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先生认为：“宣帝特尊孝武，一方面是为了强调自身的正统，但同时也就继承了其政治精神。”（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37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从《汉书》卷七二《王吉传》、卷八六《何武传》均有宣帝颇修“武帝故事”之记载来考虑，此说不无深意。但宣帝颇修“武帝故事”的用意，可能还远不止此，亦与武帝死后君权急剧衰落的政治现实有关。宣帝以前，西汉六位君主，以文帝政治堪为推崇，武帝次之，然文帝时期君权相对弱（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六章，《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与汉代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而武帝时期则是西汉历史上君权高度集中时期。宣帝修“武帝故事”，本身就表明了自己对君权衰弱、霍光秉政现状的不满。而他对霍光秉政的“不满”，也就是他颇修“武帝故事”的深层用意。第三，重用中书。中书，武帝所置，亦称中尚书。中书与尚书，乃一官而二名，若尚书由士人担任，称为尚书，若由宦者担任，则称之为中书（或中尚书）。武帝之所以重用尚书等中朝官员，一方面是要倚赖他们来限制丞相权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多为官秩低微之人，易于控制。然武帝托孤之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领尚书事，权倾天下，霍光死后，霍山“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十分骄恣。《汉书》卷七四《魏相传》载：“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说明，领尚书者，对大臣奏议有优先决断权，若奏议对霍氏家族不利，便被封杀，很难上达宣帝本人。可见，兼领尚书事已成为权臣霍光巩固其地位的工具。加之，朝廷之士多为霍氏党羽，宣帝权力十分有限。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政治局势，宣帝决心重用身边的中书，以此来抑制和削夺尚书权力。《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载：“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关尚书，群臣进见独往来。”“后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使）﹝下﹞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益不信人。”即直接绕过尚书一级，将审阅大臣奏议和引见大臣之权收归后庭，由身边的中书令担任，这样中书令也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出纳诏令权。从此，中书便代替尚书而成为中朝的核心。王素先生说：“当初皇帝专用尚书，本意是限制相权。一旦大臣兼领尚书，皇帝又置中书以削弱大臣。”（王素：《三省制略论》，51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道出了宣帝时期尚书与中书执掌权力变化的重要原因。
在重用中书的同时，宣帝还着力改变自武帝托孤以来二府（即丞相与御史大夫府）权力过小的现状，从而使内外朝达到权力平衡的状态。“因此汉宣帝时丞相均善终，他们既有实权，又能发挥相权作用，善于协调皇权与相权、中朝与内朝的关系，对于稳定政局，起了积极作用。”（李孔怀：《二十五史新编·汉书》，23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观魏相、丙吉、黄霸、于定国、陈万年等人，皆与宣帝关系融洽，颇有政绩，便知此言不无道理。正是在内外朝权力牵制平衡的态势下，宣帝个人的权威才得到了急剧伸张。
四、霍光之死与“政由冢宰”之局的终结
宣帝自即位之日起，便通过种种手段和措施来培植私己势力，以图结束霍氏擅权、君主“拱默”的格局。时日不断推移，宣帝羽翼日渐丰满。地节二年（公元68年）春霍光的病逝，为宣帝实现这一政治夙愿带来了新的契机。
地节二年春三月，拥昭立宣的霍光病笃之际，为苦心经营达二十年的霍氏基业做了最后的安排之后，长逝西去。霍光葬礼，享受了宣帝朝大臣所能享受的最高规格。宣帝和皇太后亲临光丧（自然皇后也不例外）。“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载光尸柩以辒辌车，黄屋左纛，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以送其葬。”既葬，封霍山为乐平侯，地节三年夏，封霍云为冠阳侯。然而豪华盛大的葬礼和霍氏家族的连连封侯却并不能掩盖宣帝密除霍氏势力的心迹。
