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省自治”到“联督割据”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从康有为撰写《人类公理》、《实理公法全书》以及首次上书皇帝算起，到1919年初，已经过去了近三分之一世纪。在这三十多年中，为了拯救祖国于危亡之中，使中华民族跻足于近代世界文明民族之林，人们或师法日本、沙俄、德国，或师法英国、法国、美利坚，有的还试图从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学说中寻得前进道路。他们以昂扬的战斗精神，不畏艰苦，不怕牺牲，去冲决，去进击，演绎了许多有声有色的甚至非常壮观的场面。章太炎先是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在一起，其后又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在一起，积极参加了这段时间中几乎所有重大的战斗。然而，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照抄西方这些国家的模式，并不能对症下药地真正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在西方许多国家很有成效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国，却走不通。在同时代的革命家、思想家中，章太炎是对中国自身的民族特点注意得较多的一个，但是，他的思想从来也没有能够超越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所能达到的界限。因而，他也不能不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饱尝一次又一次幻灭的悲哀，吞下自己参与酿成的、夹杂有自己血与泪的一杯杯苦酒。
“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毛泽东同志这一段话，既是他本人当时的切身感受，也反映了其时相当普遍的情绪。正是在这种怀疑甚至绝望的情绪日渐蔓延的情况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人们昭示了一条新的道路，即用马克思主义来正确认识自己的国情，从本国实际出发，依靠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力量，实现革命性的伟大社会变革。一大批继续顽强地追求、探索、思考并不停地进取的人，从这里看到了希望所在，看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他们开始重新学习，虚心地向马克思主义求教，使自己的思想越出了西方现成模式即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可是，先前曾经多次冲锋陷阵的章太炎在这一大转折中，却落伍了。
鲁迅说过：“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事实上，章太炎之所以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以至退居于宁静的学者，正是因为他逐渐离开了民众，喜怒哀乐不再与民众相通， 由此而与时代相隔绝。
当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的时候，章太炎正被软禁于钱粮胡同，伴着青灯、古书打发着枯寂的岁月。他的思想与学术都已自成体系。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只是使这一体系更加完善，阐述与传授这一体系。他已丧失了先前那种孜孜不倦地寻求新的“学理”的理论勇气与谦虚精神。对于正在勃兴的新文化运动，他因而也就异常隔膜。1917年春，就在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之后不多久，刚从南洋归来的章太炎却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一个“亚洲古学会”，说什么“迩来西势东渐，我亚人群，有菲薄旧日文明，皮傅欧风，以炫时俗者，亚洲古学，益虑沦亡。……近者欧战发生，自相荼毒，惨酷无伦，益证泰西道德问题扫地以尽，而东方高尚之风化，优美之学识，固自有不可灭者”，简单化地把西学与亚洲旧学对立起来，为亚洲旧学大唱赞歌，并直言不讳地“以与全洲人士提倡旧日之文明”为己任，实际上已经倒退到抱残守缺的复古主义，站到了势头日猛的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
参与发动护法战争，章太炎政治上所据守的还是先前的立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没有超出原先所已达到的水平。他从护法战争的前线回到上海不过半年多时间，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伟大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了。正在成长和壮大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首次登上政治舞台，使五四运动成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这一运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工人运动迅速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紧接着，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1922年至1923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经过双方密切配合与共同努力，也有了实现的可能。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政治生活发展中影响非常深远的重大事件。可是，在所有这些事件中，章太炎都置身于外。他对这些意义重大的事件不关心，不了解，也没有想到应当去关心，去了解。在历史性转折的这一关头，他却全神贯注地提倡所谓“联省自治”去了。
章太炎是联省自治运动的主要发动者之一。他立志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又不满唐继尧、陆荣廷等西南军阀假借“护法”之名扩张自己地盘，所以，一面支持湖南驱逐北洋军阀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的统治，一面又支持四川驱逐唐继尧的滇黔军，并提出，川、湘两省建立“自治同盟”，互为“唇齿援”。他认为，岑春煊所主持的南方护法军政府已经瓦解，“军府亡，则无以拒北贼。独言自治同盟，可尽靖献之义耳”。“联省自治”一词，便是他这时所说的“自治同盟”，系他本人根据张继的建议改定。
