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我们这一代学者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个专业来说，也可以最早感受到改革开放后人们对国学态度的改变。比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古典文学领域当中，最早成立了中国古代文论协会，成立了《文心雕龙》协会，重新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宝藏进行了清理；重新印行了很多“文化大革命”前出版、“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查禁的著作，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丛刊”，等等；出版了一批优秀的研究著作，比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就是新时期一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著作。在改革开放之前，作为学术界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王元化先生也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本书的撰写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但修订是在“文化大革命”后，即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作者在后记中也提到，他就是因为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变化，因而对这本书重新进行了修订。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敢出版的书籍得到了出版，这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此外，当时还出版了很多研究学刊、学报，由此产生的巨大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改革开放后对于国学的重新评价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上，即怎样评价传统文化，包括评价的理念和方法。过去只说“不破不立”、“厚今薄古”，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就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上。要首先解决评判尺度和方法的问题，优秀的就是优秀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绝对不能把优秀的说成是坏的。而且不再有从政治需要来牵强附会的问题，过去总是用一种教条主义的尺度来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经常拿所谓“人民性”、“阶级性”、“现实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贴标签”的问题，比如说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是现实主义的，李白的诗歌理论是复古主义的，苏轼的诗歌理论是浪漫主义的……这种“贴标签”的做法必然会导致方枘圆凿、削足适履。由于“阶级性”的乱用，所以对中国古代优秀的作品都加以否定，比如说王维的山水诗体现了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情绪，陶渊明的诗表现出消极的人生观，这些都是评价的尺度、方法、观念出现了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国学研究中这种旧的条条框框都进行了突破。比如在古代文学领域就不再用“现实主义”、“人民性”等去乱贴标签，不再用士庶之分去分析精神文化现象，等等。我们对近代国学的评价也是这样，立足于学术，我们不再认为王国维的政治态度可以决定他的学术，也不认为陈寅恪因为有种“怀旧情结”，他的学术便是不足为道的。我们突破了这些条条框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评价国学，从而促进了国学的繁荣发展。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盛世局面也给国学的研究带来了有利的条件，国学的复兴赶在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最繁荣发达的时期，所谓“盛世兴国学”，文化的繁荣都是在经济发达昌盛的时代，“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们吃饱穿暖、行有余暇后，就更需要以国学来陶冶精神。而且国学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大学的国学教育，像人才的引进、教材的使用等日常投入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政府每年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高教事业当中，使高校能切实得到实惠，使教师有比较充裕的科研保证。国学的研究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这都得益于近年来国家财力的增长。
所以总结改革开放对国学的意义，其一就是客观地评价了传统学术，给传统文化和国学以正确的定位；其二是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机，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比如现在说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民主性、“修齐治平”的人生观，等等，都已经为人们所认同，融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这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国学为中国培育民族精神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资源。它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构成部分，已经从精神层面走向了物质层面，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效应，如现在的孔子学院、汉学交流，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演出，都体现了这一点。
改革开放对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的繁荣起到了如此之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一些客观的、无可避免的负面作用。比如过多地宣传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夸大了市场的作用，造成市场经济对人的价值观念的腐蚀，这也使传统文化中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受到挑战。剧烈的竞争也造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缺失，出现了诸如见利忘义、道德沦丧的现象，这不仅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也和人类的普适价值观念相左。改革开放方便了对外交流，包括学术的交流，但我们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保留得不够。另外，“全盘西化”的倾向借助于改革开放而时隐时现。这些现象固然不能全部归咎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并不必然带来这些倾向，但这种次生现象是存在的。所以利用国学和传统文化的某些道德层面进行一些基本的为人之道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要培养人们对经典的敬畏、培养人们的诚信，必须让社会有一些基本的道德底线，要让人们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敬畏之心。现在看来，国学担负的任务依然是很重的。
