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苓是在赴美第二年认识了正在做外交官、会说七国语言的Lawrence的，共同的生活逐渐带给歌苓对西方人、西方文化的认识上的公允。她认为东西方异性之间从心理学上说很容易产生一种“迷幻式”的相互吸引，而距离与好奇心恰恰会激发一个人的热情、冲动和活力。她非常欣赏Lawrence身上特有的单纯和诚实，她认为那是一种十分高贵的气质和品质。Lawrence说他爱歌苓的智慧和慷慨，同时也终于在歌苓耐心的调教之下恍然大悟中国人的“Yes”原来就是“NO”，“NO”原来就是“Yes”！歌苓可以从美国丈夫那里得到她想要的个性自由、生活空间和情绪的选择，也可以得到丈夫永远的赞美和尊重。即使Lawrence并不喜欢歌苓穿短裙，但他只会小心翼翼地评价说：“你这样看上去很美，如果你穿长裙的话，我认为可能会更美……”而对曾有过的失败婚姻，歌苓表示女人应该懂得对再婚生活的“敬业”和“当心”。婚姻会造就出太多任性、停滞、真心展现缺陷的妻子，假如你无法学会自律、节制、为对方的感受着想；假如你认为做一个好妻子无需技巧，等待你的就不会是爱情的长久而一定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忽然想知道歌苓是否认为自己成功和幸福？
“一个女人，当她想为自己买一处漂亮的房子、一颗喜欢的钻石时可以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钱去把它们统统买下来。不需经过谁的同意，不必讨好、不必内疚、不必看任何人的脸色，叫不叫成功？”所答非所问。
一个与文学毫无关联的回答和一个与生命哲学紧密相连的思考。
对“幸福”的提问更难启齿。对于无法阐释的人生来说这个字眼顿时变得无比浅薄。
突然联想起她在《人寰》中一段人物的内心独白：“幸福在中文和英文中的含义不尽相同；你们所指的幸福与开心紧相关联；对于我们，幸福不那么感官，而是内向的，幸福是种信仰。”
突然意识到这个每天清晨一睁开眼睛，喝杯咖啡就去写作、去读书、去思考、去玩儿命、去逼着自己时时自省、不断升华、永远成长；外表寂静无声内心却喧嚣成一片的女人，她能细细品味的只能是幸福不可替代的信仰和信仰替代了的幸福！
“文学真不是人干的事！”歌苓突然提高嗓音大声宣判着结尾。“你就这么写吧，反正我这辈子也没别的事可干啦！就算有一口气，就还是得写。”转而，她声音渐小，并莞尔坚定地一乐，“你说这是什么就是什么。”
4.对严歌苓的随感录
劳伦斯·沃克
严歌苓是一位很特别的人，这一点她的读者早就意识到了。我头一次去她朋友家认识歌苓的时候，要给我们介绍的那位朋友正好出门了，歌苓和我只好自我介绍。为了减少尴尬，我跟她讲中文，说了一些笑话使她轻松。半个小时后，朋友回来时，反而像一个陌生人进了屋子，使我俩觉得尴尬。第二天，按照安排，我带了她去看华盛顿的市容，先去了Phillip Collection，我最喜爱的一个私立画廊。
我一般带中国客人来看这些印象派和表现派的画时，必须给他们一个很详细的介绍。而歌苓不仅了解所有的画家和他们的艺术派别，并且对每个艺术家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意见。
通过我们十二年的认识，我知道歌苓的感情深沉，表达能力很强，知识广博，艺术观念新颖。还有三个因素使她的文学事业不断进步：纪律、词汇量、创造力。歌苓的纪律是使人刮目相看的，有时也令人害怕的。她写作的时候，那是大部分的时间，从早上起来到下午三点不许打扰她。一次在我的办公室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连续给朋友们打电话报告好消息。一位女职员问我干吗不给自己妻子打电话？我回答，现在不能打，三点钟还没到。
