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中，上海军民奋起抗战，使章太炎受到很大鼓舞。他在《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中写道：“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原其制胜之道，诚由将帅果断，东向死敌，发于至诚，亦以士卒奋厉，进退无不如节度，上下辑睦，能均劳逸。战剧时，至五昼夜不卧，未尝有怨言，故能以弱胜强。”上海民众“馈饷持橐”，救护伤员，更使他为之感动。他感慨万分地说：“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民闻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军赫然与强敌争命，民之爱之，固其所也。”从这里，他看到了民族与国家希望之所在。为了劝告张学良出兵东北，讨伐敌寇，2月23日，他离沪北上，于29日到达北京。在北京，他分访张学良和蛰居的吴佩孚等人，大声疾呼：“对日本之侵略，惟有一战，中国目前只此一条路可走。不战则无路，惟坐以待亡。战胜无论已，不幸败衄，至少亦可转换世界之视听，予以同情之援助。”他寓居西城花园饭店，张学良去拜访他，他代东南民众呼吁出兵，慷慨激昂，“声震屋瓦”。可是，就在他赴京游说期间，蒋介石与汪精卫集团加紧破坏上海军民抗战，日军乘机增兵发动总攻，3月1日晚，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接着，国民党政府便派出代表，同日本侵略者就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进行谈判。这些消息，使章太炎怒不可遏，他于是断然拒绝出席蒋、汪策划在洛阳召开的所谓“容纳各方意见”的“国难会议”。他在致国民党当局书中痛斥他们“视关东为不毛”，“视河朔如化外”，要求他们拿出实际行动，且先全力加强辽西与热河的防务，不要再用空洞的许诺骗人。“军事贵速，能断则一言而可，不断则众议而无成。纷纷召集，将以奚用？若当事者志在屈伏，而以联盟会议为分谤之机关，仆民国荒夫，焉能为党国诸贤任过也！”
在北京，他待了将近三个月，苦口婆心，却未能如愿。6月初，他返回上海。这时，规定日军可以驻留上海、中国军队不可在上海周围设防以及取缔抗日活动的《淞沪停战协定》已经签字，由李顿率领的国联调查团开始进行所谓“调查”，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下，抗日救亡运动暂时趋于低落。章太炎在这沉闷的政治空气中，重新以治理经学自遣。这年夏，盛暑之中，撰成《太史公古文尚书说》与《古文尚书拾遗》；秋，应南社诗人金天翮、同光派诗人陈衍等邀请，到苏州讲了一个月的学，“范以四经而表以二贤。四经者，谓《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二贤者，则范(仲淹)、顾(炎武)二公”。冬，又在上海撰定《广论语骈枝》。之所以“范以四经”，据他自己解释，是因为在他看来：“自《论语》而外，括囊民义，不涉天道，莫正于《大学》；奋厉志行，兼综儒侠，莫隆于《儒行》；导扬天性，遏绝悖德，莫尚于《孝经》；辅存礼教，维系民俗，莫要于《丧服》。”1933年1月，李根源、金天翮、陈衍等在苏州成立国学会，“本声应气求之义，商讨国学”，章太炎亦列名为会员。而就在这时，由于长城内外形势日益峻急，抗日救亡运动又转趋高涨，章太炎便又放下了经书，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1933年1月12日，西北军首领冯玉祥特派代表来沪与章太炎联络，对章表示“拳拳服膺之意”，并致书于章，说：“迩者日寇凭凌，外侮益急，自榆关陷落以来，华北之屏藩已撤，河朔数省随时可为东北三省之续。黄帝子孙其遂将低首下心，甘为夷虏乎？举目河山，日蹙月削，忿愤之怀，曷可言耶！……倘有赴难之机，决不惜一切之牺牲也。”章太炎从冯玉祥的军事准备中看到了“一线光明，令人有望”，立即复信，对于冯玉祥的部署给予支持，赞许冯“为国干城，出于真性”，并首次明确指斥了蒋介石大敌当前，却仍倾其全力于“剿共”的反动政策：“观当局处事，只以规避为能。外患方亟，而彼又托名剿共，只身西上。似此情形，恐有如前清西太后所言‘宁送朋友，不送家奴’。此虽剖出心肝而与之言，亦未见听从也。”3月，热河全省沦陷，章太炎通电全国，对蒋介石“剿共”卖国政策公开进行谴责。他在通电中写道：“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前此沈阳之变，不加抵抗，犹谓准备未完。逮上海战事罢后，边疆无事者八九月，斯时正可置备军械，简练土卒，以图最后之一战。乃主持军事者绝不关心于此，反以剿匪名义，自图规避。驯自今日热河衅起，才及旬余，十五万军同时溃退。”为此，他提议：“应请以国民名义，将此次军事负责者，不论在南在北，一切以军法判处，庶几乎亿兆之愤心，为后来之惩戒。”经过几年来内忧外患的痛苦经历，章太炎已经开始痛切地感到，“反共”、“剿共”，给中国带来的恰恰是灾难与黑暗。