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文学批评方法到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学批评方法再到一般文学批评方法的框架中，徐复观系统建构了以意逆志的追体验方法。针对孟子答咸丘蒙章提出的以意逆志命题，徐复观不仅系统解释文、辞、意、志等关键词，而且用现代术语阐释其方法内涵。他以追体认来描述以意逆志方法的内涵特色，并进一步强调追体验作为文学欣赏的基本特征。“若说到文学欣赏的过程，乃是一种‘追体验’的过程。‘体验’是指作者创作时的心灵活动状态。读者对作品要一步一步地追到作者这种心灵活动状态，才算真正上是欣赏。陆机《文赋》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刘彦和《文心雕龙·知音》篇中说：‘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这即是今日所说的‘追体验’。”徐复观在80年代使用的“追体认”一词，后来常用“追体验”。“由作者人与事的了解，由字句及故实的了解，以把握一个初步的轮廓。再进一步由反复的咏诵以得其韵律，得其神味，得其‘情像’中所蕴含的作者的感情，此即日本人喜欢用的所谓‘追体验’。”他注重文学研究的方法，一再强调其追体验的方法意识自觉。
我把文学、艺术都当作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来处理，也采用治思想史的穷搜力讨的方法。搜讨到根源之地时，却发现了文学、艺术有不同于一般思想史的各自特性，更须在运用一般治思想史的方法以后，还要以“追体验”来进入形象的世界，进入感情的世界，以与作者的精神相往来，因而把握到文学、艺术的本质。
徐复观的方法意识是在孟子方法与文学研究方法两个层次跳跃扩展，而赖力行、张伯伟代表了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历史描述与体系建构中确定以意逆志方法的重要地位。
赖力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区分中国古代批评几种基本的类型：“依批评家兴趣焦点对文学作品不同层面的侧重，将中国古代批评分成几种基本的类型：着意于文学内在风神的整体直观的品评鉴赏式批评，侧重于作家寓意的发掘提取的以意逆志批评，注重于作家如何安排韵律、如何提炼语言的文体批评，对作品的形象实体进行细密分析的分解批评。每一种批评模式都有其特征性的批评方法。它们共同构成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体系。”
在传统文学批评方法体系中，赖力行论说关注文学内容要素、文学意义的以意逆志方法：“‘以意逆志’的批评，则是从读者和作者相结合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象征意蕴的把握和阐发，属于释义批评的类型。”强调“对文学作品意义的理解和阐释，是一切类型的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以意逆志’作为传统释义批评的基本方法，其实践价值和丰富的方法论内涵，不能不激起我们对它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兴趣”。
张伯伟论说以意逆志作为古代文学批评的支柱方法：“从大量文学艺术的实际批评中，归纳出三种最能体现传统文学批评精神的方法，即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以意逆志’法，受学术传统影响的‘推源溯流’法，以及受庄禅思想影响的‘意象批评’法。以这三种方法为支柱，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独特结构。”在这三种方法从不同侧面对文学作品进行各个层次研究的整体中，凸现“‘以意逆志’法侧重于将作品置于与作者及社会的关系中探讨”。
以系统整理与特色阐释为传统文学思想研究的学术目的，现代论者从孟子文学批评方法、儒家文学批评方法再到一般文学批评方法的不同层面建构以意逆志方法内涵。赖力行提出，“对中国文学，照搬西方文学观念、运思方式和阐释技巧，难以完全对应。中国文学应该有适应其特点的阅读阐释方法”，强调“研究传统批评的经验事实和理论事实，是研究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手段，它为从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传统特点出发，接受和融合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之长处，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张伯伟主张“通过对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整体把握与研究，一方面将其隐而未彰的体系重显出来，另一方面也将这一体系不断完善、丰富的历史呈现出来，并在重显与呈现的过程中，揭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和现代意义”。
