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中说到，《周易》让人们在一种合目的的活动中，享受人生的乐趣。“合目的”，就是合规律，也就是适应宇宙、人生的存在情状及规律，而不偏离它。这就是“中”，也就是“正”。《周易》十分重视“中”与“正”在人们“趋吉避凶”、“迁善改过”中的意义和作用，可以说，“中正”说是《周易》道德修养说和处世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尚中正，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大特色。《易传》在运用和发挥这一思想方面不遗余力。清人钱大昕说：“《彖传》之言中者三十三；《象传》之言中者三十。其言中也，曰中正，曰时中，曰大中，曰中道，曰中行，曰行中，曰刚中，曰柔中。刚柔非中，而得中者，无咎。故尝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潜研堂集·中庸说》）钱氏之说可谓一言中的。
5.1
《易传》尚中正，源于《易经》对“中位”的重视。所谓“中位”，就是二、五之位。二居下卦之中，五居上卦之中。据专家研究，在《周易》中，二、五爻吉辞最多，合计占4706%，差不多占到了总数的一半；其凶辞最少，合计仅占1394%。三爻凶辞最多，上爻次之，三、上合计占623%；三爻吉辞最少，仅占65%；初、四爻凶中求吉类最多，占4454%(参见黄沛荣：《易学乾坤》，146页，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例如：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乾·文言传》）
“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需·彖传》）
“酒食贞吉”，以中正也。（《需》九五《象传》）
“利见大人”，尚中正也。（《讼·彖传》）
“讼元吉”，以中正也。（《讼》九五《象传》）
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彖传》）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无疑是吉利之兆，《文言传》认为，其所以吉，乃是由于它居《乾》卦九二之中位，有“中正无偏”的龙德。《需》卦卦辞为“有孚，光亨，贞吉”。意思是心存诚信，光明亨通，正固吉祥。《彖传》认为，《需》卦九二与九五均为阳爻，乃阳刚处中正之位，所以有“有孚，光亨，贞吉”之象。该卦九五爻辞为“需于酒食，贞吉”，意思是饮食宴乐，以待时机，能获吉祥。《象传》的解释是，九五得中正之位，“需于酒食”，也能获得吉祥。《讼》卦卦辞中有“利见大人”一语，《彖传》认为，这是指九五。九五为阳爻，阳刚居中正之位，所以“利见大人”。该卦九五爻辞为“讼，元吉”。意思是争讼得胜，大吉。《象传》认为，九五“元吉”，乃是由于阳刚而居中正之位之故。《观》卦坤下巽上，九五为阳，其下四爻均为阴，像君主处上，臣民居下。《彖传》认为，九五正位得中，象征君主执中正之道以观天下，使下民受到感化而服从。
以上诸例，说明二、五之爻为吉利之爻，而其之所以吉利，也正是由于处于中正之位的缘故。值得注意的是，《周易》“观象系辞”，其吉凶与否，根据颇多，如当位说、承乘说、相应说等等依《易传》解经的体例，一卦六爻，一、三、五为阳爻，二、四、六为阴爻。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为当位；反之，为不当位。当位则吉，不当位则凶。所谓承乘，两爻相邻，阴阳相异，居上者对于居下者谓之乘，反之谓之承。《周易》以阳刚乘阴柔为顺，反之为逆。所谓相应，是指一卦的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其位能够互相呼应。凡阳爻和阴爻相应为有应，反之为无应。有应则吉，无应则凶。，不止“中正”一例。但相对来说，中正说较其他诸说更受重视，最明显的例子是，有些爻辞违背当位、承乘、相应诸说，按理为凶，但因居二、五之位，也能获吉。如《彖传》释《噬嗑》卦说：“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柔得中”指六五，此爻以阴居阳，不当位，且下与六二阴爻无应。但由于“得中”，所以有利于断狱。又如《大畜》九二：“舆说辐。”意思是车子在行进中脱去了辐条，喻行进有困难。这本来是不吉之象。但《象传》认为，车子行进中脱了辐条虽非好事，但九二居中，能行中道，终无怨尤。可见“中正”在《周易》“观象系辞”中的分量。如果把“吉凶”与“迁善改过”联系起来，则也可见“中正”在人的德性修养中的分量。
