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乐就是德音，是致治之极在音乐上的体现，其功能在和民心、化万物。《乐记》说：“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这段文字提到音乐的效用时，在敬、顺、亲三者之前都加一“和”字，成为和敬、和顺、和亲，这是很特殊的表达。敬、顺、亲三者可以用语言教，也可以用德音化，用德音化成者方可称“和”。所以，唯有德音雅乐，才能奏于庙堂，播于四方，化育万民。
新乐不然，“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糅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荀子也批评说：“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如此不堪的新乐，势必对人的心志造成消极影响。
子思学派礼乐思想的核心，是要从内到外系统地解决人性与道德浑然一体的问题。楚简云：“乐，内也。礼，外也。礼乐，共也。”又云：“德者，且莫大乎礼乐。”音乐能够从根本上左右心志的走向，可以化性。因此，“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礼教与乐教，缺一不可。但从功能上来说，乐教优于礼教，所以说：“笑，礼之浅泽也；乐，礼之深泽也。”在缘情制礼的理论体系中，最终极的目标，就是要将人性引向道德境地，《诗序》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性自命出》说：“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两者的主旨完全一致。
四，余论：东周礼乐思想与孔子
从商代盛行的致敬鬼神之礼，到西周出现以道德为核心的礼制，再到东周形成的以心性学说为基础的礼乐思想，是先秦之礼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礼乐思想的形成，使礼走入理论之境，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堪称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现在的问题是，子思学派创立的礼乐思想，与孔子思想的关系如何？
为回答这一问题，先要提及应该注意的两个现象。首先，东周礼乐思想以天道、性、命等范畴为核心，这恰恰是孔子很少谈及的问题。众所周知，，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贡也曾经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其次，在孔子的言论中，“礼”虽然时常被提及，但其内涵相当模糊。孔子关于礼的论述，往往义随文出，没有固定的边界。因此，我们很难得到一个孔子关于礼的明确的概念。孔子喜欢音乐，但留下的论述不多，《论语》记他与大司乐的谈话：“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这仅仅是一种描述，而不是理论性的讨论。孔子喜欢礼、乐连言，但我们不清楚孔子对礼乐的定义究竟是什么。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它与心性之说没有太多的联系。孔子屡言自己向往周公之典，因此，他所说的礼，实际上是指周代的礼乐制度。
既然孔子所说的礼乐，在概念和体系上都与子思学派大相径庭，那么，师徒的学说是否就没有学脉关系可寻呢1鄙见，孔子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论及天道、性、命等问题，也没有开启心性学说的体系，但他至少在如下两个问题上，为子思等弟子指出了理论方向：
第一，是孔子非常强调的“中庸”的概念，他认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也是民众最为缺乏的道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也是判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但是，什么是中庸？为什么说中庸是合理的？为什么人要追求中庸的境界？凡此，孔子都语焉不详。而子思做《中庸》，正是要在人性的层面上论证和展开孔子的“中庸”思想。
第二，孔子之学是“为己”之学，即学习是为了提升本体的境界，因此他强调修身，《论语》中谈修身处，可谓屡见不鲜。孔子将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其中最为强调的是“反求诸己”。作为孔门高足的子思，沿着反求诸己的方向从内心去探求中庸至德，就必然会从性情中去寻找答案，由此而提出天、命、性、情、心、志等等范畴，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东周礼乐思想直接发端于孔子的思想。子思心性学说的提出不是对孔子学说的颠覆，而是一种基于母体的分蘖。
原载《清华历史讲堂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7
附录五 亡尤室问学偶记
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错爱，决定重版我的博士论文《<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我得以完成博士论文，日后在学术道路上能略有寸进，皆拜业师赵奉生(讳光贤)先生之赐。当年在先师的书房亡尤室问学请益之情景犹在眼前，然先生仙逝已六载，何其怅怅！值此论文付梓之际，谨摭取师徒情谊之往事数端，以申思慕之忱。
