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主要论述军队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如何行军作战、如何驻扎安营以及怎样根据不同情况，透过具体表象看本质，观察、分析、判断敌情，从而作出正确应对之策等一系列问题。孙子认为，“处军相敌”是作战指挥中的重要问题，事关战争大局，强调指出在行军作战中，首先要将军队处置好，而“处军”的重要内容，便是要善于利用有利的地形，避开不利的地形。为此他列举了山地、江河、沼泽、平原等四种地形的不同处军原则，并进而将利用地形的基本特点归纳为“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这是孙子对前人和当时利用地形经验的科学总结。在“处军”得宜的前提下，孙子强调“相敌”的重要性，即主张充分了解敌情，正确分析判断敌情。他从实战经验中概括出三十余种侦察判断敌情的方法。这些概括的特点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体现了孙子军事思想中的朴素辩证法色彩。孙子在本篇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作战指导思想，即认为打仗并非兵力愈多愈好，而关键在于能否集中兵力（并力），准确判断敌情（料敌），争取人心（取人）。反对少谋无虑、轻敌冒进。同时，孙子还扼要论述了治军的基本原则：“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主张教罚并用，宽严结合，以求得“与众相得”，夺取战争的胜利。
孙子不但是伟大的战略学家，而且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战术大师。《行军篇》的价值就在于从战术的层次说明了孙子用兵布阵的杰出才能。
1.关于“处军”之法
自古至今，凡是兴师作战，止则为营，行则为阵，行军、立营同布阵打仗就像一根藤上的两只瓜，关系实在太密切了，所以历来受到军事家们的重视，《司马法·严位》就说“舍谨兵甲，行慎行列，战谨进止”。行军混乱一片，驻扎随便凑合，布阵毫无章法，那么这仗没打，便先输了一大半。孙子懂得其中的奥妙，所以他重视“处军”（即在不同地形条件下行军、驻扎、布阵的具体对策），成为中国历史上系统论述“处军”原则的第一人。
孙子以为，“处军”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婆婆妈妈的琐碎事情，其实平凡之中蕴涵高明，是一点也不能马虎的。它事关主动权的把握，事关战争胜负的大局，所以是作战指挥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只有优先把部队安排妥当，才有可能进一步讨论战术、研究打法，否则，一切便无从谈起，就傻乎乎在那里等敌人来收拾自己吧。
当然，单纯有“处军”得宜的善良愿望是不够的，必须有正确的方法、途径才能达到妥善“处军”的目的。孙子把注意力完全放置在“处军”正确措施的归纳和总结上。他认为，“处军”的重点内容和基本要求，便是要善于做到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机变地贯彻有针对性的方法和措施，利用有利的地形，避开不利的地形。为此，他一一列举了军队在山地丘陵、江河湖泊、沼泽泥潭以及开阔平原等四种不同地形条件下行军、驻扎、布阵的原则和要领，并且进而将利用地形而“处军”的基本特点给归纳了出来，这就是：安营扎寨也好，行军布阵亦罢，都要抢占干燥的高地，躲开潮湿的洼地；据有向阳的地方，放弃不见光的环境；驻扎在靠近水草的地区，军需供应充足，将士百病不生，从而保证军队能够克敌制胜。强调指出，这才是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的前提条件，“此兵之利，地之助也”，所以不可不加以充分的重视、巧妙的掌握。
孙子的这些看法，由于讲得正确，讲得到位，合乎军队行动的一般规律，因此受到后人的普遍重视，“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好多兵学家在他们的著作里也和孙子保持同一论调。如《武经总要·前集·制度》的作者就说：“顿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刍草。一事不备，则自投于死，安能获寇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外国不少有名的军事学家同样重视安营扎寨、行军布阵的重要性。比如若米尼（又译约米尼）在他的名著《战争艺术概论》一书的“军队行军宿营和冬季宿营”章节中，就论述了类似孙子“处军”的命题，在战争期间，不论是行军时，或是在执行监视任务时，或是在待机恢复进攻时，军队都完全需要在所占领的战略位置上保持集中宿营。这种位置的选择，要求军队主帅要善于计算，能够判断出敌人可能造成的威胁。军队必须占领足够广大的空间，以便获得充足的给养，但同时又必须保持战斗力，以便能迎击敌人可能发动的攻势。（参见［瑞士］AH.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271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这位若米尼先生的言论，听起来很拗口，很别扭，但意思还是清楚的：即军队该怎样部署和展开。它同孙子的话不同而理相似，可见古今中外对于重视地形以部署展开军队的看法是一致的。
