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小地主与中小官吏中小地主和中小官吏在经济地位上相近，其男性成员的聘金数目又低于高级官吏和富商大户。西汉初年，开章仕于淮南后王刘长，他“为家室娶妇”，得刘长“二千石俸”之资助。①（①参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按汉制，二千石官吏一年俸为一千四百四十斛谷，谷一斛约值数十钱。②（②汉初谷价，桓谭在《新论·离事》中指出：“汉文帝躬俭约……谷至石数十钱。”）可见，开章娶妇用了聘金五万余钱。武帝朝侍中东方朔，“用所赐钱帛，取少妇于长安中好女”③。（③《史记·滑稽列传》。）又据《汉书·东方朔传》，武帝给他的赏赐，或黄金百斤，或黄金三十斤，或帛百匹。但《史记》已明言东方朔用以聘妇的是“钱帛”，并未用黄金。汉代，帛价每匹值八百钱。④（④汉代帛价因质量不同而不等.一匹之价约在四百五十钱至八百钱间。《居延汉简甲编》简2428云：“侯史靳望，正月奉帛二匹，直九百。”简1149云：“右庶士：吏侯长十三人，禄有第十八正……并万四千四百四十三。”每匹之价恰为八百钱。东方朔所受的赐帛系宫中御物，质量较一般帛为高，其价应在八百钱。）再加上若干数量的钱币，则东方朔娶妻的费用在十万钱左右。东汉议曹史展允聘妻之财是：“二三万钱，足以成婚。”考虑到展允本人的经济状况不佳⑤，（⑤参见《全后汉文》卷四十八《助展允婚教》。）因此，二三万钱当是中小官吏娶妻聘财的下限。
陪嫁的记载，史书未明载。只能作如下推测：由于中小地主和中小官吏家中一般都有奴婢，如居延边塞侯长礼忠家中就有小奴二人，大婢一人⑥，（⑥参见劳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455页。）所以陪嫁嫁妆中，可能有奴婢侍从。加上生活用品，这两个阶层的女子陪嫁物大约值二三万钱。
（4）小农、佃农、小手工业者和从事各种行业的城市平民迄今为止，汉代史料尚无此方面记载。在汉代，小农、小手工业者以及平民的家资在数万钱至十余万钱间，史称“中家”或“小家”。限于家庭经济状况，这些阶层男性成员的聘金数目不会超过其家资总数，当在万余钱至数万钱间。
这些阶层女性成员出嫁，没有奴婢跟从。生活必需品构成其嫁妆主体。东汉人戴良，“五女并贤”，有人求亲，“辄便许嫁”，嫁妆是“疎裳布被竹笥木屐”①（①《后汉书·逸民列传·戴良》。）而已，其价值在两千钱之内。戴良虽非小农，但他以“尚俭”著称于时。因此，他付给女儿的嫁妆数量是经济状况不如他的小农诸阶层的写照。
酒宴花费是婚嫁时的另一项耗资较大的支出。
由于酒宴为婚日庆贺所必需，所以，即使家境贫寒，无钱置办酒席之人，也要想方设法办理。陈平与张负孙女定亲，但却无力办宴，张负乃予其“酒肉之资以内妇”②。（②《汉书·陈平传》。）
与聘金和嫁妆开支的情形相近，酒宴的丰盛程度与家庭经济状况、政治和社会地位，以及日常饮食消费水平成正比。③
③笔者制成“汉代饮食状况简表”分析了不同阶层消费的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亭受资料。现附列于下，以与婚嫁酒宴消费进行比较：阶层性别生存资料发展资料享受资料消费粮食量（月）消费蔬菜量（月）消费肉量（月）摄入热量（日）男谷物、水少量蔬菜三石二斤半斤2800大卡小农女同上同上二石一斗六升一斤2000大卡戍卒男同上同上三石三斗三升二斤余半斤2900大卡女同上同上二石一斗六升一斤半斤2200大卡商贾男同上瓜果蔬菜肉类珍禽异果二石二十斤十斤3400大卡官吏男同上同上同上四十五斛至三百五十斛二十斤十斤3400大卡皇族男同上同上珍禽异果异域物品三十斤二十斤4500大卡。按，生存资料是劳动力简单再生产，补偿必要劳动消耗所必需的消费资料；发展资料是用于再生产和满足自身发展和发挥体力、智力及个性需要的各种食物；享受资料指满足各种享乐的食物。从表中可以看出，小农和边塞戍卒在日常生活主要靠生存资料，少量地消费一些发展资料。而商贾、官吏和皇族这些统治阶级成员则以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为主，由此决定了他们日摄入热量的巨大差异。
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平民在婚日大摆酒席款待来宾。《盐铁论·散不足篇》说：“今宾昏酒食，接连相因，析酲什半，弃事相随，虑无乏日。”此外，还有大量的鱼、肉、鸡和菜蔬：“俗说祝阿凡有宾婚吉凶大会，异撰饮食，自极至蒸鱼也”①；（①《北堂书钞》卷一五五引《风俗通义》。）又云：古者“宾婚相召，则豆羹白饭，綦脍熟肉”，而到汉代“殽旅重叠，燔炙满案”②。（②《盐铁论·散不足篇》。）汉代酒价一般是每斗三十钱，汉代人一般都能饮酒一斗至数斗，上石者亦大有人在。如果婚日来宾客二十人，仅酒钱一项就须支出二千钱以上。汉代肉价一般是七八钱一斤，如果婚宴用肉五十斤，就得花费三四百钱。再加上粮食消耗的费用，小农、小手工业者以及平民诸阶层婚宴酒食之费肯定会超过四五千钱。
