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孙子兵法》的第八篇，文字篇幅在全书中虽然属最短小的一篇，但思想十分深邃，文辞隽永优美，富有深刻的哲理，对于人们从事任何社会活动都富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其中心命题，是阐述了在作战过程中如何根据特殊的情况，灵活变换战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集中体现了孙子随机应变、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思想。孙子主张将帅应该根据五种不同的地理条件实施灵活的指挥，并明确提出以“五不”为中心内容的随机应变处置军事问题的基本原则。要求将帅必须做到全面、辩证地看问题，见利思害，见害思利，从而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孙子还深刻地阐述了有备无患的备战观点，指出不能寄希望于敌人“不来”、“不攻”，而应该立足于自己做好充分的准备，具备坚强的实力。为了真正贯彻“九变”的灵活作战指导原则，孙子特别重视将帅队伍的建设，所以在本篇的结尾处，孙子语重心长地叮嘱身为将帅的人：要防止自己性格上“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五种缺陷，避免导致“覆军杀将”。
《九变篇》重要军事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以“有所不由”等“五不”措施为基本内容的作战原则
这是“九变”问题的主旨之所在。灵活机动，应变自如，这是军事活动所应遵循的根本原则，是战场上夺取主动权、杀敌制胜的重要保障。整部《孙子兵法》都贯穿着这一精神，而《九变篇》则集中阐述了这方面的具体要求以及方法。
孙子认为将帅应该根据五种不同的地理条件实施灵活的指挥，并明确提出以“五不”为内容的随机应变处置军事行动的具体要求，即“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强调只有精通各种机变的方法，方能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才算是真正懂得和掌握了用兵之道。
应该指出的是，贯穿于整个“五不”原则的红线，乃是朴素辩证法的精神。它的实质含义，是要求战争指挥者透过现象看本质，综合比较，深入分析，权衡利弊，唯利是动。假如权衡后得出的结论有碍于实现战略目标，损害到根本利益，那就必须舍弃眼前的小利，不汲汲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暂时放过某些敌人，留待日后时机成熟后再去解决。如果国君的命令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利于军事行动的展开，那么就应该本着“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的态度，拒绝执行。这样做表面上似乎是违背了常理，否定了成规，实际上相反，乃是更好地遵循了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争取主动，夺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应充分加以肯定。历史上夫差强争中原酿覆亡，马援误择险道致兵败，岑彭长驱入蜀击公孙，李渊不攻河东入关中，岳飞君命不受进中原，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孙子“五不”为中心的机变思想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实战诠释，对今天的军事家来说，仍不无一定的启示意义。
2.见利思害、见害思利的辩证思维方法
稍早于孙子的大哲学家老子曾讲过这么一句充满辩证哲理的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所伏。”意思是事物之间具有普遍联系的特征，即使是在同一事物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利与害互为依存，互为转化，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
军事斗争的性质也没有例外。孙子作为清醒的朴素唯物论者，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他眼里，胜利和失败仅仅是一线之隔，胜利中往往隐藏着危机，而失败里也常常包含着制胜的因素。因此他要求战争指导者要善于保持清醒的头脑，尽可能做到全面辩证地观察问题，正确地处理战争中的利害得失，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制胜于久远。
孙子讲“杂于利害”，除了辩证看待利害之外，还有一层重要的意思，这就是怎样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利有大利，有小利，有眼前之利，有长远之利，这是根本与枝节、实质与表面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有哲学头脑的成熟战争指挥者，不能见了利便热血贲张，直奔主题，而应该先分清它的主次本末，再作主张。总之，“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只有设法加以避免，才算是取得了谈战略、论战法的进门资格。