章太炎的这些言论，特别是他不满蒋介石军事“剿共”的思想动向，使蒋介石一伙如芒刺在身。身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继受命劝告章太炎：“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悲愤地给张继写去一信，责问张继：“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之？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栋折榱崩，吾辈亦将受压。而弟欲使人人不言，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他在信中还特别指出：“吾之于人，不念旧恶，但论今日之是，不言往日之非。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及前岁关东事起，吾于往事，即置之不言。幸其兵力尚盛，谓犹有恢复之望也，不图侵寻二岁，动与念违。……年已耆艾，唯望以中华民国人民之名表吾墓道，乃今亦几不可得。”这一段话，反映了他对蒋介石、汪精卫反动统治的强烈不满和他炽热的爱国感情。
1933年春夏间，在长城沿线，多次发生同日军的激战。3月，宋哲元部在喜峰口一带阻击日军，章太炎立即与马相伯、沈恩孚联名发表“三老宣言”，号召人们“以赴汤蹈火之精神，予前线将士以物质之补助与精神之安慰，以鼓励其为民族生存而奋斗之勇气”，又单独致书宋哲元，要他在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时，应当“便宜从事”，即不理睬当局的乱命。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随即发动了察哈尔抗战。章太炎与马相伯致电冯玉祥：“执事之心，足以代表全国有血气者之心；执事之言，足以代表全国有血气者之言；执事之行，必能彻底领导全国有血气者之行。某等虽在暮年，一息尚存，必随全国民众为执事后盾。”察哈尔抗战因蒋介石、汪精卫的掣肘破坏而受挫，冯玉祥被迫去职。章太炎对冯深表同情，又专门致书冯玉祥说：“自察事结束后，华北形势，愈走愈歧。主军政者虽一意媚日，而日又不受彼之媚。南方则赤军炽盛，当之辄败。料彼固无自存之理，然继之者亦甚棘手矣。”对一意对日妥协退让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章太炎愈来愈不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愈战愈强，蒋介石之流绝不可能将红军消灭，则给章太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信中首次将红军称做“赤军”。
章氏国学讲习会时的章太炎
苏州锦帆路章太炎住宅这时，国民党当局加紧取缔抗日言论，压制爱国运动，抗日救亡的热潮又为阴郁沉闷的空气所代替。章太炎于是发起成立“光复学会”。他说：“窃意国之存亡，只视人材盛衰。当今可与共安危者，盖亦少数而已。不有人材踵起，危局断难支持。顷与友人发起光复学会，意在以学术振起人心，其效虽缓，然亦可以不敝。”1934年冬，他又发起筹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对此，国民党当局衮衮诸公未感有何不便，所以，都表示支持。居正等人打算推荐他担任政府高等顾问，陈济棠请他去广州讲学。1935年春，章太炎突然患鼻衄即鼻咽癌，蒋介石派遣丁惟汾专程来苏州“致中央问疾之意”，且以“都下故人”名义馈赠一万元，作为章氏疗疾的医药费。章太炎就用这笔钱作为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的经费。4月，开办了章氏星期讲演会，共讲九期，各期讲题分别为《说文解字序》、《白话与文言之关系》、《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再释读经之异议》、《论经史儒之分合》，一一都有记录单行出版，许多倡导尊孔读经及鼓吹所谓“中国本位文化”的报刊也广为刊载。9月，又正式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录取了一百多名学生，由他本人主讲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略说，由他的弟子分讲各专题课。同时，创办《制言》杂志，作为他们宣扬和研治“国学”的专门阵地。这时，章太炎已举家迁到苏州，先住在侍其巷双树草堂，后迁入锦帆路五十号新居。章氏国学讲习会即设在这里。学员们在这里讨论着《尧典》的真伪、古声韵上的发明，似乎又不复食人间烟火。然而，章太炎并未忘却日寇的铁蹄。当日本加紧蚕食华北时，章太炎便在私人书信中写道：“平津事状如此，不过二年，金陵王气亦收耳。当局尚禁人议论外交，挑拨恶感，何哉？岂谓南宋诸公为之未工，而欲以后来居上耶？事败后，宦囊饱者不过向欧美一溜，吾辈窭人，坐作亡国奴矣。迩来讲学，仍自竭力，非曰好为迂阔， 自靖自献，舍此莫由。”
