，而不能如希腊人之琢石；当其研究瓷器也，则思中古之中国人何以能独擅窑窑，而不能如南欧人之制玻璃。凡此之类，在在归纳诸国民活动状况中，悉心以察其因果，则一切死资料皆变为活资料矣。凡百皆然，而古物其一端耳。
（戊）实物之模型及图影 实物之以原形原质传留至今者，最上也。然而非可多觏。有取其形范以图之，而图范获传于今，抑其次也。例如汉晋之屋舍灶硙杵臼，唐人之服装髻形乐器及戏剧面具，今日何由得见；然而有殉葬之陶制明器，殊形诡类至伙，若能得一标准以定其年代，则其时社会状况，仿佛可见也。又如唐画中之屋宇服装器物及画中人之仪态，必为唐时现状或更古于唐者，宋画必为宋时现状或更古于宋者，吾侪无论得见真本或摹本，苟能用特殊的观察，恒必有若干稀奇史料，可以发见。则亦等于间接的目睹矣。夫著作家无论若何淹博，安能尽见其所欲见之物？从影印本中间接复间接以观其概，亦慰情胜无也已。
（二）文字记录的史料 前项所论记录以外的史料，时间空间皆受限制。欲作数千年之史，而记述又互于社会之全部，其必不能不乞灵于记录明矣。然记录之种类亦甚繁，今当分别论列之。
（甲）旧史 旧史专以记载史事为职志，吾侪应认为正当之史料，自无待言。虽然，等是旧史也，因著作年代，著作者之性格学识，所著书之宗旨体例等种种差别，而其所含史料之价值，亦随而不同。例如《晋书》所以不餍人望者，以其修史年代与本史相隔太远，而又官局分修，无人负责也。《魏书》所以不餍人望者，以魏收之人格太恶劣，常以曲笔乱事实也。《元史》所以不餍人望者，以纂修太草率，而董其事者又不通蒙古语言文字也。《新五代史》自负甚高，而识者轻之，以其本属文人弄笔，而又附加以“因文见道”之目的，而史迹乃反非其所甚厝意也。此仅举正史数部以为例，其余编年别史杂史等皆然，持此义以评衡诸史，则价值标准，其亦什得四五矣。
人物本位之史，既非吾侪所尚；然则诸史中列传之价值不锐减耶？是又不然。列传之价值，不在其为史而在其为史料。苟史中而非有“各色人等”之列传者，则吾侪读史者将惟见各时代中常有若干半人半兽之武夫出没起伏，聚众相斫，中间点缀以若干篇涂民耳目之诏令秦议，史之为史，如是而已。所谓社会，所谓文化，何丝毫之能睹？旧史之作列传，其本意固非欲以记社会记文化也。然人总不能不生活于社会环境之中，既叙人则不能不涉笔以叙及其环境；而吾侪所最渴需之史料，求诸其正笔而不得者，求诸其涉笔而往往得之。此列传之所为可贵也。
既如是也，则对于旧史之评价，又当一变。即以前所评四书言之：例如《晋书》，自刘知几以下共讥其杂采小说，体例不纯。吾侪视之，则何伤者？使各史而皆如陈寿之《三国志》，字字精严，笔笔锤炼，则苟无裴松之之注，吾侪将失去许多史料矣。例如《魏书》，其秽固也。虽然，一个古人之贞邪贪廉等，虽记载失实，于我辈何与，于史又何与？只求魏收能将当时社会上大小情态多附其书以传，则吾所责望于彼者已足，他可勿问也。例如《元史》，猥杂极矣，其中半录官牍，鄙俚一仍原文。然以较《北周书》之“行文必《尚书》，出语皆《左传》”，孰为真面目，孰为可据之史料？则吾毋宁取《元史》也。是故吾侪若以旧史作史读，则马班犹不敢妄许，遑论余子？若作史料读，则二十四史各有短长，略等夷耳。若作史读，惟患其不简严；简严乃能壹吾趋响，节吾精力。若作史料读，惟患其不杂博；杂博乃能扩吾范围，恣吾别择。昔万斯同作《明史稿》，尝自言曰：“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而吾所述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清国史馆斯同传）吾辈于旧史，皆作史稿读，故如斯同书之繁博，乃所最欢迎也。既如是也，则所谓别史、杂史、杂传、杂记之属，其价值实与正史无异，而时复过之。试举其例：吾侪读《尚书》、《史记》，但觉周武王伐罪吊民之师，其文明程度殆为“超人的”；倘非有《逸周书克殷世俘》诸篇，谁复能识“血流漂杵”四字之作何解。