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以前的统治者对祭礼兴趣不是太大 ，但清朝统治者对孔子的学说非常重视 ：“吾不与祭 ，如不祭。”从《论语》中选出的这句话代表了康熙皇帝对祭礼的态度。1711年他微恙痊愈后 ，否定了以前的一道派人祭天的谕旨 ：“必亲祭 ，方展诚心。”1722年，康熙皇帝在病榻上多次对他委派举办重大仪式的皇子胤禛重申了这种情感 ：“朕躬不能亲往 ，特命尔恭代。斋戒大典 ，必须诚敬严恪，尔为朕虔诚展祀可也。”他的皇孙弘历说 ：“人君者 ，天之子，当以敬天勤民为首务 ，方可以承昊贶而迓鸿庥。”嘉庆皇帝不但亲自参加一级祭祀活动 ，而且想亲自参加二级祭拜仪式 ，他要以此来表达他的崇敬心情。1802年，他谕命把礼部和太常寺关于祭天、祭地和祭祖等重大祭祀仪式的奏折置于同类奏折之首位供皇帝阅览。此外 ，太监要准备一盆水让皇帝在阅览有关祭祀仪式的奏折时先洗净双手。
对礼仪的垄断并不意味着皇帝必须亲自参加相关的仪式。从汉代到唐代 ，统治者对皇室祖先祭祀仪式的垄断对皇权而言更为重要 ，新帝理应亲自主持在祖庙的祭拜 ，每年至少一次 ，但是 ，许多时候这个仪式是由其他人主持的。公元 7世纪祭天和祭地仪式的地位提升以后 ，这个习惯似乎仍在延续。虽然比较而言清朝最高统治者在举行祭祀仪式方面非常尽心尽力 ，但他们也认为派人主持祭礼不构成对皇帝特权的侵犯。即使拥有最良好的愿望 ，皇帝实际上也不可能参加计划中的所有仪式。公元 7世纪以后 ，年幼的皇帝在 “成年 ”亲政以前可以不亲自参加一级祭祀场所的祭拜仪式。虽然年轻的康熙皇帝在他 1665年10月大婚和 1667年亲政之前参加过一些 (而非全部 )重大的祭祀仪式 ，但后来的年幼皇帝没有参加过。19世纪末的同治和光绪皇帝在大婚和亲政之前都没有被允许主持过重大的祭祀仪式。
一些其他的国事会打乱祭礼的日程。1684年冬至日 ，康熙皇帝正在初次南巡 (共6次)途中 ；1695和1696年，他正在率领军队讨伐准噶尔首领噶尔丹。他的第一位皇后的去世 (1674年6月6日)打断他的礼仪活动 (在居丧期间不可参加国家级仪式 )达数月之久 ；他的第二个皇后去世 (1678年3月18日)后，礼仪活动也中断了一个阶段 ，虽然稍微短一些。当他敬爱的祖母于 1688年 1月27日去世后 ，康熙皇帝又依例居丧不出 ，他没有亲自参加任何一次一级祭礼 ，直到冬至日的祭地仪式。从17世纪 80年代末开始 ，皇帝每年都要北巡塞外到承德避暑 ：例如 ，1714年皇帝于6月2日离开北京 ，直到 11月6日才返回。最后一点 ，即使精力最充沛的人也逃不开年迈和疾病的侵袭。康熙皇帝在 1768年准备前往祭天时指出 ：“朕今年已六十 ，行礼时两旁人少为扶助亦可。”乾隆皇帝对自己参加礼仪活动次数有限而充满歉意地写道 ：
乾隆四十五年 (1780年)，朕年已七旬 ，恐于秩祀大典 ，仪节有愆。始于南郊大祀时 ，令诸皇子分诣配位前奠帛。至北郊仪注内 ，升香奠帛 ，礼臣尚复沿照亲行旧例具奏。夫圜丘方泽 ，皆称大祀 ，而南郊配天 ，典礼尤重。乃未经一律更定，自系彼时礼臣办理遗漏。此次大祀方泽 ，皇地祇位前香帛，朕亲自供献。列祖列宗配位前 ，宜如南郊礼。朕亲自升香，其奠帛礼仪 ，亦遣诸皇子分献。此非朕怠于将事。缘郊祀大典 ，务在精诚孚格 ，礼节无愆 ，方足以昭肸蚃。朕春秋已八旬开四 ，距乾隆四十五年又阅十有四载。虽仰邀昊眷 ，精神强固如常 ，然于登拜趋跄 ，究未免稍逊于昔若。
《大清实录》表明 ，派人参加一级祭礼的现象相当普遍。例如，1684和 1694年，玄烨只主持了 10次重大祭礼中的 4次； 1704年，他只参加了 3次；1714年只参加了 2次。简言之 ，皇帝行使特权的次数只占应有次数的大约三分之一。