一般富户在婚宴上的花费超过了小农诸阶层。除去酒、肉、菜蔬、果品在数量上增加外，还添置了一些珍味：“稻米馥芬，婚礼之珍”③；（③《艺文类聚》八十五郑众《婚礼谒文》。）“臑鳖脍鲤（煮熟的鳖，脍制的鲤鱼），麑卵鹑（鹿肉、鸡蛋、鹌鹑等制成的食品）……众物杂味”④。（④《盐铁论·散不足篇》。）看来其酒宴花费有数万钱。
高官显官、贵族富商的家中，平时就积聚了大量食物：“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废居积贮，满于都城”⑤。（⑤《后汉书·仲长统传》。）平日的消费量便很大，正如贤良文学说的那样：“驱歼罔罝，掩捕麑，耽湎沉酒铺百川，鲜羔，几胎肩，皮黄口。春鹅秋雏，冬葵温韭，浚茈蓼苏，丰耳菜，毛果虫貉。”⑥（⑥《盐铁论·散不足篇》。）婚日时的花费更加庞大，史称他们“娶嫁设太牢之厨膳”⑦。（⑦《华阳国志·蜀志》。）陕北、河南、江苏、四川、山东等地出土的汉代贵族宴饮画像砖形象而真实地向人们展示了这一热闹辉煌的场景。
皇帝成婚的酒宴是汉代诸阶层中最豪华奢侈的。宫中有专门官吏为其准备饮食：“太官主膳食，汤官主饼饵，导官主择米”⑧，（⑧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又有甘丞和果丞⑨。（⑨《汉书·百官志三》：太官令下有甘丞、果丞各一人。本注曰：甘丞主膳具，果丞主果。注引荀绰云：“甘丞掌诸甘肥。果丞别在外诸果菜茹。”）《西京杂记》、《汉书》、《三辅黄图》中记述的皇帝御用果品有五六十种。其中许多是来自遥远地区，如来自交趾的橘子，来自西域的安石榴、蒲陶（葡萄），来自南方的荔枝。这些一般人家宴席上所无法见到的珍品，价格昂贵，“是一物而售百倍”①。（①《盐铁论·力耕》。）皇帝成婚时，来宾朝贺数量大大超过了其他阶层，酒、肉、蔬果的消费量也相应多于其他阶层。
举办婚宴不仅要耗费婚家双方的大量钱财，而且，来婚家庆贺的人亦要携带若干钱财或其他贺礼。陈直先生在分析了汉代历史实际后指出：“秦汉婚丧、贺吊之赠送，极为丰厚。”他认为，这类支出量多在数百钱左右，“无数十钱者”②。（②陈直：《汉书新证》，260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其说是。
汉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重聘金、嫁妆和酒宴花费的风气，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
第一，它影响了汉代人民婚姻嫁娶的正常进行。
家庭经济状况拮据、再生产能力低下的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阶层，从很早便为儿女婚事准备财物。但是，由于经济力量的单薄，仍有一部人无力嫁娶，只得把婚事一拖再拖，导致婚龄上升。东汉初年，九真地区的十三四万人中①，（①据《汉书·地理志下》，西汉平帝人口极盛时，九真地区人口是16万口，王莽四处征发，社会动荡；新朝末年，雄群并起，战事方频。战乱之后的东汉初期，九真地区人口应有所减少，故以13万~14万口估之。）就有许多人到了结婚年龄却因聘金缺少而不能完婚。任延任九真太守后，“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②，（②《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才使这种状况得缓解。如果老年人口占20%，童年人口占30%，已婚青壮年人口占30%，则九真地区的婚姻适龄青年不婚率达14%。
甚至某些官宦人家之后和中小官吏也要受到影响。东汉时期，伏波将军马援后裔马子硕任天水兰干尉，因为家贫无聘金，只得娶羌族女子为妻。①（①参见《三国志·蜀书·马超传》及注引《典略》。）议曹史展允由于“笃学贫苦”，收入有限，到了“知命”的五十岁时依然“匹配未定”。后来，展允的上司李固出面请官府诸吏一起帮忙，才勉强为他凑够了娶妻的聘金②。（②参见《全后汉文》卷四十八辑李固《助展允婚教》。）
高官富商、豪族大户以及皇族成员，则不会由于此因而导致婚龄上升。
第二，它干扰和破坏了汉代人口的正常增殖。
汉代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由多种原因造成。聘礼和嫁妆的大量支出，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宣帝时谏大夫王吉指出：“聘妻送女无节，则贫人不及，故不举子。”③（③《汉书·王吉传》。）可以看出，因婚嫁铺张而导致人口死亡率上升的状况，主要出现在贫苦人民中，其中间环节是对婚嫁奢靡的恐惧心理，受害者是幼童甚或婴儿：
婚嫁铺张→恐惧心理→人口死亡社会现实主体（贫民）结果
第三，它造成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巨大浪费，干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破坏了物质资料再生产的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