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杰为患者而来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帕金森病的手术疗效，戏剧般地在欧美引起巨大的轰动。1997年底，一位“美籍华人”医生来到西安，带来了这种类似的手术疗法，那种被称为高精度的立体定向手术所产生的效果是神奇的：当即就有手术后的人敏捷地跑出手术室了；还有一些坐轮椅数年的人出院时竟是自己走下楼梯、跨上汽车的……于是这种神奇犹如当初发生在欧美时一样地在西安轰动起来。一时间，病人们慕名奔向西安，而且是络绎不绝。再后来人们听说这位“美籍华人”到了北京，随后病人们闻风转向，纷纷追到了北京。
这位“美籍华人”就是将这种手术疗法创造性地引入中国、目前在北京宣武医院任职的李勇杰博士。
李勇杰博士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他1984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曾师从我国著名的神经生理学家乔健天教授，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据说当年读博期间，他的神经电生理研究成果就先后两次发表在美国著名的医学杂志《脑研究》上。1994年，美国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看中了他在神经外科临床和神经电生理研究方面的双重背景，资助他前往该医院神经外科作博士后研究，并担任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定位助理。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微电极导向技术与传统立体定向手术结合所带来的奇迹。一位来自西弗吉尼亚的患者贝蒂，在接受了手术之后，发现自己剧烈而无休止震颤的右手突然停下来了，误以为是假象、是幻觉，她翻过来覆过去地盯着自己的右手，直到确信震颤真的是停下来了，女人惊喜地叫道：“看那，它不抖了，10年了，停下来了。我的上帝！”那一刻，李勇杰的感受是强烈的、复杂的：新技术是有生命力的，它的生命力在于疗效的肯定。也就是从那时起，李勇杰留在美国的想法动摇了。理由是中国的患者比美国多几倍。
在美国学习的日子里，李勇杰着迷般地阅读有关理论专著和文献，每逢手术日，他总是早早地开车到医院，不管是分内的还是份外的事，他都去做，悉心观察和体会手术过程的每一个细节。术后他挤出时间去病房看望病人。美国对接触病人的工作，有非常苛刻的条件，管理极严，因此大部分外籍人很难能遇到机会，想学到一点新的临床技术非常不容易。李勇杰说“但我比较幸运，其实比我聪明的留学生很多”。
李勇杰博士在神经电生理技术方面的深厚功底，使他对新技术治疗帕金森病的手术定位有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1995年底，他提出的微电极技术的建设性意见，引起了爱科诺教授的注意。这位现代立体定向手术治疗帕金森病的主导人物、世界级的神经外科医生，看中了李勇杰的意见，随即力邀他加盟LomaLinda大学医学中心，请他参与自己的立体定向和功能神经外科相关的研究工作。
爱科诺教授当时给予李勇杰的条件相当诱人：包括美国人孜孜以求的终身职位，比正常加倍的工资，15万美元的设备启动资金，雇佣两名助手，以及全家的医疗和牙科保险。
1996年初，李勇杰提前结束了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博士后学习，从美国东海岸的马里兰州来到西海岸的南加州。在LomaLinda，李勇杰有条件全面介入从门诊到手术的临床工作。作为爱科诺教授的第一助手，他有着500余例手术和上千名帕金森病患者门诊治疗的机会。可贵的积累过程使他优于其他助手，脱颖而出。其间，他应邀请多次回国，先后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和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珠江医院等，为国内同行们做“帕金森病及其手术治疗”的学术报告。从那时起，他便将有关帕金森病治疗的最新进展情况陆续介绍给国内的同行。他的科学爱国行动经我国驻洛山矶总领事馆的推举，两度受到国家教育部“春晖计划”的资助。此时，李勇杰面对的是国内多家著名大医院的聘请，谁人不想把这样一位神经外科学的国际型人才延揽到手。李勇杰最终选择了北京宣武医院。
2005年5月，在先后成功地完成对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和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珠江医院的技术扶持之后，李勇杰回到了北京。在开展手术治疗帕金森病的同时，继续开展帕金森病的研究工作。目前他有些担心，再好的高新技术如不进行规范化的培训，将给患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的愿望，尽快组织一支“国家队”，在这个领域里创立标准。他承认，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下一步要考虑的是如何拿出开创性的理论和临床技术。
“中国的帕金森病患者需要我，我能为病人和他们的家庭做些有益的事为什么不呢？”他说，是“帕金森病”把我召唤回来的。