一，知遇之恩
我的故乡江南水乡无锡，乃是太伯奔吴之地。城不大，邑人有“城围九里十三步”之说，但经济富庶，文风鼎盛，历史上出过顾恺之、李纲、尤袤、安国、顾宪成、高攀龙、顾栋高、秦蕙田等名家。
近代则出过薛福成、华蘅芳、顾毓秀、唐文治、丁福保、周培源、王昆仑、荣德生（荣毅仁先生之父）、钱穆、钱锺书、华彦钧阿炳’、杨荫浏、许倬云等名人，当地士庶，无不浸润其中。民国时期，无锡为全国教育之模范，中小学之师资非同一般，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中曾详加追述。流风遗泽所至，我亦幸遇诸多好老师，其中影响最大者乃初中语文老师陈龙海先生。陈老师早年就读于著名的无锡国学专修馆，与《人民日报》前总编范敬宜先生（现为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同窗多年，情同手足。陈老师博闻强记，学养湛深，深受学生崇敬。我是语文课代表，得陈老师教诲之机会自然多于其他同学。当时我痴迷于文学，泛滥于小说、散文之中，不知所归。后经陈老师点拨，开始读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记得有四大册）、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渐知为学当知端绪。陈老师稔熟清代学术，我耳闻目濡，亦粗知有文字训诂之学。陈老师对我偏爱有加，希望我将来从事文史，我也颇以此自任。
不料，历史总是与人捉迷藏。我1965年毕业时，学校指定我报考南昌航空工业学校，旋即被录取，往昔夙愿似乎就此中绝，注定要成为工业机器之一枚螺丝钉。次年，“文化大革命”乱起，学校停课，赣省武斗，闻名遐迩。我等既无拳勇，唯有回家乡做“逍遥派”。即便如此，仍遭无妄之灾，被卷入某一假案之中，检讨，批判，隔离反省，见斥于公众活动之外，身心俱创。万般孤独之中，求学之心重萌，暗自开始读书。由于某些特殊机缘，觅得一部清人王筠的《说文解字句读》，如获至宝，由此窥知文字之学。数年之后，进而学习卜辞、金文，逐字摹写《甲骨文编》、《金文编》等书。
之后，有幸拜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孟世凯先生，得其指教，遂系统研读林义光的《名原》，唐兰的《殷虚文字记》、《说文古文考》，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郭沫若的《殷契粹编》与《两周金文辞大系》，容庚及张维持的《殷周青铜器通论》，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等名家大著，兴趣益浓。每日篝灯夜读，尘世烦恼顿消。时我在中学任教，课务繁重，难以专心于此道，内心苦闷无似。
1982年秋，我获准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进修一年，期间撰成一篇考释甲骨文之论文，孟先生躬亲指导，并请李学勤先生审览，得到首肯。随后，依孟先生之命，将拙作呈请奉生师指教。我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之初，曾礼节性地拜见过奉生师，然交谈不多。若先生对拙作嗤之以鼻，我将如何自容1不免心中惴惴。故拙作送去后一月有余，始终无勇气登门仰问。某日，孟世凯先生陪同西北大学刘宝才先生来校看望奉生师，命我随往。始料未及，刚进门，奉生师即热情招呼我，说：“论文已看过，写得不错。”我真是喜出望外！师又问：“文章准备在何处发表1”当时学术刊物不多，发表论文很难，我区区一后进，岂敢存此奢望。故先生一问，不禁有些惶恐，想了一下，便小心地说了某杂志之名。奉生师说：“这杂志级别低了些，我看在《考古》上发表为好！”之后，先生亲笔致函《考古》杂志周永珍先生，推荐拙作。我名不见经传，而处女作能在国家一级刊物上发表，微奉生师之力，难以想象，对我鼓励之大，无法形诸笔端。
此后，奉生师与我有几次长谈，详细地询问所读何书、有何心得、对未来有何想法等，并希望我报考其硕士研究生。我所在中学领导对我关爱尤深，希望我将来，接班”。故我若提出“跳槽”，校方殊难同意。先生听后，陷入深思，不再说话。
暑假将临，我结束进修，行将返赣，特向先生辞行。先生让我坐下稍候，随即取出纸笔，给我单位领导写信。先生言辞恳切地希望领导从大局出发，放我应考，其中印象最深之文句为：“如蒙同意，我五内俱铭。”回到单位后，先生数次来信询问我处情况。到硕士生入学考试报名之时，单位主管领导果然不肯放行。无奈之余，我出示先生信函及《考古》杂志之用稿通知，领导看后旋即改变态度，同意我报考。
1984年硕士生入学要考六门课，前所未有，亦未再有，可谓空前绝后。我既要完成繁重之课任，又要备考如此之多之课程，辛苦无似。赴考首日，艳阳高照，晴空万里，兆头不错，考试亦觉顺利。
考后不久某夜，暴雨如注，闪电划过，接着雷声隆隆，我不禁想起《西厢记》里“只听春雷第一声”的话，次日果然接到先生来信，他用“一举夺魁”一词，告诉我六门课成绩皆好，录取已成定局。我手捧先生来信，翘首北望，心潮难平：人生虽漫长，但关键处只有几步。而考取研究生，是我人生最重要之转折，凡此，皆由先生所厎定！
二，侍坐问难
