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医院90年纪实
谨以此文献给北大医院90周年；献给曾经为这里付出心血和汗水的先行者；献给今天尽职尽责的每一位后继来人。——作者题记
贯穿一个“贫”字“北大医院”，这是北京人最习惯的叫法，其实，随着历史的变迁这所医院曾是几易其名，如今的全名应该是“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时间荏苒，几乎没有人去考证这所医院经历过怎样的翻天覆地。其实，“北大医院”就像一架没有停止旋转的录音机，从她存在的那天起，便声声不息地记录下三万多个日日夜夜属于皇城百姓的生命故事。在这些重重叠加的故事中，只要你用心去聆听，就可以不费力气地感觉到近百年来北京城里医学脉动的声音。
这所医院确切的年龄是90周岁。1915年2月15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附属诊察所开诊了，这就是最早的“北大医院”。据史料记载：第一天接待病人只有三位；一个月后，每天病人在70位左右；以后就诊的病人络绎不绝……直到90年之后的2005年，医院每天接待的病人数约达5000人次。
细心的北京人不会没有察觉，这所医院怎的就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可以从现今北京市区的平安大道沿着厂桥路一直往南，断断续续延伸到府右街的北口。
这就是历史。上个世纪初，西方医学进入北京。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相继出现了尖顶、红砖的漂亮小楼。不甘示弱的“北大医院”立身其中，尽管不免相形见绌，但却始终没有低头认输。无论如何这所医院代表着中国人自己的能力，毕竟她是国人创办的第一所西医医院。
从历史资料考证，医院原址在城南的后孙公园，几年之后，那片狭小的宅地便显得不堪重负。1928年初冬季节，无奈之下，经由院长亲率师生们风雪中坐以达旦，持续数日，终得当局政府让步，于是医院拿到了西单背阴胡同的一块空闲场地，病床增加到百余张。就像孩子长得太快，不久，背阴胡同无力为日见扩张的医疗规模继续遮风挡雨。医院被迫再度迁移，并在府右街北口一栋德国人遗留的石头楼里，找到了新的容身之地。当年的石头楼现如今已经片瓦不存，然而，医院到此终归有了属于自己的地盘。随着时间的推移，石头楼开始显现拥塞疲惫，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当时著名的外科大夫关颂涛教授出面，凭借个人影响力，筹资买下了处于府右街路北、东西走向的一溜门面。如此这般，“北大医院”方得有幸占据到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一块铺排完整的地界，并且保全沿用至今，也便有了现今写着镏金大字的“北京大学妇产儿童医院”。1939年6月，西什库的67亩新地划归北京大学医学院作为教学之用。据当年在校生回忆：基础课在沙滩的红楼上，临床专业课在西什库上，宿舍安排在背阴胡同，而学校的附属医院设在府右街。1955年2月，北京医学院迁往城外，西什库的教学用地随之归于附属医院。打这往后“北大医院”便有了西什库与府右街的两地遥遥相望，而且保留至今，奠定了这所医院难以挣脱的散落格局。
1945年，抗战胜利。其间，“北大医院”在经历了由日本人先统治、后抛弃的八年揉搓之后，已经落得满目苍凉。据92岁高龄，见证了医院60年发展过程的“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教授回忆，当时的情况“挺惨的”。妇产科只有二十几张床位，留下的仅是四名住院医师和两位副教授。简陋的病房里生气无存，相比之下倒是鼠害猖獗。随后便出现了震惊世界的新闻——老鼠咬破了婴儿的耳朵。
与“北大医院”创建背景与生存状态相一致的是，这所医院从一开始就注定属于贫民百姓。
现年80岁的外科专家李通教授说到那个时代的北京城：胡同里的路灯暗淡摇曳，西北风吹到松弛凌乱的电线上，空气中永远是赶不走的哭腔和抽泣。硬面饽饽、花生米的叫卖声从饥肠空腹中撕扯出来，在冷寂的夜半时分，让人揪心地不能入眠。那时京城的百姓大凡还有一口活气是不敢轻易去看医生的。按照他的推想，穷人得了病只有等死。当年，严仁英教授见到的产妇可以是一块门板抬着就进来了，门板上的女人或者肚子里的孩子很可能已是血气绝无。这里的医生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病人。据说，京城拉洋车的师傅们凭着脚力跑出了看病的门路，对于各家医院高低贵贱早是心知肚明。但凡见到布衣、赤脚的求医人，他们不会不识时务地拉着人家去碰洋人医院的钉子，他们知道能够收容这些贫穷病人的地方只有“北大医院”。
新中国成立，“北大医院”作为国家的医院、人民的医院，自是翻身得解放。80年代初建就的门诊大楼曾经被称为是北京城里医院的标志性建筑。2002年落就的外科大楼又一次向世人昭示：中国医院已经达到与国际同步的水准。可以说，当今患者就医环境和条件与昔日相比可谓天上地下。