5.2
为什么“中爻”具有这么大的魅力呢？《系辞传》说：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这段话是《系辞传》对吉凶悔吝等占辞在一卦六爻中何以表现不同的原因所作的说明。它主要是根据爻位说，从筮法的角度，对各爻的处境进行了不同的分析。在它看来，各爻之间的不同，一言以蔽之，是时位的不同。由于时位的不同，其环境、其遭遇也就不一样。比如二爻处下卦之中，对自己的阴柔之性很有自知之明，并能和顺贞守，不存非分玄想，所以多获美誉。而四爻同具阴柔之性，但因为位逼君主，不免利禄之诱，加之伴君如伴虎，难免一时的不能自持而遭咎害，所以多含恐惧。三、五之爻的不同也是同样的道理。
需要说明的是，这段文字，虽然意在说明各爻吉凶悔吝不同，二多誉、四多惧，三多凶、五多功之故。但并非是要肯定居二必多誉，居四必多惧；居三必多凶，居五必多功。所以，《系辞传》不说居二一定多誉，居三一定多凶等等。相反，它是要表明，无论哪一爻，都有与该爻相适应的姿态和情状。你处于某一爻，你的姿态和情状与该爻位适应了，就可以避免吝，避免凶。所以，在《周易》中，居三之位，也有吉辞；居二之位，也有凶象。而只要你持中守正，则无论所居何爻，必然有好结果。例如，“中行”， 意为“中道而行”，爻辞中出现了五次：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益》六三）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益》六四）
中行，独复。（《复》六四）
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泰》九二）
苋陆夬夬，中行，无咎。（《夬》九五）
这五条爻辞，除《泰》九二、《夬》九五为中爻而成“中行”外，其余三条，一为“多凶”之三爻，两为“多惧”之四爻。说明“中道而行”，并非二、五的专利品。《益》六三的意思是，受益至多应该努力试用于救凶平险的事务，必无咎害；必须心存诚信，持中慎行，时时像手执玉圭致意于王公一样虔信恭敬。六四的意思是，持中慎行致意于王公必能言听计从，利于依附君上迁都益民。《复》六四的意思是，居中行正，专心回复，以从正道(以上三条爻辞的释义参见黄寿祺等：《周易译注》，348、349、209页。)。可见，持中守正，是每一爻都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的。只不过《周易》的制作，目的是存忧患以警世人，所以，常常以中爻以外的各爻喻示过与不及，以二、五之爻喻示恰到好处，以为人们所效法罢了。其实，无论处在什么爻位上，都可以做到恰到好处。恰到好处，就是中正。
5.3
中正，即恰到好处，亦即无过无不及。相传周庙之中有一种器皿，曰“右坐之器”，这种器皿，注满水就会倒过来，空了就会倾斜，恰到好处则会端正。据载孔子曾亲往试验：
孔子观于周庙而有欹器焉，孔子问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对曰：“盖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右坐之器，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有之乎？”对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孔子喟然叹曰：“呜乎！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持满之道，挹而损之。”子路曰：“损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是谓损而不极。能习此道，惟至德者及之。”（《说苑·敬慎》）
这个故事最先见于《荀子·宥坐》，《淮南子·道应训》、《韩诗外传·三恕》、《孔子家语·第九》等均曾引述。孔子由“右坐之器”悟出“保持盈满”的方法是：“身居高位而能善待下人，盈满而能虚己，富足而能节俭，尊贵而能处卑贱，机智而能自甘愚拙，勇敢而能自居怯懦，雄辩而能自甘木讷，博大而能自居浅薄，贤明而能自居暗弱。要而言之，减损一点，不让它达到极致。”