1935年12月9日，北京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前所未有的高潮。章太炎“对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对爱国学生“贸然加以共产头衔，武力制止”。他曾专门致电平津卫戍司令说：“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1936年1月29日，他给冯玉祥写了一封长信，指出上下相疑，人心渐去，赏罚倒置，这三者是国民党政府的致命伤，也是日寇之所以能够横行于中国的主要条件。这三者不根本消除，只讲所谓购械、练兵，“纵令械精兵练，适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耳”。为此，他要求国民党当局真正做到“应之以实不以文，行之以诚不以诈”。5月，蒋介石亲笔致函章太炎，“属以共信济艰之义，劝诱国人”。6月4日，章太炎特地函复蒋介石，同样强调，对于国人，“言之非难，欲其心悦诚服则难。……若欲其杀敌致果，为国牺牲，此在枢府应之以实，固非可以口舌致也。”这封信还专门谈了几年来一直困扰着章太炎的对待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这个问题。他指出，蒋介石的兵力顾得了保卫北京，便将顾不了察哈尔，为此，他提出“非常之时，必以非常之事应之”，这“非常之事”，具体地说，就是建议“以一省付之共党”。他说：“今共党……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伏明甚。若能顺其所欲，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如此，察省介在日、共之间，渐可成为缓冲之势，较今之左支右绌者，其得失必相悬矣。”冯自由《记章太炎与余订交始末》言章氏“尝致书蒋委员长痛陈抗战御侮大计，辞甚激切”。这位同盟会元老，旧民主主义革命家，对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了解仍然很少，陈腐的成见与偏见还没有清除，但是，从爱国救亡运动中，从中国共产党坚持北上抗日的宣言与实际行动中，也从蒋介石一心“剿共”而带来的深重民族灾难中，他毕竟已经开始看到，“反共”、“剿共”这条路走不通，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应当改弦易辙，变“反共”为联共。这个认识还是很粗浅的，初步的，但又确是非常可贵的。它表明，在现代中国，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在斗争实践的教育下，最终总要同反共主义分道扬镳。
逝世时的章太炎这封答蒋介石书，成了章太炎陈述自己政见的最后一篇文字。在写这封信前两三天，他鼻子里一块肿瘤突然脱落，身体就已不适。在写了这封信以后不过十天，6月14日上午7时45分，他就因鼻咽癌、胆囊炎、疟疾、气喘病并发，溘然长逝，结束了他色彩斑斓的一生。
结 语
近代中国思想大变动，从19世纪末康有为发其端，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已基本完成，大体经历了半个世纪。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狂飙突起、怒涛澎湃的瑰异时代，亿万人民的思想在这期间发生了空前的巨变。依次站立在这一巨变前列的有三代人，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鲁迅、胡适，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在近代中国社会急风暴雨式的激烈变革中，这三代人后浪推前浪，以他们宏伟的气魄与有力的笔触，为中华文明史谱写了光彩夺目的灿烂篇章。
章太炎经历了这场大变动的绝大部分岁月。然而，就他的思想与作用而言，他和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一样，属于开创近代中国思想大变动局面的第一代披荆斩棘者。他们这一代人肩上所担负的使命，概括说来，就是努力冲破传统思想的桎梏，建立中华民族近代化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与知识结构，运用近代化的观念形态推动我们这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适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总潮流，建立起近代型的民族经济、民族文化与民族国家，使其毫无愧色地自立于世界文明民族之林。这是一场多方位、多层次的立体性的大变革，也是他们这一代人为之献身的总目标。然而，由于他们各人所处的地位不同，观察的领域与角度不同，社会政治的实践不同，他们所做的工作便显出了各自的异彩。从内容到形式，他们都各具自己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