1920年6月，湖南军克复长沙。章太炎时正“热病大作，几死”，病中闻讯，“喜甚，跃起”，立即致电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盛赞湘军非但为湖南洗冤雪耻，“亦为扬子江全域争存人格”。7月22日，谭延闿发表治湘宣言，主张湖南自治。不久，谭延闿又特派专使来沪，迎迓章太炎赴长沙。11月1日，谭延闿通电全国，明确提出：“此后各省以武力戡祸乱，不如以民治奠国基，仍宜互结精神，实行联省自治。”2日，又以湘军全体将领名义通电宣布，湖南将以率先实行自治，“以树联省自治之基”。与之紧相呼应，章太炎发表了《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和一系列通电，系统阐述了他关于“联省自治”的观点与主张。
章太炎所主张的“联省自治”包括“各省自治”、“联省自治”和“层累以成联省政府”三个阶段。“其间步骤，本分三期，有省自治而后有联省自治，有联省自治而后有联省政府。节次稍差，便为稍等。”而其基础，则是“各省自治”。具体地说，就是，“各省人民，宜自制省宪法，文武大吏以及地方军队并以本省人充之，自县知事以至省长悉由人民直选，督军则由营长以上各级军官会推；令省长处省城，而督军居要塞，分地而处，则军民两政，自不相牵，其有跨越兼圻，称巡阅使或联军总司令者，斯皆割据之端，亟宜划去” 。
章太炎之所以力主“联省自治”，是希图用这个办法来削弱以至取消中央集权制度。他认为，频年扰乱，都是以中央政府为其厉阶，因之，有中央政府还不如没有中央政府。中国既不能绝对无政府，则应当尽量使地方权力加强而使中央权力减轻。为此，他写道：“近世所以致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藉过高，致总统、总理二职为夸者所必争，而得此者，又率归于军阀。攘夺一生，内变旋作，祸始京邑，鱼烂及于四方。非不预置国会，以相监察，以卵触石，徒自碎耳。今宜虚置中央政府，但令有颁给勋章、授予军官之权，其余一切，毋得自擅。……如是，政府虽存，等于虚牝，自无争位攘权之事。”武昌起义以来的政局表明，专制主义势力盘根错节，他们亟力将中央政权牢牢把持在手中，以遂其私，虽然设置了国会等等，也无奈他们何。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一批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这时已经据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动与阶级构成的特点，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比较触及本源的回答。而章太炎在这里却归罪于中央政府自身的存在，并以为只要改为虚置中央政府，就可将问题解决，这正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他继续株守原来那一套世界观与方法论，在历史大转折的重要关头，已经丧失了正确认识比较复杂的社会政治新变动的能力。
章太炎的这些论点与主张，反映了他对北洋军阀霸占中央政权的强烈不满，也表现了他同坚持在南方另立中央政权以同北洋军阀抗衡的孙中山的异趣。这些主张，正投合了那些既不愿屈从北洋军阀统治，又不想依附唐继尧、陆荣廷等西南军阀的地方势力希图自保的需要。一时间，继湖南之后，四川、贵州、浙江乃至云南、广东等省纷纷宣布自治，表示响应的还有陕西、湖北、江西、福建、广西等地。湖南、四川、浙江、江苏、贵州等省还闹闹嚷嚷地开始制定省宪法。章太炎与这些地方军阀频繁地电信往还，颐指气使，俨然成了“联省自治”运动中运筹帷幄的一个中心人物。
就章太炎本人而言，“联省自治”不过是他建立“民国共和”的种种方案迭遭失败以后，希冀摆脱政治窘境的新的政治幻想。他避开了依靠工人阶级与广大民众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与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想用剥夺中央权力的办法来打击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给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实现提供较多的可能性。他再三坚持，“联省自治”必须以各省自治为其基础，“未有各省自治而先有联省自治，是舍实责虚也；未有联省自治而先有联省政府，则启宠纳侮也”。他要求做到：“现在之南北政府，但视以栖流所，现在之总统、总裁与未来之大元帅、非常总统，但视以僧纲丐头；现在之旧国会，但视以失业流民；现在之新选举，但视以烧香集市，废兴生灭，任其自然。总不使干预省事。”然而，想用这一办法实现所谓民治主义，一不见容于凭恃实力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直系军阀，二不见容于依靠军事专制控制自己地盘而只想用“省宪”来给自己装潢一下的那些地方军阀。1921年夏，吴佩孚率军南下，打败了主张“联省自治”的湘鄂川军，做了两湖巡阅使，给“联省自治”运动一个沉重打击。1922年四、五月间，吴佩孚指挥直系势力同张作霖的奉系势力进行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将张作霖逐往关外。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央政权，打出了恢复“法统”、召集旧国会以及拥护黎元洪复大总统之位的旗号，给了“联省自治”运动更大的打击。
章太炎眼看“联省自治”运动即将全军覆没，异常焦急，于是又亟力鼓吹“废巡阅使”、“撤驻防军”和“撤中央直辖军”，并直接致电曹锟、吴佩孚，要他们“毅然废巡阅使，以兵柄还付各省，以自治还付省民”，说明非如此，则“恢复旧国会，是谓舞文；召集国是会议，是谓惑众；拥护黄陂复位，是谓囚尧；凡讲法体，皆为巡阅使作承宣官”。然而，是时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要他们自行取消巡阅使，当然无异于与虎谋皮。章太炎又曾密函黎元洪，劝黎“坚卧不出，以俟其弊，逮及局势不支，迫害已甚，而后勉起就之”，不料，黎元洪根本没有理睬，便贸然由津入京，宣布就总统职。这更使章太炎嗟叹不已。
不甘于“联省自治”就此偃旗息鼓的章太炎，为了同曹锟、吴佩孚等倡导的恢复“法统”相对抗，于1922年6月又提出了一套实行“大改革”以“定国本”的主张。鉴于《临时约法》中关于国家政权体制的规定以及依照《临时约法》而产生的国会、总统，现在都已成了曹锟、吴佩孚等人的掌中玩物，章太炎提出，大改革，首先就要改革这三样东西。“所改革者云何？曰：现行《约法》、现式国会、现式元首是。《约法》偏于集权，国会倾于势力，元首定于一尊。引生战争，此三大物者。三大物不变，中国不可一日安也。”究竟怎样改革呢？章太炎要求：一要“先由各省自制宪法，次定联省宪法”，用以取代《临时约法》和《天坛宪法草案》；二要由省议会或各法团负责制定省宪法，由省议会议员负责制定联省宪法，而后“乃设联省参议院”，用以取代“趋附势力，绝无操守，大节逾闲者”居多的现式国会；三要“废去大总统一职，以委员制行之”——“员额既多，则欲得者自有余地；权力分散，则枭鸷者不得擅场；集思广益，则夸诞者不容恣言，仁柔者不忧寡助”。为了使他这里所说的大改革不至变成纸上谈兵，他在上海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组成的“八团体国是会议国宪草议委员会”中反复申述自己的主张，将这些主张写入他们所草拟的宪法草案，企图用以取代当年袁世凯统治时期拟定，曹锟、吴佩孚力谋使之在国会正式通过的《天坛宪法草案》。同时，他还同褚辅成等人发起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企图用以抵制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