周庙里是否曾经有过“右坐之器”，现在已不可考。但我们说，《周易》就是一件以文字形式存在的“右坐之器”，它的初衷是忧患世人，它的目的是趋吉避凶，它的方法是中正和合、迁善改过。“右坐之器”意在警人中则正，过犹不及。一部《周易》，也是在讲中则正，过犹不及的道理。例如《大过》卦，下巽上兑，二阴包四阳，反映的是阳刚过甚，阴柔极弱之象。《周易》认为，这种“大过”之象属于反常之象，解救的办法是刚柔相济，以平衡阴阳两种力量：“卦辞先取‘栋梁’曲折下挠为喻，表明‘阳刚’者‘大过’、‘阴柔’者不胜其势的景况；再指出此时亟待‘大过人’之举奋力拯治，则可以调济阴阳，走向‘亨通’。卦中六爻分别说明善处‘大过’的道理，其义主于：上下两阴须取刚济柔，中间四阳须取柔济刚。如此互济，才能救‘大过’之弊，成调和之功。但诸爻处时各异，遂致吉凶有别，初二相比，善于互调刚柔，故初‘无咎’、二‘无不利’；五、上也相比，但阴阳悬殊太甚，虽竭力调济，终难完满成功，故五‘无咎无誉’、上‘凶，无咎’；唯三、四两阳最远两阴，必当自损阳刚、静居顺调，而三违逆此道致‘凶’，四遵循此道获‘吉’。可见，拯治‘大过’的根本原则是‘刚柔相济’，力求平衡。”(黄寿祺等：《周易译注》，240页。）做到了刚柔相济、保持了阴阳平衡，也就是做到了“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
当然，在《周易》中，《大过》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但通观全部卦爻辞，可以说，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要努力表明，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要分别突显阴阳刚柔的不同之性，实现自己的目标，并最终达到中正和合——吉无不利的境地。
5.4
刚柔相济，阴阳平衡，是《周易》致中正的方法，也是《周易》致中正的结果。而这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和”。也可以说，《周易》致中正，就是求“和”的过程；《周易》致中正，就是要达到“和”的境界。在《周易》中，二五两中爻阴阳相应叫做“和”，二五两中爻阴阳既当位、又相应，称为“中和”。“中和”又叫“太和”。《乾·彖传》说：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王弼注其中的“保合太和”一句说：“不和而刚暴。”（《周易注》）意思是乾道即阳刚如果不与坤道即阴柔相交、相和、相统一，阳刚就会急迫地变化，而发展至自己的反面，使自身难以存在。这说明阴阳制约，刚柔相济，才能中正和合，保持稳定。程颐把阴阳在中爻的相逢相交称为“刚柔相济”。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妨以《既济》卦为例。《既济》下离上坎，初、三、五为阳，二、四、上为阴。各爻及各爻之间当位、中正、比应，无所不具。所以《彖传》说：“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传统易学以为，此卦系由乾、坤两卦各以己之所有，济对方之所无，各以己之所过，济对方之不及而形成。它十分典型地表现了阴阳、刚柔交互错综、互补、参和、统一的中和状态。
关于“和”，古人有种种议论：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左传·昭公二十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上述材料，有一个突出的思想观点，即“和”不等于“同”；“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同”，春秋时期的著名人物晏婴认为，“以水济水”就是“同”。他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以水济水，制不出任何可口的饮品，结果还是水。老是弹一个音调，奏不出任何动听的音乐，结果还是那个音调。可见，“同”是没有差别的绝对的相同，因为没有差别，也就形不成互补。这就好比同是德行卑下的一群人同流合污，谁也不能使别人因着自己而学到好的东西一样，结果必然是日坏其德。与此相反，“和”则是“以他平他”，性质不同的东西杂然相交，“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可见，“和”是有分别的多样性的统一，因为是多样性的，所以能形成互补。这就好比德行高尚的一群人和睦相处，谁都能在对方身上学到好东西一样，结果必然是日新其德。
多样性的统一，是一种“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又是一种“适中”。换句话说，就是各种性质，各安其分，各适其度，以达到一种中正调和的状态。前面提到的那位晏子有一段论君子处世的话，很能表达中正调和的状态：