尽管皇帝关于祭天和祭地等一级祭祀仪式与皇位皇权有密切关系的说辞越来越多 ，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清朝皇帝的行动都表明，皇帝实际上并不需要每次都亲自出席此类仪式。祭天行为显然与皇帝的身份没有必然联系。天似乎可以接受替代者的祭拜。每位皇帝最少应该举行祭天仪式一次。明朝的大多数皇帝实际上在竭力逃避自己的礼仪职责而无视儒家的礼仪制度 ，他们总是委派其他人前去举行祭祀仪式。他们特别看重的是确定礼仪日历的皇帝特权。更宽泛地说 ，皇帝的神圣权力更多的是由他确定时间和空间的权力而非他的礼仪行动所决定的。
皇帝特权最重要的使用时机是确定礼仪日历。谢和耐注意到了这个行为与统治权的密切联系 ：“中国皇帝拥有组织安排社会和宇宙、空间和时间的全权 ……皇帝通过加冕庆典、发布日历、赏赐头衔和姓名、为偶像和神祇分等级并颁发证书来确定社会秩序 ……中国皇帝亲自调和世俗和神圣不分的功能和方面。”从国家的角度来看 ，这个日历而非通行的 “日历 ”才是王朝最重要的日历。礼仪日历由礼部制订 ，提前一年列出所有的国家和家庭祭祀仪式。一旦得到皇帝批准 ，这个日历就被下发到帝国各地的官府。皇帝从钦天监提供的多个日期中最终确定举行仪式的确切时间 ，这项权力体现了他在制订这份日历过程中的核心作用。皇帝由此在人与神之间建立了适当的联系。
礼仪日历随着王朝的发展而日益扩大。乾隆五十一年 (1786年)的礼仪日历罗列了 62项不同的仪式 ，而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则有 83项。①1905年的礼仪日历列举的 38个祭祀场所有 55%供奉的是民间宗教中的神 ，如关帝、龙神和河神等 ，有 28%供奉功业卓著的文臣武将 (包括征服时期的英雄人物如额亦都和佟图赖等 )的祠堂。其中一个新建的祠堂是 1724年在隔开皇城和南城的崇文门内修建的昭忠祠。在这个祠堂里供奉着有功于清朝的王公贵族、文臣武将和其他人的牌位 ，每年春季和秋季的第二个月举行祭祀仪式。6年后 ，另外一个祠堂 ———贤良祠在皇城北部地安门外被修建起来 ，用以纪念那些有功于清朝而迄未享祀的满汉大臣。
皇帝派人致祭
皇帝派人代表自己举行一级祭礼 ，但这些祭礼 (特别是祭天仪式 )仍与皇帝有密切关联。如果一个人的出身和品德都合格 (允许他举行上天可以接受的祭礼就存有这样的含义 )，有什么能阻止他篡夺皇位呢 ？
随着历史的变迁 ，奉命致祭的人都是皇帝最亲近的亲属 ，这反映了皇帝与王公关系的发展变化。康熙皇帝一直绕过皇子 ，委派其他人主持重大仪式。太子允礽是唯一的例外。玄烨委派既在中央政府位居高位又有贵族头衔 (他们的头衔反映了他们在皇帝于官僚体系之外所设的顾问班子中的重要性 )的满族人 ———领侍卫内大臣 ———代行祭祀仪式。
这个内廷高官团体的显赫地位在皇帝委派代行祭天仪式的人员名单中表现得更为突出。除巴珲岱以外 ，其他人都有领侍卫内大臣的职衔。一般由 6人或更多人同时担任领侍卫内大臣。这些人都是征服时期著名英雄人物的后代。唯一的皇室宗亲鄂飞是 17世纪 20年代 “四大贝勒 ”之一的阿敏的曾孙。巴珲岱是一等侯伊尔德的孙子。1664年承袭公爵爵位的福善是赫赫有名的扬古里的曾孙。公爵佟国维是皇帝的舅父 ，他是出身于征服时期起过重大作用的名门世家的将军。1652年承袭一等公爵爵位的颇尔盆是图赖的儿子 ，是苏完瓜尔佳部族创始人费英东的孙子。 1786年获得公爵爵位的阿灵阿是遏必隆的第五子 ，是钮祜禄部族创始人额亦都的后代。承袭祖父图海公爵爵位的马尔赛是年轻的康熙皇帝麾下的一名将军。吴尔占也是皇室宗亲 ，是努尔哈赤的曾孙岳乐的后代。
尽管康熙皇帝更愿意委派与皇位无关的贵族代行国家计划中最庄严的祭祀仪式 ，但他也不反对让自己的子孙代行祭地、祭祖和祭孔等仪式。除了最年幼的皇子外 ，其他皇子都奉父皇之命主持过国家级祭祀仪式。有位学者注意到 ，未来的雍正皇帝胤禛主祭22次，他的兄长允祉主祭 20次。