1984年秋，我始忝列于先生门墙之下。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首次实行提前攻读博士学位制度，经先生推荐，并经考试，我成为这一制度的两位幸运者之一。1989年，我博士毕业留校工作。1999年，我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与先生朝夕相处之十五载，侍坐问难，叨陪鲤对，幸得先生亲炙。先生之学浩瀚，予之所得，不过万一，《庄子》云，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此之谓也。虽然，犹多有启发我之愚钝者，爰述如下。
学贵有疑
先生191>年2月24日生于江苏奉贤县（今属上海市），师承史学泰斗陈援庵先生。援庵之学，本于乾嘉朴学，推尊昆山顾亭林，服膺嘉定钱竹汀。乾嘉之学，长于考证，善于发问起疑，某些历代学者深信不疑之文献，经由清人之眼，破绽立见，故谈乾嘉不能不谈考据。援庵先生云：“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援庵先生精于考据，其代表作《元也里可温考》、《元典章校补》、《元西域人华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等，皆是以考据解决史学难题之典范。
先生踵武援庵之学，注重考订史料，辨正史事。先生在辅仁大学原本研究明清史，所作《明失辽东考原》、《清初诸王争国记》，皆是考证力作。2>世纪5>年代院系调整后，因工作之需，先生改治先秦史，对《诗经》、《尚书》、《左传》、《逸周书》、《史记》等文献，以及甲骨、金文等史料之研究，无不贯串考证，故先生2>世纪8>年代出版之文集即以《古史考辨》为名。
我在硕士生面试通过后，请先生指定学习书目，以便在开学前之几个月阅读。先生命我购置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崔述《崔东壁遗书》等考据学之名著。先生十分推崇清儒崔东壁“考而后信”之理念，认为古书情况相当复杂，除故意伪作之书外，真书中或杂有伪作、伪书中或杂有真书，当细加鉴别，切不可盲目尊重，信手引用。先生常引孟子之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以及《诗经·郑风·扬之水》“无信人之言，人实诳女”之言教育我辈。先生云：“优秀之史家，当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四者。四者之中，史德乃史家不可或缺，其余三者之中，史识最为重要，史识即眼光，即是发现问题之能力。要读大家都读之书，而能发现大家都未能发现之问题，此即终身最，需要培养之能力。解决问题，当如老吏断狱，慎之又慎。”
注重史料年代
历史乃按年代顺序发展而来，年代是历史学之标尺，唯有将史料之先后顺序厘清，史学研究方有可靠之基础。先生在多次谈话中提及，顾颉刚先生之卓识令其钦敬。顾先生研究古史之基本方法，是将史料按照年代顺序排列，然后考察其演变之脉络，由此发现：文献所载古史人物，年代越晚者人物越多、越早，如《尚书》追述古史，仅及于尧、舜；及至战国，始出现早于尧、舜之黄帝；而西汉文献则又有早于黄帝之盘古。依照常理，年代越早则所知古史越多，而周秦文献显示之古史系统正好相反，年代越晚则所知古史越详，汉人居然能知周人所不知之人物，此乃有悖于常理者。顾氏据此认为，中国古史系统乃是，层累地造成的”，有后人层层累加之成分在内，故当做彻底清理。
先生非常认同顾氏理念，对于史书、史事之年代研究可谓不遗余力，其中最令人感佩者，乃是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先生围绕此专题发表之文章最为集中，先生自云，他晚年所做之事，仅此一件。
我国历史源远流长，而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古史纪年断自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其前均付诸阙如。因而，探求共和以前之纪年，成为先秦史研究之重要课题。自西汉刘歆以来，中外研究者多有孜孜于此者，因研究角度不同以及对史料理解之差异，结论极形分歧，达四十余种之多。为研究这一难题，先生以古稀之年开始研究古代天文历法，与南京紫荆山天文台张培瑜书信往还，几可盈箧，并成为挚友。先生每每终日推算古历，与铜器铭文验证，相当投入。某日早晨，我去先生家，先生正伏案写作，见我来前，兴奋无似地说：昨夜思考某件铜器年代，转辗反侧，不能成眠。及至半夜，灵感忽至，于是披衣下榻，一直写至现在，尚未用早餐。先生对学术之执著，于此可见一斑。
先生研究克商之年，乃是将《尚书》、《诗经》、《汉书》等文献与四十多件年、月、月相、日干支俱全之铜器铭文配合，再对照先秦历法，以求最大限度符合各种史料之记载。经过多年探究，提出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45年之说，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当时正值北京市政府求证北京城之始建年代，由于北京城始建与武王克商之年在同一年，因此，市政府组织专家对武王克商之年之各种结论进行筛选，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认为奉生师之结论最为可信，因而极力推荐，终为市政府所采纳。”1994年，北京市庆祝建城，#>#周年，即是对先生十余年辛勤研究之肯定。
重视考古与文物研究
研究先秦史，最大之困难在于，文献少而难读，因而不得不旁求文献以外的材料，包括传世金石材料与考古材料。遗憾的是，研究先秦史者往往不重视考古，做考古者则忽视文献，史学界与考古界各为畛域，很少沟通。先生认为，研究先秦史，必须重视考古与文物研究，否则就不能站在学术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