霍光之死，引发了政治格局的微妙变化，即霍氏党徒控制朝野的局面为三股势均的政治势力所代替。一为霍氏势力，主要成员为霍氏及霍氏诸婿。二为反霍势力，主要以魏相、赵广汉、萧望之及外戚许氏为代表。三为旧大臣，即霍光死后而不愿依附于霍氏者，主要有张安世、杜延年、丙吉等人。反霍势力与旧大臣携手，展开了向霍氏势力的斗争，而宣帝显然站在霍氏势力的对面。可以说，随着霍光之死，铲除霍氏势力，已成为宣帝与时臣之共同心声。《汉书》卷七六《赵广汉传》载：“初，大将军霍光秉政，广汉事光。及光薨后，广汉心知微指，发长安吏自将，与俱至光子博陆侯禹第，直突入其门，廋索私屠酤，椎破庐罂，斧斩其门关而去。时光女为皇后，闻之，对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问广汉。广汉由是侵犯贵戚大臣。”赵广汉本效力于霍光，然在霍光死后却迅速加入了反霍势力。昔霍氏与御史大夫魏相两家奴争道，霍氏奴闯入御史府，“欲踏大夫门，御史为叩头谢”（《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霍氏方才善罢甘休，其时霍氏权势何其显赫，今赵广汉椎破霍禹府第，皇后哭诉其委屈，然宣帝仅“召问广汉”了事，未加惩处，霍氏境况又何其尴尬，两相对照，则宣帝袒护赵广汉之心迹，不言自明。赵广汉摧辱霍禹府第一事的具体时间，史未明言，但将其视作反霍派公开向霍氏发难的先声，似无大碍。此后，魏相奏事“损夺”霍氏权力、张安世取代霍禹掌兵、萧望之上书指陈霍氏擅权、金赏为与霍氏摆脱关系而上书去妻等事，次第而发，矛头皆对准霍氏势力。史载，霍云舅李竟所善张赦谓李竟说，若能先杀丞相魏相与平恩侯许广汉二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事被长安男子张章告发，宣帝后虽诏令勿捕，然霍山等人却十分惊恐，于是密谋杀魏相、许广汉，“废天子而立霍禹”，事尚未发动，宣帝便调霍山为玄菟太守，任宣为代郡太守，霍云又获“坐写秘书”之罪，“谋逆”阴谋被揭穿，霍云、霍山、范明友畏罪自杀，霍禹被腰斩，其他党亲皆弃市，“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资治通鉴》卷二五宣帝地节四年五月条载“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十家”。宋超认为：从宣帝四年七月发布的诏书看，“诸为霍氏所诖误未发觉在吏者，皆赦除之”，急于稳定政局，不愿广泛株连的意思十分明确，“数十家”的数字较为准确，详见宋超：《“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发微——宣帝与霍氏家族关系探讨》，29页注⑤。虽然，宣帝下诏赦免有所诖误而未发觉在吏者，但宣帝部署除霍计划已有逾年之久，对霍氏党羽悉多掌握，其未发觉者寥寥，仅言“相连坐诛灭数十家”，恐不能令人信服，此从《霍光传》。）。霍氏势力被一洗而空。对于这段记载，学者多有怀疑。吕思勉云：“霍氏诚有取祸之道，然谓禹谋自立，则与谓上官桀欲杀燕王而自立，同一无稽。”（吕思勉：《秦汉史》，15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宋超亦认为：霍氏家族在兵权尽解，护卫京城与皇宫的兵权早已掌握在宣帝亲信许氏、史氏子弟手中的情况下，采取如此必败之道，确实有许多令人难以思议之处。（参见宋超：《“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发微——宣帝与霍氏家族关系探讨》。）事实上，至地节四年，宣帝已布置好铲除霍氏之计划，霍氏反与不反，其结果并无多大区别。或者说，“霍禹谋反自立”已不必实有其事。察《汉书》卷六八《金日传》有“后霍氏反，（金）安上传禁门闼，无内霍氏亲属”，“侍中史高与金安上建发其事，言无入霍氏禁闼”之记载，似与他处记载不同。他处皆言霍氏虽有“谋逆”之举，但未及付诸实施便被发现，而此处却言“无内霍氏禁闼”，似乎霍氏曾有攻至禁闼之举，前后记载似不相符合。若将“传禁门闼”、“无内霍氏禁闼”之语，与霍光废黜昌邑王时“诏诸禁门无纳昌邑群臣”相比，可以发现两事十分相似。除昌邑计划早已部署就绪，专待昌邑入瓮，昌邑刚入未央宫，其群臣便被关在门外，昌邑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所以被轻易废除。由金安上、史高“传禁门闼”、“无内霍氏禁闼”之举措，不难推知，霍禹、邓广汉等人被捕斩之经过。宣帝铲除霍氏计划已经部署完毕，霍氏子弟政权兵权尽失，朝廷各种势力皆为宣帝所用，且霍云及诸婿皆被外放各地，分散无援。网罾高张，静待飞鸟。宣帝与金、史等人待霍禹、邓广汉入禁闼之后，紧关宫门，从而一举将其捕获，这可能才是“霍禹谋反”之真相。
霍氏灭族，宣告了宣帝朝“禄去王室，政由冢宰”之局的终结。此后，宣帝的君主权力大大增强，从而为其有效发挥君主权力、开创中兴基业奠定了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