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里讲的正是争取掌握长远之利、根本之利的问题。有的战争，从表面战果统计来衡量，算是打胜了，可是在胜利表象的背后，孕育着新的危机，留下了无穷的后患：“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师劳民疲，祸不旋踵。所以孙子“杂于利害”的观点启迪所有战争指挥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要统一起来。两者发生冲突时，必须以长远利益为归宿，枝节服从根本，短期服从长期，眼前服从长远，局部服从全局，战术服从战略。
春秋历史上晋楚争霸的鄢陵之战，就是在这方面具有极强说服力的例子，而晋国大臣范文子洞察入微，参悟长远战略利益与眼前战术得失之间的关系，更在中国军事学术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
众所周知，晋楚争霸是整个春秋历史的关键节目。而在晋楚争霸战争史上，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又各具里程碑式的意义：城濮之战使得晋文公“取威定霸”，一跃而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口含天宪”，号令诸侯，使楚国在很长时间里北进中原的势头受到遏制。而邲地之战的结果是楚庄王“一鸣惊人”，兵进中原，陈师周疆，问鼎之轻重，俨然取代晋国而为诸侯之伯。鄢陵之战则是晋、楚这两个“超级大国”争霸战的第三次，也是两国军队最后一次主力大会战。是役晋胜楚败的结局标志着楚国对中原的争夺从此走向颓势，晋国卷土重来，再一次对老对手楚国形成明显的优势，其霸业发展到了鼎盛的阶段。
按常理说，范文子作为晋国统治集团核心成员之一，应该对自己国家的大获全胜感到由衷的欢欣鼓舞才对。的确，把多年的劲敌楚国杀得大败亏输、溃不成军，使郑、宋等中小诸侯国纷纷叛楚附晋，改换门庭，实实在在是一件扬眉吐气、极有面子的事情！然而，实际上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范文子从一开始就反对晋国从事这场战争，而战争的高奏凯歌，也同样不能激起他的兴奋和快感。
早在进行鄢陵之战战略决策之时，范文子就明确表示不赞成己方向楚国开战。他的主要理由是，晋国的忧患在内部而不在外部：“我伪逃楚，可以纡忧……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多矣。”（《左传·成公十六年》。）指出晋国现在之所以还能保持内部团结，上下齐心，就是因为有强敌楚国的存在，既然如此，那么还不如保留楚国这个外患来为晋国造福，“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左传·成公十六年》。）反之，一旦打败了楚国，大家觉得去了外患就会高枕无忧，内部迟早会争权夺利闹分裂。所以，他一再主张避免和楚军进行正面交锋。应该说，他的这个认识与后来孟子“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见解相一致，也与晋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态局面相符合。遗憾的是，晋国当时的执政者（领导核心）、中军主帅栾书却是战略目光短视而又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是的庸人，他只看到表面上对晋军有利的作战形势，认为同楚军打仗有胜出的把握，坚决主张早打，大打，一仗决出雌雄。战略意识同样平庸的晋厉公采纳了栾书的意见，于是大举兴师，与楚军在鄢陵地区摆开阵势，杀个昏天黑地，日月无光。
从表面上看，鄢陵一战如栾书之流所料是晋军打赢了。这当然使得晋国上下雀跃欢腾，载歌载舞，把酒庆祝，论功行赏。然而头脑异常冷静的范文子并不为这种胜利的表象所迷惑，仍然坚持自己的初衷，面对着晋军自鄢陵凯旋而归的热闹场面，他不但没有感到丝毫高兴，反而更加忧心忡忡、寝食不安，认为内乱就要爆发，大祸就要临头，甚至希望自己快点离开这个人世，以躲避这场劫难。他说：“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左传·成公十七年》。）