叔向问晏子曰：“君子之大义何若？”晏子对曰：“君子之大义，和调而不缘，溪盎而不苛，庄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铨，刻廉而不刿，行精而不以明污，齐尚而不以遗罢，富贵不傲物，贫穷不易行，尊贤而不退肖。此君子之大义也。”（《晏子春秋》卷四）
在晏子看来，君子处世的原则是：与周围环境相顺应、相协调而不随波逐流，深邃明察而不苛求于人，庄重敬肃而不张皇急促，温柔和顺而不卑下扭曲，棱角分明而不伤害别人，行为纯洁而不宣传别人的污点，追求高远而不遗弃后进，享受富贵而不傲视他人，处境穷困而不改变德行，尊敬贤能而不排斥不肖。晏子的议论，所表述的是处世层面的中正和合。而处世层面的中正和合又是以修身层面的中正和合为基础的，所以古人更强调把中正和合作为身心修养的目标。荀子说：
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僈弃，则炤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荀子·修身》）
大意是说，治气养心的方法是，血气刚强的人，就用心平气和来柔化他；深思过虑的人，就用平易善良来纠正他；勇猛乖张的人，就用顺情合理来辅助他；性急嘴快的人，就用举止安详来节制他；气量狭隘的人，就用宽宏大量来开导他；卑鄙、迟钝、贪利的人，就用志向高尚来抵制他；庸俗、散漫的人，就用良师益友来强迫他；怠慢、暴弃的人，就用招灾惹祸来晓喻他；愚鲁、拘谨的人，就用礼文乐歌来调济他，用善于思索来导通他……这就是理气养心的方法。(译文参见杨柳桥：《荀子诂译》，31页。济南，齐鲁书社，1985。)
荀子的这段议论，也可以称之为身心修养中的“致中和”。《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即将“中和”之道推而及之，可以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各尽其性，各遂其生。这也就是《周易》所谓的“大中”。“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大有·彖传》）《大有》阴爻居五，阳爻和之，刚健文明，顺天应时，可谓中正和合。所以，大有收获，至为亨通。“大中”，就是孔子所谓的“中庸之为德”（《 论语·雍也》）。
5.5
最后，有必要对“中庸”与“乡原”的区别，做一些说明。孔子说：“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什么是“乡原”？“乡原”就是世俗所谓的“好好先生”。这种人常常喜欢打着“中庸”的招牌为自己遮羞，所以深为历代思想家所痛恨。《孟子》中记有一段孟子与万章的对话，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者，是乡原也。”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禹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孟子·尽心下》）
从孟子与万章的这段对话中可知，孔子最讨厌“乡原”，也就是所谓的“好好先生”。而最愿意与之交往的是那些中正合道的人。不得已而求其次，则是志向高大而言过其实的人。不得已而更求其次，则是不屑于做坏事的人。据孟子的解释，“好好先生”既看不上狂放之士的言行不一，又瞧不起狷介之士的落落寡合。自以为十分老成，看透了一切，常常若无其事地说：“生在这个世界上，为这个世界做事，过得去也就可以了。”这种人，指摘他，却举不出什么大错误来；责骂他，却也无可责骂，他为人好像忠诚老实，行为好像方正清洁，大家也都喜欢他，他自己也以为正确，但是与圣人之道完全违背。一言以蔽之，这种人，八面玲珑，没有棱角；四方讨好，不负责任。所以，孔子斥之为“德之贼”。 可见，“乡原”是一种貌似中正和合，实则是“非之无举，刺之无刺”，八面玲珑、善于钻营的伪君子。这种人，其言行，其心思意念，不但不合中道，反而更背离中道。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回到本章的开头：“《周易》让人们在一种合目的的活动中，享受人生的乐趣。‘合目的’，就是合规律，也就是适应宇宙人生的存在情状及规律，而不偏离它。这就是‘中’，也就是‘正’。”这样的中正，从行为层面说，是一种不逾矩的生活；从心灵层面说，是一种和乐的境界；从生命层面说，是一种天人和顺的存在。所以《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一切，岂是好好先生所能做到的？就是有德的君子，也当终日乾乾，勤于修养，才能不断接近或达到这样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