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增泉
一、三篇序文
感谢诗坛两位前辈李瑛和谢冕,以及我的同龄好友吕进,三位名家,为我这套诗集写了三篇序言。我深知,为人作序难,尤其名家,求序者众,应接不暇,而又众口难调,不胜其烦,避之不及。因而,求序也难,求名人作序尤难。为了避免落空,我同时向他们三人表达了求序之意,内心盘算着“三人得其一”,足矣。不料三人同时应诺,使我这套诗集大为增色。
李瑛是中国诗坛的常青树。我在南疆参战期间开始学习写诗,那时我是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他是总政文化部长,是我的上级。我曾向他汇报过战地文化工作情况,尤其是前线官兵群体性的诗歌创作热情,得到过他的关心支持。后来我调来北京工作,和他的接触机会增多。他对我这位业余诗歌作者的扶持方式很独特,他每次出版新的诗集,必定签名赠我一本,每次都会在书中夹一短笺,派司机送到我办公室。诗歌应该怎么写,他从不说教,只是送给我诗集,让我自己阅读领会,“真经”尽在不言中,使我受益匪浅。我退下工作岗位后,虽然秘书仍留在机关办公室上班,处理我的来往信件及军内外联系杂务,我本人已经不去。总装门卫制度严,有几次李瑛派来送书的司机报不出联系电话,只得携书而归。李瑛不厌其烦,让司机再送,有时往返者三,我知道后很是过意不去。李瑛的诗歌创作量巨大,著作等身,他的诗影响了几代人。记得“文革”刚过,如雨过天晴,我上街买到一本他的《枣林村集》,当晚依枕一口气读完,一股清新之气沁人心肺,难以忘怀。他的诗始终秉持堂堂正气,不媚不傲,诗歌语言温文儒雅,形成他的独有风格,被称为“李瑛模式”。这一称谓,有人认为是贬义,我认为首先是褒义,要看到在形成“李瑛模式”的漫长过程中,李瑛对中国新诗作出了突出贡献。若说褒中有“贬”,那是期望后来者要在学习前辈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去创新突破。其实李瑛本人也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突破自我。20世纪90年代,他不顾年事已高,走新疆,去青海,上西藏,感受祖国山河的辽阔壮美,使他的诗风为之一新,难能可贵。有一次,《人民文学》的诗歌编辑和我谈起李瑛的诗,他由衷地说:“李瑛进入晚年以来的诗越写越好。”获得这一评价,谈何容易。李瑛晚年的诗,诗意、诗句、诗美,都已炉火纯青,令我敬重。现在他听力不好,很少接电话,我通过他女儿李小雨向他求序。小雨在电话里说,自从母亲去世后,老父亲心情一直欠佳,而且他十年前就已声明不再为人作序,回去说说看吧。第二天,小雨回电话了:“爸爸说了,写。”李瑛同志办事向来认真,他硬是戴上老花镜把厚厚三本诗稿看完,发现错字、衍字、用得不恰当的字,或是他认为某几句诗值得一提,都用铅笔逐一做上记号,认真地为我完成了这篇序言。打印稿送来时,附有李瑛写给我的一封三页纸的亲笔信,谈了他与诗歌为伴的欢乐与艰辛,也谈了对诗歌现状的忧虑和期待。他对诗歌的深情和对人的诚恳,令我深受感动。
谢冕先生是中国新诗评论权威,久闻大名。他是北大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导,担任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北大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等职,教务、事务繁忙。我们互相认识,但平时并无交往。我知道他也当过兵,到过朝鲜战场,内心对他平添了一分亲近感。我虽然是一位业余诗人,但也想知道他对我诗歌的基本看法。我通过他的福建老乡、著名文学评论家何镇邦先生向他转告求序之意。几天后,何镇邦回电话说,谢冕先生八十多岁了,国内外文学活动很多,一般不再为人作序。但他说了,朱增泉这篇序还得写。又是一个好消息。序文很快转来,并附有谢冕先生短信一封,“烦镇邦兄面交朱增泉将军”。信写得十分客气,说:“先生之托岂敢有违!长夏苦暑,匆匆之中若有不妥,望不吝删正。”并说:“镇邦兄受先生之托,屈驾来会面,诚可感也。”,短短数语,透出大家风范。我展读序文,他对我何时开始写诗,何时是我的诗歌创作高峰,何时转向散文写作,如今仍偶然有诗作问世,讲得一清二楚。这说明,我的诗歌创作情况一直在他的视线之内。我的诗歌孰优孰劣,当然更逃不过他的法眼。他对我这位业余诗人的总体评价恰如其分,评论我诗歌的优点高屋建瓴,指陈我诗歌的不足客观中肯。读罢谢序,使我鼓舞与鞭策兼得。
吕进先生是诗歌理论家,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现在是西南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我们相识的过程,他在序文中写得生动具体。吕进比我大几个月,快人快语,我和他每次见面都会畅怀交谈,开怀大笑。但吕进自有诗歌理论家的矜持,我们虽然已是二十多年的相知好友,他也在多篇散文中讲到我们之间的友谊,甚至称我是“铁哥儿们”,却从未为我写过诗评。他站在更高的层面看问题,发现中国诗坛对当代军旅诗的研究比较薄弱,亟待加强。为此,他指导他的历届研究生注意研究当代军旅诗,其中包括我的诗。他的大弟子、当年接替他担任新诗研究所所长的蒋登科,曾为我的长诗《前夜》写过长篇评论。蒋登科的硕士研究生任毅,以研究我的诗歌为题撰写了毕业论文。任毅毕业后分配到漳州师院中文系教了几年书,现在又离职读博去了。吕进的关门弟子洪芳,又把我的诗歌作为她撰写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我将她论文中写我的这一章摘出,附在我的军旅诗集《生命穿越死亡》中了。这些文章的背后,都深藏着吕进扶持我诗歌创作的良苦用心。这次,我用手机短信向他求序。他回短信说,眼下正忙一个会议,“会后就动工”。他的序写得热情洋溢,第一个传来。他在序言中从宏观角度着眼,对我的诗歌创作有独到评价。他这篇序言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对我诗歌创作中的主要问题讲得切中要害,令我茅塞顿开。二、自我定位
