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确实是一件草稿，在前面删去的部分，后来的正文又吸入，修改涂抹严重。最后一行，在同纸背面。文中依然存在着别字；1行，商议的议字写作仪；4行，代应作带；6行，去散，应为聚散；9行的已后，应为于后。关于这件文书的书写时间，文中标志的丙申年，黄霞先生推测或者是公元876年，或者是公元936年。（参见黄霞：《浅谈晚唐五代敦煌“女人社”的形态及特点》，88～92页。）总之，虽然是社条的草稿，但是许多信息是有讨论价值的。“一齐同发心限三年”的时限规定，“三年满后，任自取散，不许录事三官把勒”让我们获得了明确的信息。也许，三年期满以后，可能会继续延续下去，但是提前预定时限的做法，则证明了灵活的结社原则。另一个《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正月三日女人社社条》，也有类似情况：“显德六年己未岁正月三日女人社因兹新岁初来，各发好意，再立条件。”（宁可、郝春文：《社邑文书》，23页。）一个“再立条件”说明，原本存在的结社，再次订立新的社条，再次启动。或许此前也有时限约定，大家不愿就此放弃，于是再续前缘，继续结社。
与这类预定时限相反的情形是，一些结社克服种种困难，再三地推动结社继续下去。一件大中九年（公元855年）的社条中写道：“社长王武、社官张海清、录事唐神奴等为城隍贼乱，破散田苗，社邑难营，不能行下。今大中九年九月廿九日就张录子家，再立条件为凭。”（同上书，1页。）上文已经涉及的S2041文书，即《大中年间儒风坊西巷社社条》更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件社条由几个前后制定的社条连缀而成。第一部分是前三行，包括名单则是前十四行。5～8行是第二部分。9～19行是第三部分。余下是第四部分。根据竺沙雅章先生的研究，这四部分之中，最早的是第三部分，然后是第二部分，然后是第四部分，最后是第一部分。他总结这件社条时说：“虽然社会形势发生变化，社人的构成发生变动，但社的基本方向没有受到影响，开始结社时的意图依然在继续。”（竺沙雅章：《敦煌出土“社”文书研究》，载《东方学报》第35卷，248页，京都，1964。）宁可、郝春文先生接受竺沙雅章的研究结果，并给予了更具体的解说：“这个社条最早的是书于吐蕃时期的第三部分，当初应当有社条的总则和社人名单，但已不存。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社的社人发生了变化，原定的社条也感到不够完备，于是在巳年（吐蕃时期）二月十二日，社人们聚集在翟英玉家，对原来的社条作了补充，这就是本件的第二部分。同时，他们还将当时在社的社人名字署上。至吐蕃末期的丙寅年三月四日（第四部分中的张曹二，大中年间第一部分也有，从时间上推算，这个丙寅年只能是公元846年），社人们聚集在张曹二家中再一次对社条作了修订。这就是本件的第四部分。到了大中年间，归义军政权取代了吐蕃的统治，此时社邑成员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故社人们又一次聚集在马兴晟家，重新列出了社人名单，并对社条的内容再次作了补充，这就是本件的第一部分。以上四部分合在一起，就是大中年间儒风坊西巷社所遵行的社条。这件由不同时期的四部分组成的社条，展示了这个社几十年间发展变化的轨迹，反映出社邑可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补充、修订结社之初所立的社条，说明全体社人都须遵守的社条对私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宁可、郝春文：《社邑文书》，7～8页。）
如此顽强地采用结社方式支持自己的生活，这应该引起我们对结社的足够重视。长达几十年的坚持，完全能够超越年辈、父子相继。特别是结社与当时民众的生活，其密切程度可能远远超出今天我们的想象。
多样化，并不仅仅限于这里的总结，如果深入结社内部，仔细比较各个结社之间各项具体原则，那么我们的多样化概念会继续扩展。比如，同是死亡赠纳，各个结社规定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只纳粮食，有的则增加布匹，有的结社赠纳物品，从一开始结社就作了规定，有的结社则是临时商量。关于赠纳对象，有的结社是以家庭为单位，有的以个人为单位。在仓储方面，有的结社拥有仓储设施，有的结社则没有，如此等等，条分缕析，不胜其详。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因为结社是在自愿、自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项具体设施都是社众商量的结果，任何结社都会根据自己的特点与需要设立自己的结社原则。于是，多样化不可避免。