三、继往开来的国学发展：助推国家软实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弘扬优秀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党对国学和传统文化的反思。在当年的九大政治报告中，有一条即是要全面批判“封资修”，传统文化是“封资修”的重要部分，是要受批判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一步步加强，十六大就提出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养民族精神；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弘扬优秀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民族精神是一个集体的精神概念，“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际上也牵涉到个体的问题。因为“精神家园”牵涉到个体的精神皈依、精神信仰，它要解决的是人文关怀的问题。所以十七大报告的有关论述是把集体的人文关怀进一步和个体的人文关怀相结合，体现了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精神。讲“以人为本”，强调集体，但更强调个人。不像过去片面地说集体的利益大于一切，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和世界接轨，经济发展了，人本观念在提升，对人的生命的关怀在增长。物质文明始终是精神文明重要的基础。反过来，精神文明也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展。国学和经济的发展相关，和社会的发展相关。国学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环节，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当未来的国际竞争到了一定程度，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在未来社会中将会更为重要和突出。将来在人类的经济一体化时代，唯一能使国家得以安身立命、得以保持民族特点的就是文化。世界经济已经高度一体化了，但文化应该追求个性化，因为人类唯有精神文化是永远不能被机械化、经济化的。
21世纪以来，国学研究还有很多全新的任务和挑战。第一个任务就是还原。首先要把原生态的经典进行还原，从文本做起，全面整理经史子集，多年以来，人们对经典和文本都不够重视，而文献的整理是一个基础工程，在这方面如今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前我们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做好一些基础工程，如清史的编修和古籍整理工作，都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国学教育的深入开展，关于具体怎样开展国学教育，现在社会上各种讨论仍悬而未决，对于国学院的教育，具体怎样施行还有很多探索的路要走。再次，对传统文化的现代眼光阐释很重要。从完备的学科意义上来说，国学应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传统学术的内容，其二是用现代眼光来阐释与创新传统的学术。振兴国学不仅是指光大传统，更主要是指激活国学的理论创新精神。国学是生生不息的，我们既要尊重经典，又一定要把国学的时代性和传统性相结合。先秦诸子对殷周以来的文明做了重新解释，两汉产生了今古文经学，魏晋出现了玄学，唐代三教合一，宋明理学更是在新的时代特点下对传统儒学做出的新的阐述。现在的国学要存活下去，成为一种义理之学，一定要有学术发展的历史眼光，重新解释传统并做出创新和发展。国学大师不应该仅仅是文献的大师，还应该是大思想家，擅长思想的阐释和创新。在思想的阐释这一点上，海外的有些学者和港台的新儒家就做得很好，虽然他们的观点我们不一定赞同，但他们确实成为了一家之学，而且确实产生了一批成就卓著的代表性人物。
当前出现的国学热潮，包括两个层面的现象，其一为大众层面的国学热。最近几年，大陆的国学教育呈现平民化、世俗化趋势，国学频频出现在电视、网络之中，如“经典诵读”、“百家讲坛”，等等，这个层面的“国学热”参与主体主要是民间的大众，表现为普通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高涨。其二是学者研究的国学热。对大众层面的国学热潮，各方面褒贬不一。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一种全方位的文化，而不是高高在上，百姓无法企及的。和欧洲文化相比，国学只在一定阶段有点类似于欧洲的贵族文化，主要是在六朝时期。除了六朝三百多年之外，绝大部分的传统文化，从先秦，到两汉，到唐宋元明清，都是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一个综合体。中国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本身就讲究形而上和形而下有机的结合。比如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他既注重周代礼乐等高雅文明的传承，同时又注重通俗化的教育，所以《论语》也是一部非常平民化、世俗化的道德箴言。中国古代的一些仁人志士，虽然是科举出身，但他们通过对通俗演义、通俗戏剧的提倡，把国学的向上提升和向下普及相结合，做得非常好。上世纪很多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如章太炎、朱光潜，都非常注重传统文化的普及。这是一个好的传统，我们今天应该传承。讲究雅俗共赏、雅俗交融，既要注重向上的提升，也要讲究向下的普及。
我们现在的国学教育，必须把向上提升和向下普及有机结合起来。向下普及就是要真正把国学的精粹通过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给老百姓。但是，现在社会上一些人把普及理解为媚俗，把普及变为一种商业活动。把普及等同于媚俗是一种鱼目混珠的行为，市场需要什么来什么，实际上是把文人变为书商，这是不对的，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的普及是两码事，是需要严格分开的。真正的普及，是将理想化为世俗的可以触及的东西，是用来提升人们的道德和生活品质的，这个工作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当前最主要的是要端正方向，切实搞清楚什么是普及，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要特别防止利用普及来消解传统文化，使国学市场化、庸俗化，比如用完全商业的行为来解读经典，利用明星作为经典的代言人，这是和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相悖的。古人说，“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否则就是南辕北辙，走得越快，离目标越远。
国学使中华文明的文化传统得到传承。展望未来，我们要创造新时代的国学，能够使国学真正地和中华民族的振兴结合起来。国学的作用也许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看到，但是我可以预言，它将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因为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人们的精神需求、对人文关怀的需求将会更大。到那时，相对那些经济发达但文化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国学的优势将更加显现出来，中国的国学有可能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面旗帜，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之一。当然它的前提是要和其他西方的文化、东方的文化兼容并包，绝不是以我们的文化来取代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庸》里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理念上是提倡“和而不同”，提倡多极化的。现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构想，都是和这些思想有传承关系的。理想的文化应该是兼具共性和个性的。将来，国学在世界上应该既有其“大同”的一面，又有其个性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