因此，现代论者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以不同语义理解、不同内涵界定共同建构了以意逆志的文学批评方法。他们审视“自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为说诗的方法之后，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意逆志’遂成为一种运用范围最广、运用时间最久的文学批评方法，从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作用”。认同“孟子所提出的方法，是含有普遍妥当性的”，阐释“‘以意逆志’因此而可以理解为：读者和批评家通过对作品中描写的艺术意象的玩味体悟来获取诗人的创作旨趣。如果我们对‘以意逆志’的含义作以上理解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以意逆志’由一种说诗原则发展成为我国传统批评中一种主要的批评方法，而且为世人所沿用，其原因就不难解释了。从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以意逆志’侧重于‘读者－作品’关系的考察，要求评论家以尽可能细腻的内心体验去揣测作品的创作意蕴，强调的是读者和批评家在释放本意义中的作用，肯定了读者批评家在参与文本意义创造时的权利”，进一步强调“‘以意逆志’法在传统文学中产生的意义。实际上，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这些意义并不局限于文学，实可旁通于艺术，更能上推至文化”。
三、以意逆志诠释方法
虽然徐复观关于追体验的以意逆志方法，主要是以文学诠释方法为主题，但也关注到其对思想史研究的方法意义。他提出：“把治文艺批评中的‘追体验’的观念、工夫，转用到治中国思想史的最后程序之上，是相对的恰切、必要的。”
所以治思想史的人，先由文字实物的具体以走向思想的抽象，再由思想的抽象以走向人生、时代的具体。经过此种层层研究，然后其人、其书将重新活跃于我们的心目之上，活跃于我们时代之中。我们不仅是在读古人的书，而且是在与古人对话。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庄生所谓“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此乃真是九原可作，而治思想史之能事毕矣。
徐复观在20世纪80年代所作的这种论说，显示了把以意逆志作为现代学术基本方法论论题的观念萌芽。以意逆志诠释方法之观念、论题的形成、定型与西方诠释学理论的引进、中国诠释学的建构紧密相关。
尽管中国有几千年的解释传统，但有意识地从诠释学(又名解释学、阐释学、释义学)的视角观照此传统却是现代语境中形成的学术自觉。在引进了西方诠释学理论的中国现代语境中生成了中国诠释学的现代学术论题。在中国诠释学的论题中，论者从儒家方法到一般方法等层面展开论说以意逆志的诠释思想与方法。“钱钟书以及深具西方背景的华人学者张隆溪、叶维廉、叶嘉莹，至迟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接触西方的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理论。良好的外语基础和所处地带文化环境，让他们具备了成为‘第一读者’的条件；而博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则让他们走在中国大陆大多数古代文论研究者的前头。他们从中西诗学比较的角度，对西方阐释学、接受美学理论在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的研究中积极垦拓，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
以意逆志命题与诠释学论题的关联起源于中西观念的参证，中学与西学知识积淀是其论者展开论说的基础。钱钟书在1979年首版《管锥编》中提到以意逆志命题以及文、词、志关系与阐释循环。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辞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者是矣。
钱钟书在此从朴学方法谈起，以阐释循环作结。他正是从理解与阐释的角度涉及了对文、词、志关系的理解。文、辞、志三者的关系正是“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命题中关键。在这里“文－辞－志”变成了“文－词－志”，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可以说，钱钟书开始了在阐释学的话题中审视以意逆志命题。
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遗著《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于1988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其第四章讨论阐释悖论提出作为儒家释义学意图主义倾向的以意逆志。在思考中国悖论诗学如何影响诗歌诠释，以及中国批评家如何处理诠释问题前，刘若愚先简单地介绍了诠释《诗经》以及后来诗歌的儒家释义学传统。他在儒家释义学传统中发觉两个不同的倾向，命名为道德主义和意图主义。第一种倾向道德主义可以以孔子本人为例……孟子所谓“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则成为儒家释义学的第二种倾向意图主义的起源。孔子道德主义和孟子意图主义的结合产生了历史的－自传的－比喻的方法，他到现在依然是中国文学诠释中占统治地位的模式。
张隆溪在1989年《读书》第12期发表《中国传统阐释意识的探讨》一文讨论到刘若愚的遗著，并在1992年出版的英文著作《道与逻格斯：文学阐释学》引刘若愚《悖论诗学》之论：“这种意图论的阐释学倾向从孟子的著作中获得了有力的认可。……正如刘若愚评论的那样，传统的中国批评受到‘孔子的道德论和孟子的意图论’的沉重影响。”