三、多样化之下的一致性
唐、宋时期的敦煌民间结社既如上文所述，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局面，我们因此可以判断：结社在当时当地的发达与繁荣。众多的结社个案，并不能让我们感到纷乱难理，因为在这些多样化的同时，有相当明显的一致性可以归纳。这里，我们利用一种特殊的社条——社条文样来证明敦煌民间结社拥有的一致性问题。
敦煌的结社文书，可以再具体区分为几种，一是社条，这是结社的章程，结社的意义和事先的种种约定，都会在社条中记录下来。转贴，一种集合社人集会的通知书。赠纳历，关于特殊的社内账目，有人去世，社人捐赠的文字记录。社状，社内事务处理的文件，如申请入社，申请退社、建议修改社条、对违反社条的社人处置等，都可以使用社状。社文，是祭祀时朗诵的文章。其中，全面了解结社情形，以社条最为重要。
从现有的情况看，敦煌结社文书中的社条，可以继续区分为两类，一是实用的社条，一是供撰写社条使用的社条文样。实用的社条，会根据结社的具体情况进行书写。
S6537V7－8，《上祖社条》：
上祖条。至城（诚）立社，有条有格。夫邑义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志）。危则相扶，难则相久（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若兄，少者若第（弟），让议（义）先灯（登）。其社稷坏，乾坤至在，不许散败。立条与件，山何（河）罚誓，中（终）不相违。一、社内有当家凶祸，追凶逐吉，便视亲痛之名。传亲外喜，一于社格，人各赠例麦粟等。若本身死亡者，仰众社盖白躭拽便送，赠例同前壹般。其主人看侍（待），不谏（拣）厚薄不谏（拣）轻重，亦无罚则。若三驮，传亲外喜回壹赠。若两驮者，各出糊饼卅败（枚），酒壹瓮，仰众社破用。一、凡有七月十五日造于兰盘兼及春秋二局，各纳油面，仰缘（录）事于时出帖纳物。若主人不于时限日出者，一切罚麦三斗，更无容免者。一、社内不谏（拣）大少，无格席上喧拳，不听上下众社各决丈（杖）卅棒，更罚脓腻一筵，众社破用。其身宾（摈）出社外，更无容始（免）者。一、社有严条，官有政格。立此条流，如水如鱼，不得道东说西后更不于愿者，山何（河）为誓，日月证知，三世莫见佛面，用为后验。（宁可、郝春文：《社邑文书》，55～56页。）此社条文样，也属于《诸杂要缘字一本》中的三社条之一。在与实用社条的比较中，此社条文样经常与《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正月三日女人社社条》相提并论，因为两者在总则部分的文字十分接近。于是大家在研究中推测后者是对前者的模仿。《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正月三日女人社社条》是一篇完整的社条，先写因由和规则，然后社官、社人签名，最后是强调性的声明。原始编号S.527。显德是五代后周世宗的年号。当时的敦煌，依然是归义军控制的地区，但在政治上遵从后周，所以使用后周年号。全文共三十行，其中签名方式是每人一行，全体成员共十五人。
显德六年乙未岁正月三日女人社因滋新岁初来，各发好愿，再立条件。盖闻至城立社，有条有格。夫邑仪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若姊，小者若妹，让语先登。立条件与后，山河为誓，中不相违。一、社内荣凶逐吉，亲痛之名，便于社格。人各油一合，白面壹斤，粟壹斗。便须驱驱，济造食饭及酒者。若本身死亡者，仰众社盖白躭拽便送，赠例同前一般。其主人看侍，不谏厚薄轻重，亦无罚则。一、社内正月建福一日，人各税粟壹斗，灯油壹盏，脱塔印砂。一则报君王恩泰，二乃以父母作福。或有社内不谏，大小无格，在席上喧拳，不听上人言教者，便仰众社就门罚醴局席一筵，众社破用。若要出社之者，各人快杖叁棒，后罚醴局席一筵，的无免者。社人名目诣实如后。
12.社官尼功德进
13.社长侯富子
14.录事印定磨柴家娘
15.社老女子
16.社人张家富子
17.社人涡子
18.社人李延德
19.社人吴富子
20.社人段子
21.社人富胜
22.社人意定
23.社人善富
24.社人烧阿朶
25.社人富连
26.社人住连
27.右通前件条流，一一丁宁，如水如鱼
28.不得道说事非，更不于愿者
29.为誓，日月证知。恐人无信，故勒此条。用后记耳。（宁可、郝春文：《社邑文书》，23～26页。）
