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邓实、黄节、刘师培、章太炎等人大声疾呼当重视国粹、国学、国故研究时，西学、新学虽然借着欧风美雨在不断扩大其影响，但几乎所有私塾和各级新式学堂中，都仍然保持着传统的纲常与经史教育。1905年9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就废科举、兴学堂会奏时，便指出：“今学堂奏定章程，首以经学根柢为重。小学、中学均限定读经、讲经、温经时刻，不准减少。计中学毕业，共需读过十经，能通大义。而大学堂、通儒院，均设有经学专科。余如史学、文学、理学诸门，凡旧学所有者，皆包括无遗，且较为详备。盖于保存国粹，尤为兢兢。……应请饬下各省督抚学政，责成办理学务人员，注意经学暨国文、国史。则旧学非但不虞荒废，抑且日见昌明。”《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53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这就表明，传统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这时虽然受到了冲击，但仍维持着它的统治地位和广泛影响。在各级正规学校中正式废止读经，是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新教育制度确立之时。这一重大变革，标志着传统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其统治地位终告结束。但是，其深刻影响并未就此消除。在袁世凯及北洋政府当政时期，传统儒学继续得到尊奉。思想界、学术界，围绕着如何对待“孔教”、“国学”、“国故”产生尖锐分歧，展开了激烈争论。
民国甫建，新制度草创，社会转型幅度较之先前明显增大，纷乱局面可以说举目尽是。1913年2月，康有为在《中国学报题词》便借此发难：“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揆凌夷，法守隳斁，礼俗变易，盖自羲、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化，一旦而尽，人心风俗之害，五千年未有斯极。……然革一朝之命可也，奈之何举中国数千年之命而亦革之乎？……登极而号呼曰：皋我国魂兮，盍归乎来！则吾教化、纪纲、道揆、法守、礼俗、人心，保存其命矣，勿妄革之矣。”什么是中国之国魂？康有为说：“中国之魂维何？孔子之教是也。……若废弃孔子，则中国之教化尽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则无以为家；行不知所行，言不知所言，立不知所立，则无以为身；伥伥何之？茫茫何适？不知所师从，不知所效法，则无以为心。若夫纪纲荡扫，礼俗凌夷，国无以为国，则成效可睹矣。”为“昌明孔教”，康有为及其弟子成立了孔教会，总会先设于上海，后迁北京，再迁曲阜，各地都成立了分会或孔道会、宗圣会、尊孔会。他们还创建了《孔教会杂志》、《不忍杂志》、《宗圣杂志》、《道德杂志》等一批刊物，向参政两院提出《请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他们说中国两千年来，“凡国家有大事则昭告于孔子，有大疑则折衷于孔子。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为依归。此孔子为国教教主之所由来也”《请定孔教为国教》，载《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6号。。与他们相呼应，袁世凯于1914年9月发布祭孔告令，说：“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纪、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污，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政府公报》，1914年9月26日。1915年2月，袁世凯颁布新的《教育纲要》，由国务卿徐世昌发交教育部施行。《纲要》“教育要旨”中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纲要》并规定“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初等小学读《孟子》，高等小学读《论语》，中学节读《礼记》、《左氏春秋》。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们继承其衣钵，几乎无一不以尊奉孔子、提倡儒学相标榜。徐世昌、阎锡山、孙传芳、吴佩孚、段祺瑞等不止一次地祭孔，倡导读经，演治礼作乐古礼，并多次下令在学校中恢复读经。孔教会和袁世凯等人的这些作为，激起了章太炎等“国学”倡导者强烈的反弹。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的章太炎撰写了《驳建立孔教议》，指出中国素无国教，“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奉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孔子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无愧于为中国“保民开化之宗”，但绝非神灵、教主。强行建立孔教，必完全“杜智慧之门，乱清宁之纪”。当时，章太炎重新开设国学讲习会，给一批学者讲授小学、史学、文学、子学。他在《通告》中明确宣布：“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后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应免薰莸杂糅之病。”其后，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第三次讲演国学，再次说明在把握国学的本质时，必须明白：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而研治国学，必须把握的基本方法，就是辨书籍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变迁，辨文学应用。参
孔教会和袁世凯等人的上述作为，还激发了新文化运动的崛起，以及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学及孔教猛烈的抨击。易白沙1916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孔子评议》载《新青年》，第1卷第6号，第2卷第1号。，指责孔子思想易演成独夫专制、思想专制， 易入民贼牢笼。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中指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 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 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15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它们不仅不能适应现代生活，即在古代，也只行于公卿士大夫， 而不行之于庶人。在《复辟与尊孔》一文中，陈独秀指明：“孔子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 ”***在《孔子与宪法》中，则痛斥孔教会将尊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的主张，指出孔子乃“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陈独秀亦针对此指出：“吾人果欲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而鲁迅在其《狂人日记》中，则更直率地揭示了儒家学说“仁义道德”字面掩盖下的正是“四千年吃人履历”。