范佐仁《诗与人格：传统中国经解与诠释学》认为，《诗经》的重点在追溯诗人之志，借以改变读者人格。关注到在《孟子》书上最早出现的明确《诗经》诠释，强调其诗句开始被放在历史脉络中去了解，有确定的意义，可以用来支持历史性论证；而不只是作为优美的外交辞令，或借来作为起兴发想的引言。但断章取义的情形仍然普遍，是以孟子提出他的以意逆志的读诗方法，强调对诗的理解，不只是要放在诗篇全文中去看它的“义涵”（meaning），更要“以意逆志”，读者必须就自己的存在处境揣想诗人“意念”（intention）。
叶维廉把作为诠释方法论的以意逆志，从儒家诠释方法进一步扩展为一般诠释方法。他在1986年《联合文学》上发表、后收入1992年《中国诗学》的《与作品对话——传释学初探》一文中提出以意逆志命题的方法论意义。他既关注已有以意逆志命题注疏“这个注释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用了‘以意逆志’”，强调“‘以意逆之’是关及读者与作者之间在作品上相遇所必需的‘协调’、‘调整’（英文即所谓mediation）。协调、调整是传意、释意活动中无法避免的行为”。特别主张在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观念印照下，以意逆志命题“也许可以视为读者（带着自己的历史性）对作品中传达的志（‘志’应可视为部分的传统）做出‘迎’与‘逆’的调协。（我认为‘逆’字的本意应该同时保留），是一种与传统活跃的作品的对话”。
叶维廉按照哲学阐释学的思路来看孟子的“以意逆志”之说，揭示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与哲学阐释学的相通性。同样，1993年董洪利“在参与《楚辞注释长编》的过程中，对各种古注的规律、方法和类型进行概括研究，写成了《古籍的阐释》一书”。“由于哲学诠释学的兴起，‘作者原意说’受到了相当的质疑，因此大陆学者董洪利在《古籍的阐释》一书中，便借用高达美（Hans-Georg Gadamer）的‘视域融合’说来重新诠释‘以意逆志’，认为孟子此说超越了‘作者原意说’。”
以西方诠释学理论观念为参照，现代论者在诠释方法的论题中展开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新格局。“如果从阐释学的观点来看孟子的‘以意逆志’，或许我们会发现其中的理论价值和魅力。”比较视野是其诠释论题生成的观念前提。
以意逆志命题在李清良《中国阐释学》一书提及。他认为中国诠释学提出与“虚心”的阐释学态度相对应的理解方法，就是“熟读深思”与“得意忘言”相结合的方法。他强调“以意逆志”正是孟子对“得意忘言”的一种表述。所谓“不以文害辞”就是不要因为作者的修辞而错会其本文“原意”，“不以辞害志”就是不要拘泥特定语境层次中的“原意”而错会其“用心”。在李凯2002年《儒家元典与中国诗学》中既强调各种对“以意逆志”的理解所体现出的不同阐释思想，又关注接近孟子之意的以意逆志诠释“与西方所盛行的重视读者主体性发挥的阐释思想接近”。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明确提出了“‘以意逆志’说诗方法是中国古代阐释学的开山纲领”的论题。
在诠释方法的论题下，从孟子方法、儒家方法、中国古典方法、一般诠释方法等不同层面逐渐凸现出了以意逆志诠释方法的论题样式。在这一系列的论说中，黄俊杰、周光庆等代表了其论说的基本路向。
黄俊杰在孟子方法、儒家方法、中国古典方法、一般诠释方法几个层面跳跃扩展。黄俊杰撰《孟子运用经典的脉络及其解经方法》一文检讨孟子对待经典的态度及其所提出的解经方法，论说“孟子所提出的‘以（读者之）意逆（经典作者之）志’的方法”。并强调其方法的巨大影响，成为儒家一般法则：“解读者如何透过解经以求‘道’呢？从儒家解经史来看，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第一是孟子所谓‘以意逆志’的解经方法，诉诸解经者个人生命的体认。”
黄俊杰系统研究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并以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为基础建构诠释的普遍法则。因此，他研究孟子与理解中国经典诠释学等传统思想都主张以意逆志方法，自觉运用以意逆志的理解方式。他强调：“圣人或作者之意不仅可求，抑且可知。如何求？如何知？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4》）细玩‘文本’，踏实诵读，再以读者之‘意’逆推作者之‘志’，则经典作者之意向亦可忖度之矣。”强调关注中国诠释学特色，“后人亦当‘以意逆之，是为得之！’”
周光庆在孟子方法与古典方法的层面上论说以意逆志方法，论证了“孟子首倡的‘以意逆志’说，是中国古典解释学史上第一个具有自觉理论意识和深厚理论内涵的心理解释方法论。在当时，它显示出了可贵的创造性和开拓性，对后世它显示了深远的启示性与奠基性，受到了历代学人的由衷推崇和继承发展”。他在《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一书中提出中国古典解释学的语言解释方法论、历史解释方法论、心理解释方法论等三种相互贯通、相互发明，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解释方法论；强调“其心理解释方法论，肇兴于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成熟于朱熹的‘唤醒体验’论……形成了理解的最高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