孙子的“处军”原则，也被历史上众多的战争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作战要领，绝非浪得虚名。譬如江河湖泊地带的处军作战之法，“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云云，就很有实际的价值。所谓“半济而击”，即是趁着敌人正在渡河的时候，冷不防地发起攻击，来争取主动，赢得胜利。春秋时期宋楚泓水之战中，贵族风度十足的宋襄公拒绝大臣子鱼的意见，不肯玩落井下石的把戏，没有乘楚军横渡泓水之时击鼓进攻，结果吃了大亏，败得一塌糊涂，这种迁腐而又自负的表现，从反面证明了“半济而击”原则的正确性。而在吴楚相举之战中，吴军在取得第一场会战的胜利后，对楚军实施战略追击，终于在清发水一带赶上了撤退逃跑中的楚军。这时，吴王阖庐接受了他的兄弟夫概的“半渡而后击之”建议，再次大破楚军，扩大了战果，为进入楚国都城郢都扫清了障碍。这个例子，又从正面证明了“半济而击”原则的重要价值。
当然，对孙子我们也大可不必迷信，他提出的一系列“处军之法”，只是一般的作战原则罢了，要真正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完全有待于军事指挥员根据战场的情势，来灵活掌握运用。譬如楚汉战争时期，汉军统帅韩信在破赵之役中背靠绵蔓水布列阵势的做法，单单从表面上看起来，人们会觉得这根本不合通常的“处军之法”。因为一般的部署军队的原则是要求做到“前左水泽，右背山陵”，而眼下韩信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变成“右背”水泽了。可是实际的战争进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韩信通过自己天才的指挥，杀得二十万赵军片甲不留，只用了一个早上的时间，就灭掉了赵国。这个事实表明，“处军”上的种种原则，如同孙子的其他作战方法一样，是真理而不是教条，绝对不应该死守拘泥。否则就会像那位空头理论家马谡一样，落得个“画虎不成反类犬”、“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当年，马谡奉诸葛亮之令，统率蜀军精锐进驻街亭，与魏军周旋。在驻扎部队时，马谡弃战略要道于不顾，将部队驻扎在街亭周围的一座土山上。这样做，似乎是同孙子的“处军之法”原则相吻合的，“视生处高”嘛，所谓“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马谡自己也踌躇满志、豪情万丈：“以高击下，势如破竹！”可结果呢，张郃统帅的曹魏军大兵一到，切断蜀军水源，将整座小山团团包围起来后，马谡便完全没招了，一仗下来，不但没有能“以高击下”，创造奇迹，反而输得惨不忍睹，使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北伐中原的军事行动不得不窝窝囊囊收场。马谡这个祸闯得真不小，在战后受到军法的严厉制裁，丢掉自己的脑袋，这的确也是活该！这件事也让我们悟出这么一个道理：仅仅知道兵法的条文，即便是到了滚瓜烂熟、倒背如流的程度，也不算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如果不懂得如何高明理解它，灵活运用它，那么，有时候真的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来得好。
2.关于相敌之法
“相敌”，顾名思义，可以知道它指的是观察、了解各种征候、情况，并在此基础之上，正确地分析和判断敌情。它的本质属性，是要透过眼花缭乱的表面现象，找出真正的原因、动态，以求对敌人一方的基本情况做出缜密的分析、正确的判断，从而掌握主动，为夺取战役战斗的胜利创造必要的条件。
实践出真知，战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往战争经验与教训的借鉴和汲取，观察和判断敌情，离不开以往的战争经验作为参验、推论的坐标和参数。孙子的过人之处，是他把原先零散的经验、例证按照一定的体系归纳、总结在一起，形成了相对系统完整的“相敌”方法，这类方法孙子一共概括出三十多种，大多是经受过实战检验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它们看起来很琐碎、很简陋，“卑之无甚高论”；其实完全适合冷兵器时代作战的需要，对于掌握敌情非常具有可操作性，从中可以看到孙子兵学求真务实的基本特点。
这三十多种侦察和判断敌情的方法，包括了几大类型，一是通过对敌人言论行为的观察来判断敌人的作战企图，比如“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等。用聪明的大脑，过滤种种蛛丝马迹，拨开层层迷雾，看清事情的本相，料定敌人想干什么，要干什么，然后预作防范，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二是通过对鸟兽草木和尘埃土灰的观察，来判断敌人方面的行动意向，比如“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树欲静而风不止”，敌人想有所动作，不可能把一切捂得严严实实，总会在不经意中透露一二，这时便可以从种种自然物候现象中分析其动态，未雨绸缪，稳操胜券。三是通过对敌人举止动态、活动状况的观察，来判断敌人的虚实，看他休整是否充分，士气是否高涨，补给是否跟上，如“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等等。就这样，寻找出敌人的弱点，把握住有利的战机，打蛇打七寸，一举置敌人于死地。