唐、宋时期，对于民间而言，是一个文化教育相对不发达的时代，能够读书认字的人属于那个时代的极少数。同时，对于上层社会而言，又是一个讲究礼节的时代，与文字相关的礼节尤其发达。当时，对于具体文章的写法，包括格式、用语等都有讲究，为此专门诞生了一种文体，这就是“书仪”。书仪，就是文范，文章的范例或样品。敦煌文献中，这类文书有一百多件，并且成为学者的专门研究对象。根据周一良、赵和平先生对这些书仪文书的分类，一共有四种：一是朋友书仪，朋友之间往来书信的写法，要因时因地因关系等作出种种详细的文范。二是综合性质的吉凶书仪，可以说是士大夫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三是专门用于公务往来而用的表状笺启类书仪。四是其他生活中实用文书的文范（文样），如“放良文”，“放妻文”和“祭文”，当然也包括我们这里重视的“结社文”（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2～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这里的结社文，就是我们讨论的社条文样。
社条文样与其他书仪类文书有一致的存在理由：有一个可以模仿的样本，至少可以保证不出或少出错误。同时，就如同研究书仪可以了解当时的礼仪、规范和社会的种种情况一样，社条文样也具备相同的要素，也是反映当时社会的一种宝贵资料。就民间结社的情况而言，实用的社条因为太着眼实际，有些看来不那么具体的内容反而会被忽视，在他们当时看来理所当然的问题可能就被省略了。但是，文样不同，它一定要求文章的整体性，不会有意简化。这样，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就显得格外珍贵。
利用社条文样去研究民间结社的思想观念是另外一个项目。这里，我们从结社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上来看待社条文样。从文本的视角看，可能是因为文化教育的相对落后，才有文样这种文章体裁，因为有结社文样的存在，各种结社才有相似的结构与相似的运行程序与方式。从结社的实际上看，社条文样的存在，应该是对现实结社进行归纳总结的文字记录，而为了有效，文样一定会更重视与结社实际情况的结合。总之，文本应该对结社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更根本的关系则是结社实践对社条文样的影响。一个后来的结社会模仿一个现成的社条文样来制定自己的社条，但是更应该明确的是，这些文样不是凭空而来，社条文样正是对众多实际结社的总结之后才形成的。
假设《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正月三日女人社社条》确实是对S6537V《上祖社条》这个社条文样进行了模仿，但是通过对比观察，我们很容易发现女人结社对这个社条文样的改造。首先，原社条是给男性结社设计的，所以有“大者若兄，少者若第（弟）”的说法，而女人社则改为“大者若姊，小者若妹”，性别角色完全改变了。赠纳数额，原社条没有具体说明，而女人社作了很具体的规定。原社条有“三驮”项目（一种多纳多得的条款），女人社没有。社内的集体活动，原社条有“于兰盘兼及春秋二局”，而女人社只有“正月建福一日”。原社条有“山何（河）为誓，日月证知，三世莫见佛面”的誓言，是一种比较强调佛教信仰的语词，但是女人社却无。女人社也进行一些与佛教有关的活动，如：正月建福一日，进行燃灯、“脱塔印砂”。这种祈福活动虽然有佛教的内容，恐怕更多的是集体娱乐。总之，原社条强调佛教似乎重于女人社。这样，除了性别以外，这一点也可以看作重要区别。
四、小结
多样性，是唐、宋时期敦煌民间结社成熟的一个标志。原则一致性，是其成熟性的第二个标志。实际上两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许多重要的结社原则，可以通过不同的结社资料进行归纳，比如宁可先生总结到：结社“只是部分居民多少自愿与自由的结合”，社的领导人“由社人推举”，社人之间的关系是“贵贱一般”，“如兄如弟”。“社的宗旨、职能及社人的权利、义务已非纯依习惯和传统，而是采取社条、社约的社会契约的形式加以规定，并可由子孙继承。”（宁可：《述社邑》。宁可先生在《敦煌学大辞典》的“敦煌社邑”条目中也有相似的叙述，但增加了社条内容。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6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凡此等等，并不是从一个结社中总结出来的，而是在对众多的结社进行归纳的结果，这已经能够说明结社原则的一致性。（参见孟宪实：《论唐宋时期敦煌民间结社的组织形态》，载《敦煌研究》20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