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元素的诸多不相容关系，首先表明佛教文化体系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充满了矛盾性、庞杂性，只有了解佛教文化的这种复杂性，才能把握佛教文化体系的全貌。其次，佛教文化体系虽因内部文化元素的不相容关系而产生局部解体，但从整体而言，也正是由于文化元素的不相容关系，推动了佛教文化的向前发展，并且大大地丰富了体系的内容。佛教文化元素的不相容，表明佛教文化的开放性，而佛教文化的内在开放性，又增强了体系的稳定性。最后，佛教内部思想的差异、分歧、对立，也带来了判教现象。所谓判教是对不同佛教典籍和不同派别理论给以高低先后的统一安排。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往往以说教对象不同，针对不同对象而有不同的说法，来调和对立的学说，从而又呈现出相对主义真理论的特征。
佛教文化体系的外部联系，在中国主要是与儒学、道学、道教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相通与不相通、相容与不相容、互补与互斥的关系。
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不相容关系，突出地表现为儒佛的思想对立，而两者的对立又集中地表现在人的价值、理想、道德和生死等根本问题上。在人生的价值观上，佛教认为苦，儒家相反，主张“自乐其乐”、“乐知天命”。苦与乐是对立的看法。在人生的理想观上，佛教以出世寂灭为最高理想，儒家则珍惜人生、赞美人生，强调积极入世，“经世致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在人生的道德观上，佛家弃绝人伦，不讲忠孝，儒家相反，特重人伦关系，鼓吹五伦、三纲、六纪，以忠孝为最根本的道德观念。在人的生死观上，佛教不重生而重死，宣传轮回观念，并有一套鬼神系统。儒家不重死而重生，不讲来世而重现世，不承认鬼神的存在，表现出有神论与无神论的不相容。道教也重生不讲死，主张长生不死，羽化登仙。道教讲长生，佛教讲死后寂灭，是佛道两教思想的根本对立之所在。
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相通、相容关系，就佛教与儒家来说，主要是在心性问题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唐代以来，中国佛教各宗派都十分重视心性问题，所谓“人人皆有佛性”、“无情有性”、“即心即佛”、“性体圆融”、“明心见性”等，就是著名的心性论说。同样，儒家此后也日益强调心性修养，主张“纯心”、“诚心”、“养心”，大力“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儒家有人性善与人性恶的不同观点，中国有的佛教学者也认为人的本性有善有恶。佛教讲心性染净的转化，主张由染转净，止恶向善，遏制欲望，发明本心。宋明理学则大讲“存天理，灭人欲”。佛教有一套系统的修持方法，提倡禅定，宋明理学家也以“主静”、“主敬”为重要修养方法。同时，唐代以来道教也逐渐走上“修心”的道路，主张“以心为法”，提倡“收心”、“合道”，“性命双修”。儒、道、佛三教终于在心性问题上合一了。
佛教与道家的关系很复杂。道家主张“以虚无为本”，即主张宇宙万有以虚无为根本，“无”是宇宙的本体。这个“无”，与佛教所讲的“空”含义并不相同，但可以比附、贯通。道家提倡“虚静”思想，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影响极大。佛教的人生哲学与道家的虚静思想也是可以沟通的。道家富有批判意识，对社会不满，抨击现实政治，也批评儒家、墨家，指出儒家的仁义道德是虚伪的、相对的。这和佛教的否定思维和出世思想有某种相通性。道家追求个人的自由超脱，主张保护自我的主体性，还讲“逍遥游”。佛教的解脱学说与道家的人生理想也有可以打通之处。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后，一些佛教学者，尤其是般若学者就大量地援引老庄道家学说来比附、解说佛典和佛理。一些学者也以中国道术观念去迎接佛教、理解佛教。这都表明了佛教与道家的思想相通性、相容性。还应当指出的是，上述道家的几种观念是道家的基本思想，由此看来，佛教与道家虽然存在着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对立，但在人生哲学的基本理路方面，多有可以相附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
佛教与道教在人的生死根本理论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但是在人生理想目标上又可互通。佛与仙都是神，成佛与成仙都是由人变神、由凡转圣，具有同类的理想价值，由此，在中国的某些庙宇里，释迦牟尼和老子、孔子被奉为三圣，和平共处，并肩而坐，共同接受人们的祭供膜拜，也就不奇怪了。
佛教文化体系的内外联系，表明同一体系内部不同文化元素之间、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性，由此也就能进一步深入认识中国佛教文化体系变迁的根源。
四、中国佛教文化体系变迁的根源