且吾不尝言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亮南征事仅得二十字耶？然常璩《华阳国志》，则有七百余字，吾侪所以得知兹役始末者，赖璩书也。至如元顺帝系出瀛国公，清多尔衮烝其太后，此等在旧史中，不得不谓为极大之事；然正史曷尝一语道及？欲明真相，非求诸野史焉不可也。是故以旧史作史料读，不惟陈寿与魏收可以等夷；视司马迁班固与一不知谁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笔记，亦可作等夷视也。
（乙）关系史迹之文件 此等文件，在爱惜文献之国民，搜辑保存，惟力是视。例如英之《大宪章》，法之《人权宣言》，美之《十三州宪法》，其原稿今皆珍袭，且以供公众阅览；其馀各时代公私大小之文件稍有价值者，靡不罗而庋之；试入各地之图书馆博物馆，橱中琅琅盈望皆是也。炯眼之史家，得此则新发明日出焉。中国既无公众收藏之所，私家所蓄，为数有限，又复散布不能稽其迹，湮灭抑甚易；且所宝惟在美术品，其有裨史迹者至微末。今各家著录墨迹，大率断自宋代，再上则唐人写经之类，然皆以供骨董摩挲而已。故吾国此类史料，其真属有用者，恐不过上溯三四百年前物极矣。（罗马教皇宫图书馆中，有明永历上教皇颂德书，用红缎书方寸字，略如近世之寿屏。此类史料之非佚而再现，直以原迹传至今者，以吾所见，此为最古矣。日本闻有中国隋唐间原物甚多，惜未得见。）此等史料，收罗当自近代始。其最大宗者，则档案与函牍也。历代官署档案，汗牛充栋，其有关史迹者，千百中仅一二，而此一二或竟为他处所绝不能得。档案性质，本极可厌，在平时固已束诸高阁，听其蠹朽，每经丧乱，辄荡无复存。旧史纪志两门，取材什九出档案；档案被采入者，则附其书以传，其被摈汰者，则永永消灭；而去取得当与否，则视乎其人之史识。其极贵重之史料，被史家轻轻一抹而宣告死刑以终古者，殆不知凡几也。二千年间，史料之罹此冤酷者，计复何限。往者不可追矣，其现存者之运命，亦危若朝露。吾三十年前在京师，曾从先辈借观总理衙门旧档钞本千馀册，其中关于鸦片战役者便四五十册，他案称是。虽中多极可笑之语，然一部分之事实含在焉，不可诬也。其中尤有清康熙间与俄法往复文件甚多，其时法之元首则路易十四，俄之元首则大彼得也；试思此等文件，在史料上之价值当居何等？今外交部是否尚有全案，此钞本尚能否存在；而将来所谓“清史”者，能否传其要领于百一举在不可知之数。此可见档案之当设法简择保存，所关如是其重也。至于函牍之属，例如明张居正《太岳集》及晚清胡曾左李诸集所载，其与当时史迹关系之重大，又尽人所知矣。善为史者，于此等资料，断不肯轻易放过，盖无论其为旧。
史家所已见所未见，而各人眼光不同彼之所弃，未必不为我之所取也。私家之形状，家传，墓文等类，旧史家认为极重要之史料：吾侪亦未尝不认之。虽然，其价值不宜夸张太过。盖一个人之所谓丰功伟烈，嘉言懿行，在吾侪理想的新史中，本已不足轻重；况此等虚荣溢美之文，又半非史实耶？故据吾所立标准以衡量史料，则任昉集中矞皇庄重之竟陵文宣王行状，其价值不如彼叙述米盐琐屑之《奏弹刘整》；而在汉人文中，蔡邕极有名之十馀篇碑诔，其价值乃不敌王褒之一篇游戏滑稽的《僮约》。（任萌两文，皆见《文选》。其《奏弹刘整》一篇，全录当时法庭口供九百馀字，皆争产，赖债，盗物，虐使奴婢等琐事，供词半属当时白话。王褒《僮约》见《艺文类聚》三十五。其性质为“纯文学的”，本与具体的史迹无关；然篇中材料，皆当时巴蜀间田野生活也。）此非好为惊人之论；盖前者专以表彰一个人为目的，且其要点多已采入旧史中；后者乃描述当时社会一部分之实况，而求诸并时之著作，竟无一篇足与为偶也。持此以衡，其孰轻孰重，不已较然可见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