历史在变迁，但同时也在继续。解放前，达官显贵是不在“北大医院”看病的。这种贫民化的风格居然一点没有褪色地沿袭到今天。以至新中国55年以来，这里几乎没有担当过任何特殊的保健任务。他们一如既往地敞开大门，绝少“至尊”的背景，也从不必为“上面”提供特殊的服务。这里众多的医生，尽可以不必分心，一门心思地只为北京乃至全国投奔来的百姓患者看病治病。
同样，这所医院随处可以触摸到过惯了紧缩日子的痕迹。稍稍留意一下顶级教授们的办公室，几乎是一式的“回”字形。6平方米的一间斗室，沿墙壁四周摆放一圈的是课桌，中间围出一方空地，容得一把椅子，整个布局酷似一个“回”字。医院小儿神经病专家吴希如教授就是这样的办公室。对此她表现得知足有余：这是“北大医院”一贯的作风，哪怕你已经退位，只要还走得动，各个科室总会把最好的办公室紧着你用。她认定自己占据了“最好的办公室”。因为除她之外，从科室主任到所有的医生们统统是挤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
我国内科学奠基人之一王叔咸教授曾经说过，临床医生最大的财富有二：一是把病历管起来；一是把图书馆管起来。于是，“北大医院”的后来人便从来没有把财富的概念放在办公室的大小上。他们理解先师教诲的全部含义，把病人资料和信息资料视同为医院富有的基石。
所以日后，这里出现了我国小儿神经学科的创始人左启华教授历时20年的“数百例小儿癫痫临床分析”；所以，这里有了皮肤病科主任朱学骏教授的“大疱病”752例的病人登记记录；所以这里有了妇产科主任廖秦平教授组织的典型病历、疑难病历汇总档案；所以也便才有了今天，肾脏病学专家王海燕教授和她的学生们潜心建立的病人资料库。这是从病历资料、化验资料、病理资料、活检资料到DNA资料的完整体系，称其为“库”是因为这里收录了涉及到4个病种、数千例的病人资料。仅此，谁能说他们不是当今中国这个领地的最富有者。
“北大医院”贫寒的背景和艰辛创办的历程，也铸造了那个年代这里诸多医生特有的秉性。一方面，他们崇拜哥伦比亚、霍普金斯这样的名牌大学，景仰关颂涛、沈克非这样的医术和名气。另一方面，这里的医生与贫民大众有一种相依互谅的天然联系。他们同情贫穷，从道义上反感医生与病人搞金钱交易。他们不习惯高高在上，更不屑以救世主自居，他们觉得无论贵贱都有健康的权利。
为此“北大医院”的学子们多是带着仰慕、不甘和责任，带着学术平等、科学无界的美好愿望，像是从岩石缝里钻出来的小草，他们超乎寻常地坚韧，无力阻挡地顽强。于是，漫漫时光中，这里成就了一位又一位深受患者信服、尊重的名家名医。
着眼一个“人”字
1946年，北京的医学镜头聚焦到“北大医院”。这一年，美国、德国等在北平的医院相继关门。祸福之间，这所跋涉艰辛的医院迎来了一批资深医学者：传染病学家吴朝仁，内科学家王叔咸，妇产医学家林巧稚，外科学家王大同、关颂涛，泌尿外科学家谢元甫，儿科学家诸福棠、秦振庭，眼科学家毕华德、刘家琦教授等，几乎同在一时汇聚到这里。他们多是“协和”背景而且有着国外学习的经历。接着，因师长们推荐，并应院长王锡炽教授的聘请，严仁英、吴阶平、邓庆曾、赵锡祉等年轻的大夫也相继来到这里，做起了住院总医师。于是，由于人的转移带来了医学重心的改变。这一年，“北大医院”真正扬帆起航了。
之后几十年，在这里出现了一批中国最早的临床科室：肾脏病科、泌尿外科、皮肤科、小儿神经学科、心血管科、小儿科、口腔科等。与医疗的快速发展相伴随，科研、教学的步履也匆匆加快。国家级临床医学实验室历历在此落成，基础研究与临床互动标示着中国的医学不再是单纯的坐堂行医。同时，《肾脏病学》、《泌尿外科学》等医学教育专著也因诸位大家而相继问世。毫不夸张地说，1946年之后，“北大医院”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的主导地位已经基本确立。
与建制不同的是思想，可以说大家们的医学思想，包括他们的人生态度、人生期许，更是影响和主导了日后中国医学的发展。
半个世纪前，严仁英教授放弃美国回到“北大医院”妇产科，那是因了信念的驱使、带着使命而来。她说：“做个医生应该一心想着怎么给病人解除痛苦”。60年，一个信念怎的能如此坚韧不摧？几天前见到严老，她对于“解除痛苦”的理解一如当初：“你服务的面越大越好，受益的人越多越好”；“真正的医生不是等到病人痛苦不堪来求你，而是事先设法让他们尽量远离痛苦和疾病”。寥寥数语说得透彻又实在，可以想象到这位卓绝女性在风华之年，是怎样的带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带着对“医生”的全部理解，了断了做“医生”的念头，然后平静地选择了全无名利的预防保健。
先驱们的思想确实也打动了共和国的领导人，中国境内“三级妇幼保健院”随后遍布城镇农村。然而，浩浩荡荡之中，却绝少有人自甘寂寞，“预防保健”的牌照更多地成了形同虚设。不知怎的，只要穿起白大褂，人似乎就很难拒绝临床医术的诱惑。相比之下，倒是严老这样的人不依不从，终身抱定“预防保健”不见丝毫悔悟。她说，“临床医学是一对一，即便累死，一个医生一天不过看30个病人。但是，做预防保健，可以是一个村、一个乡，甚至更多的人获得帮助。”