听，李勇杰的心声惶然于谈成才。我不知道人们心目中的“才”应当是作出了什么成绩的专家，或有着怎样人格魅力的学者。姑且谈谈我所走过的路和思想的轨迹，如能起到一些启迪作用，也就满意了。
人类要进步，社会要前进，总希望能够做得好一些，想得远一些，那是我辈的责任。因为在我们的前面，有无数的前辈辛勤耕耘的基础，我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是一个知识迅速更新，飞速发展的时代，这也是一个讲求实力与机遇的时代。
Δ定向
我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1984年我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师从于我国著名的神经生理学家——山西医科大学乔健天教授。199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
1994年夏天，我接受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神经外科的资助，来到美国，在这所世界最著名的医院之一作博士后研究。教授明确限定了我的工作范围：“我们邀请你来是基于你在神经外科临床和神经电生理技术上的双重背景。你的工作也是双方面的：一是和我一道在手术室记录帕金森病患者脑细胞的电生理信号，并依此确定手术毁损靶点的准确位置；二是在猴子身上研究丘脑运动相关细胞的立体分布，为立体定向手术治疗帕金森病和其他运动障碍病提供实验证据。”
就这样，我走近了微电极导向的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一接近它，我便被其稳定、长期和立竿见影的手术疗效震撼了。一位马里兰州的原发性震颤症女性患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是丘脑切开手术，脑内准确定位后，毁损开始，几秒钟之内，患者右手剧烈的震颤消失了。我问她感觉如何，她一言不发，盯着手翻来覆去端详了许久，双眼突然涌出泪水：“oh，it stopped.Look，after 10years！Oh，my God”（哦，停下来了。十年了，我的上帝！）此时此刻集中了作为一名医生的全部自豪感与荣誉感。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原来的信念——在美国做一名神经科学研究人员，彻底动摇了。同时，一种明晰的东西冲击着我，那就是对于自己未来职业方向的重新定位。这时候我能觉察到自己的注意力和兴趣点正在向一个方向汇聚——立体定向技术。这是因为我在神经外科和神经电生理方面的双重背景，为我奠定了难得的基础。尤其是当我看到导致患者震颤、僵直和行动迟缓症状的脑细胞放电时，我能听到自己心的呼声：这是我的工作，没有人比我更合适了！我庆幸自己赶上了立体定向手术在更高层次上复兴的时刻。
而当我希望跻身于这一领域时却受到了不小的阻力。显然，我的这一兴趣已经超越了教授规定的职责范围，他一再警告我专心于本职工作，即使在我允诺本职工作不受影响的情况下，依然遭到了他的拒绝。
这一切并不能使我放弃既定的方向。那些日子里，我着迷一样阅读着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方面的专著、文献，在临床上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每逢手术日，必定六点起床，一边开车一边吃早餐，七点钟之前到达医院CT室。病人一到，马上帮助安装立体定向头架，观摩CT定位，做这些本不属于我的分外工作。然后是大约5.6小时的术中电生理功能定位。定位一旦完成，手术也就基本结束了，因为毁损只需几分钟。我还尽量挤出时间去病房观察手术后的病人，体会手术疗效和术中定位准确性的关系，以及今后改进的方向。比如，我观察到苍白球内的毁损灶较靠背侧时，对患者下肢的僵直和震颤症的疗效较好，靠腹侧时对上肢症状的疗效较好。
与此同时，一位医生的工作吸引了美国主流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1995年2月22日，著名的《华尔街日报》以“一把手术刀带来的希望”为题，介绍了加州Loma Linda大学医学中心神经外科医生Robert P Iacono在立体定向神经外科领域所作出的杰出成就。同年3月1日和8日，全美广播新闻网在黄金时段又分两次对Robert P Iacono医生作了专题报道——医学奇迹：帕金森病的新手术疗法。上述报道，尤其是术后患者从手术室跑出来的镜头，立即在美国引起了轰动。Robert P Iacono以他实实在在的成就成为立体定向神经外科领域的权威人士。
在观看上述电视节目时，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即术中微电极引导的细胞放电信号噪音太高。我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电生理系统的设定不太合理，与高频电刀干扰的手术室环境不适应，需要更好地屏蔽。于是我写信给Iacono医生。我坦率地谈了对改进微电极导向技术的看法。他很快回信了，但没有回答我提出的建议，而是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工作，一切条件均由我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