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生从中国进修中文回来，给我看他们用的教科书《走进中国》高级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书印得很漂亮，内容也比以前的课本有趣得多，让人对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这一行的朋友肃然起敬。这个学生翻到第13课《为人父母的资格》，给我看这么一段：
据说在新加坡，政府鼓励那些文化水平高的年轻人生育，对综合素质较低的人，则限制其生育，这就无怪乎其国民总体素质那么高了。
学生脸涨得通红，我大惑不解。他说：“用限制生育改造人种，这是**思想！”我这才想起，这是个德国学生：德国青年对这些问题很敏感。我解释说，中国农村人口真是太多，而且生育率过高。“学而优则生儿女”，想法至少不错。他反驳我说：“政策是权宜之计，这篇课文讲的却是道义原则。如果全体中国人都得像新加坡那么‘高素质’，全是‘高文化水平’知识分子，那又是一个可怕的‘纯种民族’！”
我觉得这位德国小青年言辞太过，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但是，从道义原则上说，我无言以对，此事弄得我挺窘的。正好有个中国来的教育代表团，路过伦敦大学开座谈会，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无非是说，教西方学生时，最好明白对方的心理，避免这类有争议的题目。我话音刚落，代表团副团长，一位高大美貌显然很有智慧的女性，义正词严说：“我完全同意我们教科书这篇课文的观点，中国人可以有自己的人口素质观念。我们不必拿外国学生的价值作为我们编课文的根据。”
话说到这个分上，当然不必谈下去：我一向缺乏讨论大题目的勇气。我回到图书馆做我的笨学问，不料正好就翻到杜维明先生的大作。这位“工业东亚企业巨子”意识形态的制作师，正好有一段说到当今的德国青年。
西欧就要没落了。但他们的反应并不是积极朝向工业发展，反而是享乐主义，今朝有酒今朝醉。譬如，西德许多人到泰国旅行，挥金如土，根本不要储蓄，认为没有什么远景。东亚社会的储蓄相当可观，比例很高。（《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台北1990，139－140页）
杜维明这种说法，经济学上的谬误，恐怕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但是这里还有一些最根本的价值观问题——这篇小文，只谈印象，大问题先搁开。不过看来杜维明认真与欧洲青年做了对手：如此“没出息”的远远不止是德国人。近日英国消息，1998年，有一对年轻夫妇辞掉工作，变卖家产，买了一艘帆船。他们有三个十岁不到的子女，竟然让他们全部停学，全家环航世界。三年后回到英国，已经换了一个千年。“失学”三年的三个孩子，全身黧黑，被各地小学当作英雄，请去讲远航故事。
可以断言：中国的城市里，会有敢于散尽家产去冒险天涯的浪漫年轻人，但是没有敢让孩子中断三年正规教育的知识人父母。
又说回中国。一位丹麦朋友，热爱中国，到中国访问，想拜访某位他崇拜的，并且正在“试译”的青年作家，向我要地址。我想，一个中国作家未必会拒见远道而来的北欧崇拜者兼热心翻译者吧。后来，我遇到这位作家，他说：“今后不要把我的电话给落魄洋人。你介绍的此人，竟然坐公共汽车到我家来！”
我闻此言，惶然不知所答。本想辩护几句：在华人城市里，公交大抵只是为蓝领服务。但是在西方，除了大富大贵者，一般人有急事才坐出租车。公交地铁里，白领蓝领摩肩接踵。好像谁也没有失去当作家崇拜者的资格，因为作家本人也坐在公交车里。这不仅是一个消费水平问题：在西欧北欧，坐公交不便宜，至少不比中国的出租车便宜。但是选择交通工具，还有个习惯问题：如果在欧洲没有挥手叫Taxi的习惯，到中国也难以算计出无妨坐出租。
恐怕在这位作家眼里，我也是个落魄海外的教书匠，所以我什么也没有说。而且，不久后我明白了这位作家远非中国最傲慢的文化人。我在上海遇到一位旧日文友，在饭桌上，他冲着我说了一通“号称西方富国，其实最小气”等等的话。例子？他与一个洋人吃饭，结束时对方竟然提议“AA制”平摊付账！我本人从来没有在西方听说过这个词，只听说过Let"s go Dutch——按荷兰方式分账。旧友说那话是在饭桌上，我当然不会再有胆量建议平摊付账，就伸手取了账单，朋友照例来抢夺一番，这次我绝对不能松手，他就松了手。细想一下，在西方餐馆，除非事先说明何人请客，不然就自然“荷兰化”。记得在美国加州一家餐馆，看到过一对中年以上男女，好像是旧情人重逢，双方眼里着火恨不得熔成一堆。结账时，却做荷兰人。这种场面，开始我也不习惯，后来却习以为常，觉得至少比中国人餐后必有的推拿游戏自然——你看到几个人在抢付买单，就知道必是中国人：小小喧腾后面，常有人际关系计算，所谓送礼政治学。
反过来想一想，中国知识人，现在能嫌一般西方人小气，这是好事。至少许多中国人的确已经超越小康，超越当荷兰人的水平，到了大方时代。而许多知识人也已经加入中产阶级，为什么不值得庆贺？我去过伦敦最成功的一家出版社（哈里波特的出版社）女社长的家，她丈夫是英国最重要的书业杂志主编。应当说，他们家相当不错，但是与中国出版家比，就实在小气。我在北京到过一位刊物主编，一位出版社副社长的家：180平方米，三厅四室三卫，相邻两套房子打通而成，室内不说溜冰，至少开舞会绰绰有余。如果说这是他或她对改革有功，得到连续若干年的“最后一次分房”之赏赐，室内装修却还是自己掏腰包付的：豪华程度，一个类似五星宾馆，另一个像京剧舞台。
还有一位朋友，一位有点名气的批评家，每年可以应邀到西方开会的“国际学者”，她重访欧洲，向我评论说：“怎么十年了，这个城市面貌没有什么变化？”我愕然，没有想过为什么每个城市都应当日新月异。她又抱怨欧洲各城市旅馆之简陋：“在中国，我会拒绝住！”我更悚然，不知欧洲如何开罪了这位经常要来欧洲的大学者。她看到我的表情，解释说：“不是我挑剔，如果我在香港住这样的旅馆，没有一个记者会采访我！”她的结论是：中国的发展速度值得骄傲，中国大城市的消费水平已经超过欧洲，正在直追美国。
她的判断我同意，她的骄傲我认为正当，她的预言我相信，却不敢苟同。正当欧洲许多城市开始“自行车化”，北京这个全世界羡慕的自行车城，却变成一个狂躁的汽车城。自行车还有若干，只是骑在自行车上的，已经只有蓝领中国人，以及想领略自行车城最后余韵的老外。凡是有点自尊心的青年才俊知识人，早就开车，而且开大车。“美国人能开大车，为什么不让我们开？”这说法当然无可反驳，符合民族主义，也符合“扩大内需”的要求。
不用看大学教师宿舍区停满的小车，只消看一下各种“学术会议”餐桌上剩下的菜馐数量，看一眼那条吃了几小筷就倒入泔水桶的尺把长大鱼，你就知道你身居当今的中国知识人中间，决不是在任何欧美大学。
唯一需要忘记的，只是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这个小小的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