我过去说过,我是军人,不是诗人。现在要说,我首先是一位军人,然后才是一位业余诗人,因为我毕竟写了这么多诗,而且凭诗集《地球是一只泪眼》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我的诗也只能算业余水平。当然,并不是说我的诗一无是处,我的诗也有一些不同于别人的特点。比如“大气”、“宏大背景”、“重大题材”;比如“思辨色彩”、“忧患意识”;比如“平民情怀”、“生活气息”等。
但我的诗歌比较粗糙(雷抒雁先生说应该叫粗砺,军旅诗需要粗砺一些,这当然是他的客气说法),有些句子缺乏推敲,这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由于我诗歌理论和诗歌技巧的欠缺。吕进在序中说“善医者不识药,善将者不言兵”,但我并不想用这两句话来掩饰我在诗歌创作上的先天不足。其次,我在退休前一直处在业余写作状态,没有时间去慢斟细酌。白天有忙不完的事,所有作品都是熬夜写出,匆忙寄出。每次拿到发表作品的杂志,重新一读就后悔,拿起笔来就修改。多数作品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完成的,实际上都是一些初级产品,缺了几道打磨工序。这只是客观原因,内在原因是功力不够。谢冕先生在序中指出我“有的诗句略显平白些,有的诗句由于锤炼不够略显粗糙些”,这都与我遣字炼句的功力不够直接有关。
我自认是一位性情中人。李瑛在序中说,“他是把自己整个心灵都放进诗句中写作的诗人”。他这句话令我心动,可谓一语中的。我的这种写作状态,也为我的诗歌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从正面讲,李瑛说,“因此(他)写出的诗有血肉、有骨骼、有痛感、有生命,有极大的情感冲击力和震撼心灵的力量”。从负面讲,我自知我诗中也有一些情绪化的东西,我的喜怒哀乐全在诗中,倾倒而出,一览无余,这使得部分作品虽是生活原料,却未能升华为真正的诗歌艺术。比如《记忆》这首诗,这是《诗刊》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约稿。写什么呢?我很自然地回想起自己六十年来的亲身经历,列了一个提纲放在一边。当时我正全身心沉浸在《战争史笔记》的写作中,没有时间去琢磨这首诗。交稿时限到了,我粗粗顺了一下就寄走了。这次编集,本来不打算收入这首诗,但找出来重新一读,尽管是纪事式的“提纲”,却桩桩件件都是我亲身经历之事,它勾起了我无尽的回忆,点点滴滴涌上心头。为了保持我诗歌创作的本真面貌,我宁愿在艺术上失分,也不忍将真情丢弃,仍然将它收进集子中了。类似这种情况的诗作,不止这一首。我曾经说过,我要把一些水平线以下的作品当成垃圾扔掉,但真要扔时却又犯了敝帚自珍的毛病。吕进说我懂得“藏拙”,我编这套诗集完全没有“藏拙”,只是想把我的诗歌本真面貌呈现给读者。从中筛选出一些值得留下的诗篇,那是今后的事。
我的诗中“叙述”和“议论”的成分太多,尤其在长诗中更为明显,这是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想改,但改不过来。此前,诗评家对我诗歌创作中的问题要么一笔带过,要么笼而统之,隔靴搔痒,让我摸不着头脑。这一次,吕进在序文中讲得最为透彻,一针见血,一步到位。我心悦诚服地给他发了一个短信:“知我诗之病者,吕进也!”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迫使我后来改写散文。我自感诗歌水平也就这样了,写散文可能更适合我。这些年改写散文的结果,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吕进为我开出的“药方”是:在挥洒激情时要懂得“节制”,要把诗中的“叙述”和“议论”成分尽量“清洗”掉,这样才能提高诗的纯度。他这个观点我现在已能欣然接受。但在过去,我曾固执地反对“清洗”,我的理由是一经“清洗”就把生活的原汁原味“洗”没了。我是农家子弟出身,老百姓大清早到地里去拔一棵萝卜或青菜,都是“拖泥带水”的,根上有土,叶尖上有露珠,多新鲜啊,这才是生活。我反对“洗”掉生活的原汁原味,也许有对的一面。所以李瑛在序中说,我的某些诗句能“把最生动感人的生活和细节呈现给读者”。谢冕先生也说,虽然我的有些诗句略显平白和粗糙,“但它们仍然诗味十足,让人读起来着了迷”。这次经过吕进“点化”,我知道我的问题是没有把保留生活的原汁原味同“清洗”掉诗中的“叙述”和“议论”区分开来。说到底,还是功力不够。
三、我的军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