形势的发展果真证实了范文子的战略远见。晋国的霸业达到辉煌顶点之时，也正是晋国衰落的命运萌芽之始。晋厉公取得鄢陵之战大捷后，认为已没有外患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就掉转矛头，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强卿大宗，“晋厉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诛杀“三郤”，剥夺栾氏、中行氏的权力。由于这些举措严重触犯了强卿大宗的既得利益，于是晋国内部各种矛盾迅速激化，政治动乱随之爆发，晋厉公的亲信胥童等人丧命刀下，厉公本人也最终走上人生不归路，呜呼哀哉！这场残酷血腥的内部动乱，使得晋国在鄢陵之战后所取得的相对战略优势很快化为乌有，也导致晋国的政局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日后虽然也曾短暂出现过“晋悼公复霸”的历史场面，但毕竟是强弩之末，回光返照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来齐、晋盟国关系破裂，晋公室一蹶不振，乃至最终导致“三家分晋”格局的形成，都可以从鄢陵之战看出端倪。由此可见，范文子有关鄢陵之战的认识，的确是极其宝贵的战略远见，所谓“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可惜的是，他的战略远见未能为战略决策者所重视，“有意栽花花不发”，枉费了他的一番良苦用心。否则，整个春秋战国的历史或许可以重写。
这里，范文子看到的是长远利益，其观察问题的角度是“杂于利害”；而晋厉公和中军帅栾书看到的是眼前利益，思维方式是单向、直观的，结果让暂时的表面的利益遮蒙了自己的理智，做出极其错误的战略抉择，损害了根本的战略利益。由此可见，脱离长远的利益去追求一时的成功，是多么的危险，是何等的愚蠢！
“杂于利害”，还要求战略决策者妥善处理道德与功利的关系，即做到义与利的高度统一。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是非常讨厌谈论功利的，“耻于言利”。孟子见梁惠王，第一句话便是“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他的前辈孔老夫子也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宋朝那些理学家，像程颢、程颐、朱熹等辈，更进一步，开口闭口“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兵家是不信这一套鬼话的，不但不信，还要奚落、挖苦。他们把追求功利放在第一位，“兵以利动”，这当然是对的，不像儒家那样“迂远而阔于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义与利应该完全对立，水火不容，而是应该有机统一起来，见利思义，见义思利，这也是“杂于利害”的应有之义。否则打破了道德的最后底线，必然是为非作歹，百无禁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有的掩饰都不要，所有的招牌都打碎，人欲横流，利令智昏，其实只会对赢得真正的利益造成障碍，到头来因小而失大，得不偿失。法家的沉沦就是典型。法家是最讲功利的，按他们的观点，人与人之间都是钩心斗角、彼此利用的势利关系，“君悬爵禄与臣市，臣鬻智力与君市”，可是以势利相交，必定是利尽而交随之中绝。然而恰恰是这种“算计之心”、“自为之心”的张扬，使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极端紧张、冲突迭起，连法家内部也不得安生，师生反目，同门相残，韩非子被同窗好友李斯活活整死，便是证明。过于言“利”，结果不是别的，就是法家在后世学统不彰，声势消沉。可见“杂于利害”考虑问题，“利”与“义”就应该协调、统一，可以分出轩轾，区别主次，但不可以一笔抹杀其中的任何一个。像儒家那样做谦谦君子固然大可不必，但是“义”作为一种补充，一种价值观，也不可以彻底拒绝。
其实，即便是儒家，也不是不讲利，而是强调必须以仁义为统帅，利应服从于利，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唯利是图，孔子说：“放于利多怨”，问题不是“利”，而出于“放”，过了度、超了限就不行。董仲舒讲：“修其理不急其功”，“功”是可以求的，关键是不要太热衷、太急切，即“不急”而已。由此可见，孙子的“杂于利害”观念与儒家思想方式是可以沟通的，优势互补是它们共同作用于中华文化发展的最佳选择。
真正有成就的军事思想家，都是具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的，也就是说，在认识事物、驾驭战争时都能“杂于利害”。中国如此，外国也一样。譬如近代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他在军事学术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深深受到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自觉地将联系、辩证的思想方法运用于对战争现象的研究，从而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运动规律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因。克劳塞维茨关于进攻与防御相互关系的阐发，最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他这么讲：“如果两个概念真正构成了逻辑上的对立，也就是说其中的一个概念是另一个的补充，那么，实际上从一个概念就可以得出另一个概念来。”（［普鲁士］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下卷），366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