中国佛教文化体系和印度佛教文化体系，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由于中国佛教文化体系的变异，使两者的风貌显得很不相同。中国佛教文化体系是在内部思想推动，外部与儒、道等思想交涉，以及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强大制约下不断变迁、向前发展的。
中国佛教文化体系变迁的内在根源，在于佛教思想结构自身，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佛教提倡方便法门，强调为了教化不同的众生，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说法，这为历代佛教学者自由发挥思想，独标异说，提供了思想原则和方法论基础。二是佛教内部的思想矛盾、分歧，要求后来的佛教学者作出统一的说明，也就是要求有新的突破、新的创造、新的发展。在这一方面，佛教心性学说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各派对于佛性的解说，就有10多种观点。在隋唐时代，天台宗、唯识宗和华严宗主要也是围绕心性问题展开争论，各申己见，分别对南北朝时期的心性学说有所突破。慧能禅宗提倡明心见性，自悟成佛，又可以说是对隋唐其他诸宗心性学说的新总结、新突破，它把修行成佛完全转移到心性修养的轨道上来，扬弃禅定和语言文字的作用，排除规范化的形式，追求一种内在的心理体验、瞬间的高峰体验，体现了中国佛教心性观念的最高发展。
外部的文化思想环境对中国佛教文化体系变迁的影响是巨大的，佛教既排拒儒、道文化，又吸取儒、道文化来增强、调整自身的结构。儒家思想在封建时代居于统治地位，它的人文本位思想和纲常道德理论是中国固有文化的主导思想。佛教为了在中国生存和发展，总是这样那样地和儒家思想相妥协、调和，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佛教的本来面貌。道家思想和佛教理论有相通之处，早期佛教学者往往引道家为同调。老庄道家和魏晋文学的自然无为、“自足其性”、任运逍遥的思想，以及“得意忘言”的方法，对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中国佛教学者，大多数在出家以前，都受过儒、道思想的洗礼、熏陶，这种文化知识结构直接渗透于对佛学的理解和发挥，从而影响佛教文化体系的变迁、发展，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中国佛教在唐代达到鼎盛阶段，一时宗派林立，学说蜂起，彼此争鸣，寺院众多，势力强大，但在唐武宗灭佛后，从总体上来说，就逐渐趋于衰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中国封建时代强大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府的佛教政策，对于佛教的变迁、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天台、唯识、华严等宗派的兴起，最高统治者的直接扶持是重要原因，同样，这些宗派的转向衰落，也是最高统治者直接打击的结果。在古代中国，王权高于神权，政治管理宗教，统治阶级的佛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佛教的命运，决定了中国佛教文化体系的变迁。
中唐以来，禅宗以其独特的传教方式、僧团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得以发挥特殊的优势，日益成为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宗派。在唐武宗灭佛后，和天台、唯识、华严等宗派不同，禅宗仍然兴旺发达，不断形成新的派别，风靡于广大山区，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禅宗主要不是在专制中央政府扶持下形成的，是白手起家，创立宗派，靠自力更生、维持生存和求得发展的。禅宗以外的许多宗派，靠收租过活，与政府争租税、争劳力，一旦受到政府的打击，失去经济基础，就难以生存了。禅宗则不同，主张“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采取中国专制社会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也就立于不败之地。与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相呼应，禅宗又在宗教实践上不依靠佛教典籍，提倡自修自悟，这也就使它得以长期存在下去，持久不衰。据此可以说明，经济对佛教的兴盛衰落和佛教文化体系的变迁、发展，同样具有重大作用。
总之，中国佛教文化体系是受制于诸多因素而变迁的，或者说，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决定了中国佛教文化体系的变迁轨迹、发展道路。
（见《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313~3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