皇帝的偏爱在雍正朝发生了变化 。与偏爱满洲八旗贵族的父亲不同 ，雍正只委派爱新觉罗氏亲王和郡王 (包括更远一些的皇族)。某些人 (如广禄、崇安和福彭等人 )是远房的堂兄弟。广禄是顺治皇帝的曾孙 ，崇安是代善的四世孙 ，福彭是岳托的五世孙。胤禛也委派近支宗亲代行重要的仪式。就他委派主持重大祭祀仪式的两个弟弟而言 ，允禄支持他继承皇位 ，1716年出生的允祕在康熙皇帝逝世时只是一个孩子。恒亲王弘晊是另外一个兄弟 (允祺 ，他得到了皇帝的 “宽容 ”)的继承人。最令人惊奇的是对泰郡王弘春的委派 ，因为他是胤禛的亲弟弟允 (曾是皇位的主要争夺者 )的儿子。1733年，当弘春代表皇帝举行祭地仪式时 ，他的父亲正在监狱中 ———从1726年开始 ，他的父亲就被剥夺了爵位和自由。最后 ，胤禛委派了皇子弘昼代他主持一级祭祀仪式。
祈雨
祈雨仪式典型地反映了尊奉以德统治的学说给最高统治者带来的问题。一级祭祀场所的多数祭祀仪式的目的在于维持宇宙的和谐，对神没有具体要求，正如康熙皇帝所抱怨的那样，祭文一般都延用前人确定的老套模式。这些仪式不检验皇帝是否有超凡魅力。但是 ，祈雨仪式是一个例外。
中国统治者与祈雨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古代。在公元前 3世纪至公元 1世纪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商朝创始人汤灭掉夏朝末代帝王以后发生了 7年干旱。当山神和河神要求把活人当做祭品献给他们时 ，汤对管雨的神 ———上帝 ———祷告说 ，他愿意承担所有的罪过 ，由自己充当祭品。上天应之以倾盆大雨。
华北平原 (都城北京所在之区 )经常发生周期性的旱灾 ，造成严重的饥荒 ，19世纪末 20世纪初此类报告甚多。皇帝甚至在离开北京时也密切关注着降雨情况 ，并收到相关的奏报。正如魏丕信指出的 ，旱灾是一种 “渐进的灾难 ”，可以采取赈济等预防措施应对之 ，至少在清朝统治的全盛时期是如此。在采取具体措施缓解食品短缺和平抑飞涨的粮价的同时 ，皇帝也认为有责任举行祈雨仪式。当我们考虑到皇权是以宇宙学说为基础的时候 ，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不令人感到惊奇了。祈雨失败将使皇帝的魅力 (即他的 “德”)受到贬损。与其他的国家级仪式不同 ，在祈雨仪式中，祈祷者要求上天立即做出明显的回应。
祈雨仪式最初并不是定期举行的一级国家仪式 ，从历史角度看，也不是儒家的仪式。汤和他献身上帝的故事只是在汉朝初年才出现的。在战国之前 ，祈雨仪式似乎被归之于黄帝和神话人物蚩尤。汉代以后 ，道士往往被视为成功的祈雨者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帝制晚期。①
清朝皇帝在天坛祈雨。顺治皇帝于 1657年和 1660年华北大旱期间亲自主持了祈雨仪式。据《钦定大清会典》记载 ，康熙皇帝也于 1671、1678、1679、1680、1687、1689和 1717年亲自祈雨。 1742年，祈雨仪式成为一级仪式 ，在每年农历四月 (孟春 )举行。四月的求雨仪式被称为 “常雩 ”，与危机时期举行的 “大雩 ”不同。
祈雨仪式最初被称为 “雩祀 ”。它带有忏悔和赎罪的性质 ，所以要回避与天坛举行的仪式相关的一些日常行动。按照惯例 ，皇帝、王公和随扈大臣均需斋戒三日 ，并禁止宰杀牲畜。在祈雨的当日 ，皇帝身穿 “素服 ”，与居丧期间所穿衣服相同。他步行以示谦卑 ，而不是乘轿子。祈雨仪式中也没有陪祭对象。
1742年以 “常雩 ”代替 “雩祀 ”，表明祈雨已降低为一种常规仪式 ，被纳入礼仪体系之中。天坛主要的祭祀对象仍是 “皇天上帝”，但是这时候皇帝的祖先也被增列为陪祀对象。从这个方面和其他方面来讲 ，祈雨仪式已摆脱了 “雩祀 ”的赎罪性质。与其他性质为 “祭”礼的所有仪式一样 ，“常雩 ”的参加者在举行仪式时也身穿 “礼服 ”。祈雨时要奏音乐 ，并展示标志皇权的銮仪。在伴随祭礼的吟唱声中 ，皇帝向上苍说明他对百姓稼穑艰难的关心。他祈求上苍认可他的诚心 ，赐民以甘露和阳光。如果祈雨以后仍不下雨 ，就要在天神坛、地祇坛、太岁 (木星 )殿和社稷坛再求雨 3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