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班固
【导读】
本文选自《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董仲舒为君主专制的辩护是无法令法家学者感到满意的。因为在抽象的意义上，董仲舒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更高的自然法则的授权。而在世俗的意义上，这其实是暗示个人经过理性思考，相信君主的权力已经得到授权后，才会接受皇帝的权威。让思想凌驾于权力之上，恰恰是法家深恶痛绝的。
董仲舒对此应该感触甚深，因为他自己就因为宣扬灾异与政治的联系而获罪。不过在汉武帝时期，君主专制的权威尚令人敬畏。但时人愈来愈关心各种灾异现象，暗暗揣测其神秘的含义，这真是不祥之兆。
王氏家族是西汉末年的外戚家族，但是王莽代汉并非简单的皇室被外戚取代。史料的记载说明时人更愿意将王莽代汉视为儒家政治理论的自然推论，即上天授权王莽，命其建立新王朝。因此，王莽得到许多人积极的推戴，而非消极的默认，就不足为奇了。
王莽代汉后实行复古主义改革，这被证明是一场灾难。王莽新政的初衷是解决西汉的社会、经济危机，但是改革不仅未能缓解危机，反而激起了广泛的不满。在随后的内战中，王莽的改革与王朝一起倾覆了。
王莽新政是儒家复兴及政治参与的谢幕表演。这种在后人看来极为鲁莽的举动，与王莽代汉时的万众拥戴，都表现了儒家理想主义在政治上的热情与冲动。新政的失败也证明，这个学派的政治激情是无力治理帝国的。自此之后，儒家古典政治一派逐渐式微，渐渐转为学术的探究。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孝元皇后：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王莽的姑妈。］。……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折节：屈己下人。］。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阳朔中［阳朔：汉成帝年号。］，世父大将军凤病［世父大将军凤：王莽的伯父，大将军王凤。］，莽侍疾， 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 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
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书，愿分户邑以封莽，及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 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永始元年，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封国在南阳郡新野县的都乡。］，千五百户。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收赡：收留，供养。］，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恧［惭恧：惭愧。］。
莽兄永为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学博士门下。莽休沐出，振车骑［振：整理。］，奉羊酒，劳遗其师，恩施下竟同学。诸生纵观，长老叹息。光年小于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妇［内：通“纳”。内妇：娶媳妇。］，宾客满堂。须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当饮某药，比客罢者数起焉［“比客罢”至此：意谓借着客人告辞时送客人的机会，几次去探望。］。尝私买侍婢，昆弟或颇闻知，莽因曰：“后将军朱子元无子，莽闻此儿种宜子，为买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是时，太后姊子淳于长以材能为九卿，先进在莽右［右：汉代以右为尊。］。莽阴求其罪过，因大司马曲阳侯根白之，长伏诛，莽以获忠直，语在《长传》。根因乞骸骨，荐莽自代，上遂擢为大司马。是岁，绥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 皆惊。
辅政岁余，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太后诏莽就第，避帝外家［就第：回家。避帝外家：回避皇帝母亲一族。］。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书令诏莽曰：“先帝委政于君而弃群臣，朕得奉宗庙，诚嘉与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以著朕之不能奉顺先帝之意，朕甚悲伤焉。已诏尚书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闻太后诏，甚悲。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太后复令莽视事。
时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书言： “《春秋》之义，母以子贵，丁姬宜上尊号。”莽与师丹共劾宏误朝不道［误朝不道：妨害朝政，大逆不道。］，……后二岁，傅太后、丁姬皆称尊号，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广尊尊之义［广尊尊之义：弘扬尊崇尊上的大义。尊，一为动词，一为名词。］，抑贬尊号，亏损孝道，当伏显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请免为庶人。”上曰：“以莽与太皇太后有属，勿免，遣就国［“以莽与”至此：意谓王莽与太皇太后有亲戚关系，不好罢免，让他回自己的封国吧。］。
莽杜门自守，其中子获杀奴［中子获：次子王获。］，莽切责获，令自杀。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元寿元年，日食，贤良周护、宋崇等对策深颂莽功德，上于是征莽。
…………
莽还京师岁余，哀帝崩，无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期门兵：皇帝警卫部队。］。莽白：“大司马高安侯董贤年少［董贤：汉哀帝宠臣。］，不合众心，收印绶。”贤即日自杀。太后诏公卿举可大司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举莽，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互相举。太后拜莽为大司马，与议立嗣。安阳侯王舜莽之从弟，其人修饬［修饬：善良谨慎。］，太后所信爱也，莽白以舜为车骑将军，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后，是为孝平皇帝。帝年九岁，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莽白赵氏前害皇子［赵氏前害皇子：指赵皇后未生子，她与妹妹、弟弟设计陷害成帝妃子及皇子的事。］，傅氏骄僭，遂废孝成赵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杀，语在《外戚传》
