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脱脱 等
【导读】
本文选自《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鉴于五代的乱局，自宋太祖始，宋初诸帝推行集权、尚文、崇儒的政治策略。宋初以来，科举选中的官员极受尊崇，这些新晋的官员既是学有所成的学者，也是奉公尽职的官僚。在朝廷的刻意扶持下，士大夫逐渐在朝廷中占据优势，士大夫及其组成的文官政府，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在宋初士大夫中，欧阳修的生平与仕途颇为典型。
欧阳修出身贫寒，早年以科举入仕。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时， 欧阳修积极参与。这一期间，欧阳修意图革新北宋政治，撰写了大量政论。新政失败后，欧阳修一度徙官外地，后来又迁为执政大臣。“庆历新政”后北宋的政局平和，因此欧阳修晚年的政治生涯波澜不惊，更多致力于提携、奖掖晚辈的士人。
北宋士人对唐、五代以来的政治纷乱深有感触，他们将其归因于儒家政治传统的失落。欧阳修是这一复古思潮卓越的阐述者，他编撰了《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以总结前代的政治得失，并企图证明恢复儒家传统是长治久安的唯一希望。
恢复儒家传统的热情在欧阳修的其他政论中也有流露。“庆历新政” 期间，欧阳修撰写了《朋党论》，以反击政敌的攻击。欧阳修在《朋党论》中宣称，为了推行儒家的政治理想，士大夫结党无可厚非。欧阳修不无夸张的论点暗示着北宋士大夫的政治信心与热情，但是以此为起点，此后北宋儒家各派别的分道扬镳实在令人始料未及。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庐陵：今江西吉安］。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
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锼刻骈偶，淟涊弗振：（文章）刻意雕琢，追求对偶，（文风） 污浊不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 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随：随州。欧阳修的叔父曾任职于此，欧阳修随叔父到此。］，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
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南宫：礼部考试的别称。擢甲科：定为第一等］，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尹洙：博学有识，与欧阳修一起提倡古文］，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仲淹使陕西，辟掌书记。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
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 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五品服［五品服：五品官服］。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同修起居注， 遂知制诰。故事，必试而后命，帝知修，诏特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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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颛权，其故何也？去一善人， 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唯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唯有颛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说，方可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以母忧去。服除，召判流内铨，时在外十一年矣。帝见其发白，问劳甚至。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奉使契丹，其主命贵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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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谏论执中过恶［执中：陈执中，为相八年政绩无可称］，而执中犹迁延固位。修上疏，以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为圣德之累”。未几，执中罢。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陈州。修尝因水灾上疏曰：“陛下临御三纪，而储宫未建。昔汉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国长久， 为汉太宗。唐明宗恶人言储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乱，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后建立英宗，盖原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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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年六十，即连乞谢事［谢事：即请求辞官。］， 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 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致仕：犹今之退休］。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穽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 志气自若也。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覆观之， 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 “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尝谓曰：“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 ‘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 ‘生可求乎？’曰： ‘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夫常求其生”至此：意谓经常为死囚寻求生路，还会造成误杀，然而世间的官吏却经常寻求处死犯人的理由。］。’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修闻而服之终身。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
【延伸阅读】
欧阳修与宋学
东汉以后，儒学日渐凋零，学风淡薄。中唐以后，韩愈等人发起古文运动，试图恢复儒学的影响，但是从者很少。至北宋初年，朝廷大兴科举，鼓励学风，儒学才开始慢慢复兴。其中，欧阳修是宋初复兴儒学的著名学者，位居“唐宋八大家”之列。
欧阳修著述甚多，对后学者影响极大。他很早就开始研究儒家经典文献，开启了怀疑、考证、重新诠释古代典籍的学风，对后来者多有启发。有感于唐、五代以来的政治混乱，欧阳修模仿《春秋》体例编撰了《新五代史》，并参与编撰《新唐书》。两史以儒家的政治关怀，剖析、评论唐、五代的政治得失，以为将来殷鉴。除著述之外，欧阳修还积极参与“庆历新政”等政治活动，以图改良政治。期间欧阳修撰写了政治论文《朋党论》反驳政敌的攻击，论述士人政治运动与朝政得失的关联。
成名之后，欧阳修极力提携、奖掖晚辈学者。北宋中叶的著名学者、政治家大多曾与欧阳修交游，如苏轼、王安石等。故而欧阳修的著述和政治活动，对北宋中期的政治、思潮也有相当的影响。
蜀学派的苏轼对欧阳修推崇备至，将其列入承继孔子、孟子、韩愈道统的人物，称颂他开创了一代学风。苏轼称：
（自韩愈后）三百有余年而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苏轼之言，可谓中肯之见。由于宋学起始时本着复古的名义，一些学者认为宋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文艺复兴之于欧洲历史相似。但除此之外，宋学与当朝政治之间的关联，证明其远非纯粹的学问探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