这些“相敌”的招数，基本上是实战经验的结果，战争史上不乏这方面的具体印证。如公元前615年，秦国起兵攻打晋国。晋国自然不敢怠慢，委派中军主帅赵盾统率晋军主力抗击来犯的秦军。双方军队遂于河曲（在今山西永济一带）遭遇。针对秦军远离后方、越境征战、难以持久的军情特点，晋军统帅部采取了“深垒固军”、待敌撤退而击之的方针，气闲神定，“老虎不出洞”，磨得秦军一点也没脾气。无奈之下，秦军主帅做出了全师撤退的决定。为了掩饰这一意图，免得晋军趁火打劫、乱中取胜，秦军主帅派遣使者前往晋军大营，预约双方在第二天进行决战，这位使者果然好身手，在晋军诸多将领跟前，气焰嚣张，肆无忌惮，话讲得特冲也特强硬，一副鱼死网破的劲头。可他夸张的表现并不能瞒蒙任何人，晋军的一位副将就从秦军使者的眼神里、口气中察觉到其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蹊跷，判断秦军已黔驴技穷，行将撤退。于是向赵盾提出建议，乘秦军开始后撤之时发起攻击，截断敌人的退路，一举加以歼灭。但遗憾的是，晋军统帅赵盾魄力太小，打仗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没有能采纳这个正确建议，致使秦国军队得以趁着夜色的掩护安全撤退，摆脱了被动受歼的危险局面。（参见《左传·文公十二年》。）这就是所谓“辞强而进驱者，退也”的典型例证。
又如公元621年爆发的虎牢之战中，李世民（当时还是秦王，连太子都没份儿）统率唐军，在战略要地汜水（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一带与劲敌窦建德相对峙。当时，窦建德的部队有十余万人，声势浩大，沿着汜水东岸布阵列势，北依大河，南连鹊山，正面宽达二十余里地。可“人是铁，饭是钢”，窦军整整一个上午折腾下来（从辰时一直到午时），战斗力也就在无形之中悄然流逝了，那些兵士饿着肚子，渴着嗓子，都横七竖八坐在地上，秩序混乱根本不像一个打仗的样子。细心的李世民从远处观察到这些迹象后，便判断解读为窦建德部队的士气开始懈怠，唐军的取胜机会来了。
送上门来的东西，不要白不要，于是李世民便派遣宇文士及率领三百名骑兵前去掠阵，算是投石问路。他告诫宇文士及说，倘若窦军进退有节，严整不动，那么就不要强行突破，而马上领兵返回本阵；如果对方阵势经不得这么一冲，混乱松动，那么就引兵继续攻击，以扩大战果。宇文士及应命而去，猛攻至窦军阵前。接下来的事情恰如李世民所料，窦军果真是只纸老虎，败象立露，整个阵势迅速开始动摇与瓦解了。李世民见状，喜上眉梢，当即下达命令：全军出动，发起总攻，并身先士卒，亲自带领骑兵冲锋陷阵。唐军渡过汜水后，饿虎扑食一般杀向窦建德军的大营，迅速瘫痪了窦军的指挥中枢，杀得窦军上下人仰马翻，溃不成军，窦建德本人也身负重伤，倒栽葱似的从高高的马背上摔跌下来，被唐军士兵逮个正着，他手下的十万兵马就这样烟消云散了，虎牢之战便以唐军大获全胜而告结束，唐王朝取得了统一天下之战中的关键性胜利。而唐军之所以取胜，重要的前提是李世民善于“相敌”，从实战的角度验证了孙子下列“相敌”原则的正确性：“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军扰者，将不重也”。
当然，在今天看来，孙子在本篇中所总结的三十二条“相敌”之法，是非常古老、简单、直观的东西，属于直观经验的粗浅判断和预测，原始、粗浅、简陋得很，同当今先进的军事侦察技术与手段相比，它的陈旧、落后真是不可以道里计，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早已过时，根本不适用于现代高科技战争。有了侦察卫星，有了全球定位仪，有了名目繁多的通信监视，自然大可不必去看烟尘是什么样子，鸟儿与野兽在哪里出没，否则便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十足的胡闹！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子主张“相敌”，把它作为战争指挥者达到“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目的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具有其特殊意义的，反映了孙子本人对作战规律孜孜探求的可贵努力，我们不能因为它今天的过时而否定它当时的实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孙子有关“相敌”方法的概括，虽然直观粗浅，但却包含着深厚的哲理价值。这就是，任何事物都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作为高明的人，最大的课题是如何在实际生活中透过各种表象，去解释事物的本质属性，从而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洞察先机，建功立业。这种朴素辩证的思想方法，永远不会过时，永远能给后人以启迪，孙子的价值其实正体现在这个方面。
3.孙子的精兵强军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