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说者，莽皆傅致其罪［傅致：先附和然后诱人犯罪］，为请奏，令邯持与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辄可其奏。于是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坐互相举免，丁、傅及董贤亲属皆免官爵， 徙远方。红阳侯立太后亲弟，虽不居位，莽以诸父内敬惮之， 畏立从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乃复令光奏立旧恶：“前知定陵侯淳于长犯大逆罪，多受其赂，为言误朝［多受其赂，为言误朝：指王立接受淳于长贿赂，为其说好话， 请求朝廷宽恕的事。］；后白以官婢杨寄私子为皇子［私子：私生子。］，众言曰吕氏、少帝复出［吕氏：汉高祖皇后吕雉。少帝：惠帝无子，吕后取后宫美人子冒充太子，立为帝，即少帝。］，纷纷为天下所疑，难以示来世，成襁褓之功。请遣立就国。”太后不听。莽曰：“今汉家衰，比世无嗣，太后独代幼主统政，诚可畏惧， 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从，今以私恩逆大臣议如此，群下倾邪，乱从此起！宜可且遣就国，安后复征召之。”太后不得已， 遣立就国。莽之所以胁持上下，皆此类也。
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击断：即打手。］，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莽色厉而言方［言方：语言冠冕堂皇。］，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 莽稽首涕泣，固推让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
始，风益州令塞处蛮夷献白雉［风：通“讽”，暗示，劝说。白雉：白野鸡。古人认为是祥瑞。］，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诏，以白雉荐宗庙。群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安宗庙。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益封三万户，畴其爵邑［畴其爵邑：使封地与爵号相等。］，比萧相国。莽宜如光故事。”太后问公卿曰：“诚以大司马有大功当著之邪？将以骨肉故欲异之也？”于是群臣乃盛陈……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
莽遂固辞。……群臣复上言：“莽虽克让，朝所宜章，以时加赏，明重元功，无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诏曰：“大司马新都侯莽三世为三公，典周公之职，建万世策，功德为忠臣宗，化流海内，远人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县户二万八千益封莽，复其后嗣，畴其爵邑，封功如萧相国。以莽为太傅，干四辅之事［四辅：太傅、太师、太保、少府的统称。］，号曰安汉公。以故萧相国甲第为安汉公第，定著于令，传之无穷。”
…………
莽既说众庶［说众庶：使众人快乐。即获得了众人的信任。］，又欲专断，知太后猒政，乃风公卿奏言： “往者，吏以功次迁至二千石［功：功劳政绩。次：资历年份。］，及州部所举茂材异等吏［茂材：秀才。异等：有特殊才能者。］， 率多不称，宜皆见安汉公。又太后不宜亲省小事。”令太后下诏曰：“皇帝幼年，朕且统政，比加元服。今众事烦碎，朕春秋高，精气不堪，殆非所以安躬体而育养皇帝者也。故选忠贤，立四辅，群下劝职，永以康宁。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巍巍乎”至此：语见《论语·泰伯》，是孔子称颂舜、禹的话。］！’自今以来，惟封爵乃以闻。他事，安汉公、四辅平决。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初除：首次任命。］，辄引入至近署对安汉公，考故官，问新职，以知其称否。”于是莽人人延问，致密恩意，厚加赠送［致密恩意，厚加赠送：意谓那些回答得周到细致，感恩拜德的，就大加赏赐。］，其不合指，显奏免之， 权与人主侔矣［侔：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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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 纬
汉代谶纬之学大兴，对朝政、学术影响至深，而尤以西汉末叶、东汉为著。谶纬之学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齐国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甚至有论者怀疑其源自殷商好鬼神的遗风。
早期“谶”、“纬”两者之间的分野十分明显。“谶”是指以神秘的事迹、言辞、歌谣等预言政治前景，往往是具有政治煽动性的谣言。如陈胜、吴广于大泽乡举事前“丹书”、“狐鸣”之行事。“纬”则是指儒生论述古代典籍的私人著述，尚无公认的权威。如《春秋繁露》，就近乎纬书之流。在战国时期开放的学风里，诸学派、思潮之间激荡融合， 互相发挥，遂渐渐有后来“谶纬”之学的萌芽。
“谶纬”之学是“谶”与“纬”合流的结果。前者多来自政治密谋者鼓动风潮的谋划，士人将原来较为原始的神秘预言予以修饰，引古代典籍为证，以劝诱更上层的贵族和士人。而“纬”则多来自士人的私人撰述，不得志的士人往往将其假托于著名人物如孔子的名下，并且在著述之中鼓吹种种神秘的见解，以引起世人重视。随着作者的混同，原本互不相属的“谶”、“纬”遂渐渐合流了。
在两汉流传的诸种思潮中，谶纬之学可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分庭抗礼，其地位甚至凌驾于后两者之上。与经学相比，谶纬既在民间社会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又在知识阶层中广为传习。根据谶纬之学的见解， 世界是统一、互相感应、秩序井然的；历史和政治在这个世界中依着神秘的规律运行；“六经”等古代典籍是自然生成之物，蕴含着自然的奥秘；周公、孔子是了解神秘意志和规律的预言家；谶纬之学是探求秘密的秘术。经过反复的传习、发挥，谶纬之学发展出庞杂的体系，包含了对世界、历史、政治、自然、典籍、人物等的奇妙解释，其体系之恢宏远甚于经学体系。
今文经学与谶纬之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许多广为流传的经义，都来自后者的熏陶和附会。但今文经学对古代典籍、人物的解释稍有变化，今文经学极为推崇孔子，认为他具有上天赋予的品格，乃是连接自然意志与世俗世界的枢纽。“六经”是孔子为垂范后世的著述，蕴涵着未曾言明的神秘真理，世俗之人唯有通过对“六经”的研究，方可有所发现。
概言之，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品格卓异的圣人，其学说理应见重于朝廷。谶纬之学则认为孔子是有神秘法术的巫师，由此进一步发挥对政治、自然的独特见解。不难发现，今文经学的自然、政治哲学与谶纬之学十分相似。但是既然成为官方学说，今文经学在学理上就更加精致， 也更加保守，明显更少反叛性。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既是今文经学的卓越之作，亦可谓一部流传甚广的谶纬之书。董仲舒以近乎谶纬的形式重述了儒家的古典传统，以满足新帝国的要求。经过董仲舒的发挥，原来流播于江湖的谶纬之学登堂入室，高居于庙堂之上。王莽借谶纬为代汉自饰，刘秀亦以此鼓吹自己登基为帝的合法性。东汉阴郁不满的豪族效而行之，以之为背叛王朝的政治鼓动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