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而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人用舌和笔，有人用剑，有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
近代中国，对于漫长的中国历史来说，所面临的也正是一次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它是需要文化学术方面的巨人，并产生这样的巨人的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条件与时代要求的内容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及其后的启蒙运动都不一样。环境的急变，社会的激烈动荡，不容许近代中国的著名人物在安静的书斋中以充裕的时间，从容地进行研究与创作。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处在时代运动的激流中，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从而得以在多方面做出贡献。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人，便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巨人。他们彼此有很大差别，比如，康有为的学术体系有着比较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章太炎的学术体系则较多历史主义的气息，然而，他们在思维能力、热情、性格和学识成就方面，都无愧于他们所诞生的时代。特别是康有为与章太炎，在摧毁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统治、建设近代中国民族文化方面，犹如一对双星。他们的许多学术观点与他们的政治见解一样，几乎截然相反，然而，正是在他们用舌、笔、剑向旧世界发动的冲决中，中国的封建神殿一块块崩塌，近代中国民族文化的基础得以奠定。事实证明，他们都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不是那种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不是那种唯恐火柴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章太炎本人，也正是以他在众多的专业领域内放射出的光芒，而成了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史上“自成宗派的巨人”，“成为十九世纪末叶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在当时及其后都发生了很大影响。正如张继所说：“章先生的革命文字，不止一端，喜欢阅读的人很多。就地域言，由上海扩及长江流域；以对象言，则由下层阶级普及到知识阶级。这于后来革命成功的关系是很大的。”
章太炎在他所涉足的各个领域内为近代中国民族文化的创建所作的贡献，给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块丰碑。然而，他同康有为以及同时代的其他许多巨匠一样，并没有真正摧毁封建统治思想与文化的无往而不在的重压与钳制，也没有真正完成建设资产阶级近代中国民族新文化的历史使命。归根结底，这当然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中国资产阶级既没有足够准备，也没有足够力量完成这一使命。但仅仅归结到这一点，显然过于笼统。康有为也好，章太炎也好，他们的全部成就和弱点，又都各自具有鲜明的独特的个性，这就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他们自身特异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思维方式、他们各自曲折的学术实践与社会实践直接相关联。章太炎无论是在向旧世界冲决的时候，还是在精心缔造他所希冀的新文化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强烈个性，都十分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民族文化，“它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口号之一”。“‘民族文化’这个口号的意义，不取决于这位知识分子的诺言或他想‘说明’这个口号‘是指通过它来推行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的善良愿望。……民族文化这个口号的含义，取决于这个国家同世界各国各阶级的客观相互关系。”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建立而言，毫无疑问有着无可置疑的积极意义。然而，在突出地强调文化的民族特点、民族传统时，又必然同时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民族传统与近代化之间的冲突；另一个问题，则是民族特征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近代中国民族文化，当然是对封建文化的否定，但是它又不可能凭空创造，先前的文化遗产作为民族传统、民族特征而被尊崇和利用，反转来往往又会使民族文化近代化的潮流为之逆转。近代中国民族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民族主义精神，它要求重视本国所固有的文化精髓，反对民族悲观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但是，近代中国民族文化的建设，又绝不能离开对外来进步文化的吸收、融合，特别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学习、追求，忽略了这一点，民族文化建设就会变成盲目排外、摒弃外来进步文化的借口。中国资产阶级在建设近代中国民族文化的进程中，解决不了这些内在的冲突，因此，必然常常陷入矛盾彷徨、进退失据的困境。而章太炎，由于他个人的教育、性格、实践，这一倾向便特别明显。
章太炎遭致物议的许多言论、观点，可以说，都正是他所倾其全力倡导的近代中国民族文化这些内在矛盾与冲突的具体表现。社会主义是比之西方资本主义远为美好的社会制度，但一说到“崇拜我的社会主义”即论证社会主义并非舶来品时，他肯定了“均田一事，合于社会主义”，又断言“其余中国一切典章制度，总是近于社会主义；就是极不好的事，也还近于社会主义”，实际上便把社会主义与封建制度混同了起来，美化了封建制度。他不断发出呼吁，要人们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卓越成就，抛弃民族自卑感。他说：“旁求显学，期于四裔。四裔诚可效，然不足一切画以自轻鄙。何者？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校术诚有诎，要之短长足以相覆。”这里强调了从本民族的具体条件出发，不可机械地模仿、抄袭别国的模式，这当然是对的。但一当具体地说明自己民族文化所长时，他就往往无法准确地把握住标准，以至说：“今是天籁之论，远西执理之学弗能为也；遗世之行，远西务外之德弗能为也；十二律之管，吹之，捣衣、舂米皆效情，远西履弦之技弗能为也；神输之针，灼艾之治，于足治头，于背治匈，远西刲割之医弗能为也；氏族之谱，纪年之书，世无失名，岁无失事，远西阔略之史弗能为也。不定一尊，故笑上帝；不迩封建，故轻贵族；不奖兼并，故弃代议；不诬蒸民，故重灭国；不恣兽行，故别男女；政教之言，愈于彼又远。”如此等等，则简直成了一篇封建主义的赞颂词！强调近代中国民族文化，结果唱出的反而是同封建复古主义相似的调子。章太炎本人，也正是这个缘故，陷入了深深的思想矛盾之中而难以自拔。
章太炎所倡导的近代中国民族文化建设的这一内在矛盾，决定了他当时以及后来的实际影响，必然也是双重的。在以《青年杂志》创刊为开始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钱玄同、周作人等一批健将都出自章太炎门下，陈独秀、吴虞、胡适等都受到过章太炎思想的强烈影响，从章太炎著作中都吸取过很多养料；另一方面，反对新文化运动最力的黄侃、刘师培等人，也或出自章太炎门下，或受章太炎很深影响，这一矛盾的现象，便正是章太炎努力从事的民族文化近代化自身的两重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