新文化运动被海内外一些学人指责为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文化传承的断裂。其实，新文化运动的主帅陈独秀讲得很清楚：“仆对于吾国国学及国文之主张，曰百家平等，不当一尊；曰提倡通俗国民文学。誓将此二义遍播国中，不独主张大学文科也。”陈独秀：《答程演生》，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176页。新文化运动在“国学”问题上，一是反对独尊儒术，而要求对诸子百家都能实事求是地给予重新估定；二是特别重视包括通俗小说、民间歌谣传说等等在内的“通俗国民文学”，将它们视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主帅胡适也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得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得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导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导出一个真价值来。”1923年1月胡适在《〈国学季刊〉发表宣言》中对“国学”做了一个新的解释：“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至于如何研究“国学”，他提出三个努力的方向：“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 用比较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他开列了一份《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列举工具书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部共188种。后来，他又拟定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书目》共40种。值得注意的是，包含《佛教遗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坛经》等佛教经典，《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钞》、《元曲选》及《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也都列在这两个国学书目中。钱玄同1937年在总结五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时指出，清末以来，其实，“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大，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尤其新文化运动以来，较之在此之前一段时间“研究之方法更为精密，研究之结论更为正确”。国学研究范围的扩大，科学方法的运用，以及国学研究的深入，事实上所有这些成绩， 都正是在新文化运动这一背景之下，而不是在尊孔或立孔教为国教的背景下取得的。
四
蒋介石集团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背叛革命，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立即重新将传统儒学确定为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戴季陶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孔学化， 将它说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道统的直接延伸和继续，为此而撰写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成为国民党构建其统治思想的主要理论基础。
戴季陶说秦汉以来，各王朝都是用老子的思想，包括离世独立的虚无主义，权谋术数的纵横主义，迷信运命神鬼的宿命主义，烧炼寻补的纵欲主义，这四个趋向都源于老子的个人主义，或以之为依归。他们都将孔子以智、仁、勇为基础的社会连带主义打得粉碎。而孔子所代表的中国道统最发达最进步。孔子的理论，一在《中庸》，这是他的原理论；一在《大学》，这是他的方法论。孙中山完全是中国尧、舜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这一正统思想的继承，是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活。蒋介石不仅一再大力推荐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这部著作，而且亲自对军官部属们宣讲《大学之道》、《中庸主旨》，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哲学能够比得上《大学》、《中庸》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1933年，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要将“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贯彻到民众生活之中，以之与当时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色根据地发动的军事“围剿”相配合。1934年，由陈立夫出面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动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一时间，不仅恢复读经，而且在官方文书中恢复了文言文以取代白话文。抗日战争中，1943年3月，蒋介石又以《中国之命运》为题，出版一本专著，其中更为集中地要求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他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于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近代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极为不满，抨击说：“近百年来，竟发生了绝大的弊窦。就是因为在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之下，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恐惧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极其所至，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忠实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至，忍心侮辱我们中国固有文化的遗产。……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他这里所说的“某一外国学说”，指的就是所谓“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他称：“这真是文化侵略的最大危机和民族精神的最大隐患。”为此，他提出，“我们必须本于中国六艺教育的精义，以自卫的实力与求生的本能，训练国民”，“务望我学术界真能了解今日实为我国文化继往开来、存亡绝续的最大关头”。目的很清楚，提倡六艺教育与固有文化， 是为了抵制“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巩固蒋介石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独裁统治。
蒋介石倡之于上，许多地方官员和之于下。何键在湖南，陈济棠在广东，吴铁城在上海，韩复榘在山东，阎锡山在山西，都纷纷上阵。如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指出：“‘四书’、‘五经’为国学根本，欲讲八德，必须读经。”湖南省政府教育厅即召集各校教员，规定各级学校将读经编入课程。
蒋介石统治集团所致力建立的意识形态，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包括信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人士和国民党内进步力量的批评和反对。
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邓演达1930年11月在《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中，便对南京政府统治的意识形态做了专门分析。他指出：“蒋氏的灵魂是孔教。”戴季陶“是改宗后的孔教徒”。南京统治者“复古的去推崇孔教，用政府的力量去推广孔教”，其目的是“直接去防抑青年思想的发扬，而间接打击民众要求解放的生气，使垂危的南京统治因此能在动摇中容易措手”。他更指出：“孔子的教化，是封建宗法小农的中国社会底结晶。彻头彻尾都只有反动的作用。即在孔教流行时代，也不过是尽了折中调和的机能。……中国民族前后困苦颠连无告的原因虽然是主要的被决定于自然条件，但是礼教的大防和折中调和的士大夫文化体系的传布，致下层民众无法得到解放的工具，孔子的教化实为主因。他实为中国历史最大的罪人，所以痛苦的中国平民应该和它——孔教——不共戴天。……孔教之消极作用，现在不但未减，而且还在进攻的状态中。……现时的戴季陶孔教是颓废的，是无前途的，而且是镇压革命的，所以彻头彻尾是反革命的。”
自由主义者代表人物胡适1934年9月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指出，明清时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还有士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