这样的信念就像一滴清亮的水花、一粒剔透的珍珠，在浑浊和沙砾面前显得稀有和昂贵，在世俗和潮流面前又显得微薄和易碎。但是毕竟这里是“北大医院”，于是稀有和昂贵最终还是岌岌可危地保存下来。
1979年，大地回春。新中国第二代领导人打开了冰封的国门，“北大医院”比较早地感受到春江水暖。这以后，医院各个学科把那个年代“又红又专”的人纷纷派送国外深造，数量有70多人。这70多位学子95%的人学成归来。郭应禄院士、王海燕教授等都在其中。吴希如教授则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授予第一位中国“杰出校友”。美国老师们至今怀念：“25年前的、为数不多的中国留学生，他们真的是想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情”。于是，这些被历史称为的“末代傻瓜”们肩负起中国医学发展的重任，他们为“北大医院”向世界医学高端冲刺，构筑起了基础的发射平台。
今天，王海燕教授为“北大医院”90年庆典准备了一篇论文，题为“退行性疾病及人类行为疾病的时代”。这位北京大学肾脏病研究所所长，打开了她的PowerPoint文档，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海洋冰山的画面。她说，慢性病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山，浮出水面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她把浮出的一角定义为“疾病的终末期阶段”。
接下去出现的是一个素雅的画面，古典底纹上映衬着《黄帝内经》中一句名言：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将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显然，公元前2600年，老祖宗已经理性地把医学者区分为三六九等了。王海燕教授引用此言用心显见——四千多年后的当代医学者们面对古训，惭愧否？警醒否？
被王海燕教授定义的“终末期阶段”指的是：肾脏病人做透析、做移植；心脏病人做介入、做搭桥；肿瘤病人做切除手术、做放化疗等等这些已经是当前各家医院司空见惯的常规业务。但是，只有医家明白，疾病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治疗的结果必是需要巨大的社会、经济承付。同时病人康复的希望则是极其渺茫。
可悲的是，当今我们的不少医生兴奋点却过多地集中在这一阶段。出名乎？挣钱乎？说得不客气一点，恐怕真的是连做“下医”的资格都不够了。
现在，王海燕教授要做的是把慢性病治疗的重点“战略前移”，前移到冰山最底部的“高危阶段”或者位于第二层的“起病阶段”。真是无独有偶，这与50多年前严老的“高危因素管理”是何等的一致。严老早有断言“高危管理于中国国情尤为重要”。今天王海燕教授同样认为，这是医生最值得投入、也最有价值的存在选择。按照这样的医学思想，如果医生致力于早期的干预、治疗，那么将有大批疾病被有效地控制在“延缓阶段”。显而易见，这样的干预和控制面对的是人、是庞大的人群，因此需要有人承担。
王海燕教授说，一个病人到诊室看病不过十分钟，到医院住院也不过个把月，但是把病人全程管起来，意味着要管一辈子。难怪到“北大医院”肾内科就诊的患者们仿佛久旱逢雨：“我们就像断了联系的地下党，这下可找到组织了。”
这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文化。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山东烟台市郊一个普通的夏日黄昏。吴阶平院士与学生郭应禄院士有一段沉重的谈话，话题落在中国泌尿外科的整体状态上。当时的情况是国家的整个学科人才匮乏。教育的十年停顿导致的是青黄不接，而价值观念的失衡引发的是背弃流散。那一日，两位学者的背影在落日的余辉下显得苍劲而深重。
之后——中国泌尿外科人才工程和将才工程相继启动。这项工程自拉开序幕之后便精彩不绝，先是由“北大医院”波及到中国大地，接着由中国大地冲击到世界的前沿领地。一项广袤的人才培训，“细听可闻蝉翼之声，遥感可见鸿雁展翅。”从三万医师的普及教育，到3000名骨干医师的专题培训；从对近千名博士生导师的耳提面命，到181名学术领军人物的国门之外“将才培训”。此项系统工程始于1995年，纵观其发展脉络，可谓：从一始，小荷翻新；经十载，枝繁叶绊；望百年，爽气动星斗、潇洒见林山。
十年，中国泌尿外科显见完成了整体提升。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Walsh教授从傲慢的“No”开始，终于惊讶出了四个不可思议——中国的医师们何来的如此流利的英语水平；他们怎的可以勤奋刻苦到这般程度；他们哪来的如此透彻领悟、坦诚交流的非凡能力；而如此众多的同行“领袖”们共处，怎么可能全然不见“窄路相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