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交通史稿》作为1989年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秦汉交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1994年7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龙润霞付出的劳动，对我个人的学术进步，是有力的鼓励，对秦汉时期交通史乃至中国古代交通史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形成了积极的推动。
《秦汉交通史稿》出版后，曾经通过首届国家图书奖初选，又于1999年9月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西北大学学报》1993年1期发表李学勤序，《中央党校通讯》1994年11月15日发表李学勤序摘要，《北京日报》1994年12月14日发表李学勤序摘要。相关学术评论，又有《光明日报》1995年10月9日发表的刘昭瑞书评，《历史研究》1995年5期发表的周苏平书评，日本《中国研究月刊》1995年4期发表的田人隆书评，《社会科学报》1995年2月9日发表的刘修明书评，香港《中国书评》总第3期（1995年3月）发表的赵瑞民书评，《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1期发表的余仁书评，《学术界》1995年1期发表的刘昭瑞书评等。师友们的鼓励，成为我学业进步的动力。
由于初版印数只有一千册，海内外学界朋友和学生们索询频繁。此次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美意，得以增订再版，我表示深深的感谢。增订的工作，除了改正初版本中的疏误之外，对于相关新出重要考古资料予以必要的介绍。这样的增补，因为时间和篇幅的关系，只能是非常有限的。我在初版后记中写道：“因学力之浅薄，疏误在所难免。江陵张家山汉简、敦煌悬泉置汉简等重要资料未得利用，亦是一大憾事。”现在应当承认，江陵张家山汉简中有关资料的理解和运用，依然做得很不够。而敦煌悬泉置汉简资料的发布，我们依然在期盼之中。
对于秦汉交通史以及中国古代交通史的研究，是我学术生命中耗时甚多的工作。自攻读硕士学位时选择《论秦汉陆路运输》作为学位论文题目起，长期对这一研究主题怀有学术兴趣。除了导师林剑鸣教授的指引之外，李学勤教授对于研究应避免纯交通技术层面的局限，注意考察交通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意义的指导性意见，对我学术思路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参与了《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一书有关“交通”等部分的撰写任务，得到主编林甘泉教授的指导。在张岂之教授任总主编的《中国历史》6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中，我承担了秦汉三国史部分的撰写任务，其中包括“交通”部分。张岂之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中，我撰写了《中国古代交通与文化传播》一讲。工作中多承张岂之教授教诲。在交通史研究以及其他学术专题的研究中，多年来得到何兹全教授、史念海教授、方诗铭教授、田余庆教授、田昌五教授、孙达人教授的关怀和指教，作为学生，也永远深心感铭。
秦汉交通考古，无论是调查还是发掘，乃至交通文物的研究，对于秦汉交通史学术认识的推进，意义非常重要。就此不能不对在相关工作中曾经予以指导、合作和各种帮助的学友张在明研究员、焦南峰研究员、张廷皓研究员、张德芳研究员、王辉研究员、罗丰研究员、汤惠生教授、周苏平教授、高大伦教授、刘昭瑞教授、王建新教授、赵瑞民教授、郎保利教授、张庆捷教授、李书吉教授、赵化成教授、信立祥研究员、杨林研究员等深致谢意。
此次增订，几位青年学者给予了诸多帮助。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读书的曾磊、王海、韩帅、尤佳，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读书的赵宠亮、吕方、熊龙，都付出了不少时间和心力，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孙闻博对于最后定稿时疏误的补正，更多有助益，责任编辑许微微编校认真细致，这里也真诚地表示感谢。
因为年迈力衰，工作效率很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谭徐锋等朋友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他们的鼓励和耐心让我感动。谨此致谢同时致歉。
王子今
2011年11月5日
北京大有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