对我来说，凡事别人不能催我，我很难使自己也能像歌苓那样遵守纪律。不过有时候周末，我想跟她出去玩时，有点遗憾她的纪律太过严厉，从早上到下午只能看她的写作背影。
歌苓的词汇量已经变成一种传说了。我在美国外交部进行中文培训时只学会认报纸和国家文件上的汉字。并且我在阅读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时，包括20世纪初白话写作刚开始时的文学作品，比读自己妻子的作品容易很多。在国外很多朋友说喜欢歌苓的作品，但百分之十以上的汉字都不认得。我发现如果不用字典读歌苓的作品，只能懂她故事构造和大概的意思，这情形很像用个小黑白电视看一个好导演的应该放在大银幕上的彩色电影。我翻译她的作品时，平均每一页必须查二十到三十个词，包括我已经认识的词，因为在她的作品里很多词是用字典里第二或第三个意思。坦率地说，我想真正懂得歌苓的作品，必须先把它翻译成英文。
歌苓的英文词汇量也巨大。她刚到美国的时候，用现今的比喻来说，她先学了“大钞票”的词，慢慢才学了“小硬币”的词。她在美国生活的十二年里，大词小词的词汇量平衡起来了，却还是大词比小词用得顺口。她有时候打电话到我办公室问我某个英文字怎么拼，哪种用法。不止一次，我正忙着接别人电话，听到我的秘书在隔壁的电话上给人拼一个多音节的英语冷僻字，说它大概的意思，又说她不敢确定，等老板通完了电话就会给她回电。挂断电话，我不必问刚才来电话的是谁，就马上把字典打开同时给家里打电话。
歌苓的最大的特点是她的创造力。她的创造力影响到她生活中的一切。她说她这一生只有两件事做得好：写作和烧饭。这种说法虽然很谦虚，也有它一定的道理。很多人知道她是一流作家，可只有我们的朋友才知道她做菜的能力有多么好。我甚至敢说，一直到两年前，我认为她是旧金山湾区最好的中国菜厨师。前年来了一位非常天才的专业厨师后，歌苓才被我排成本地第二名最好的中国菜厨师。
歌苓的烧菜才华和她写作的天才是来自同样的创作源泉。它肯定不是从大脑的逻辑部分出来的。人家问歌苓要菜谱时，她很模糊，多半配料想不起来，做法又没法给人解释。
创造力是歌苓最宝贵的天赐礼物，同时也是个巨大的负担。认识她之后，我才发现在她的身上，创作力和一个格外的敏感度是分不开的。这现象给她带来一系列的身体和神经方面的问题，包括消化问题、焦急、失眠，等等。我们的朋友Peter Kuckei是德国著名画家，在跟他交往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在某些方面的反应和歌苓是大同小异的，他对歌苓表示出深刻的理解。还有一次我们请一些美国小说家到我们家来，某人提到失眠症药品时，文学会马上改成药品分析会。会上的所有作家都在吃治忧郁症和失眠症的药，并吃过好几种，对各种药的化学成分、服量、作用和副作用比医生还要清楚。
歌苓最近在中国见到了她的前夫，要共同处理他们曾经共有的一些财产。跟她跑了几个政府机构后，听歌苓讲这里痛那里痛，前夫打趣地说：“Larry现在就得忍受这个吗？有没有一天你没有事？”假如他问我，我会明确地回答：“没有一天她没有事。”歌苓不情愿有这些事，可她无可奈何。不是一件事就是另一件事。有时我怀疑情况没那么严重，而她只是在撒娇，我就逗她，模仿她，用我给她编的“多种矛盾的怨诉”：“我脚痛，我头痛，我肚子痛，我渴了，我饿了，我恶心，我想上厕所，我想回家，我想回中国，我想回美国。”如果她开始笑，我就知道事情不严重。她不笑的话，或沉默或继续怨诉，我第二天就打电话给医生替她约一个时间。
歌苓的创作力使她很内向，却又爱走神。跟她说话时稍不留心，就发现她人在此处，心在别处。我学中文的时候，老师跟我说过中国人有时会讲“嗯”或“是”之类的词，表示他们在注意听，可是不一定赞成你的话，这意思不可以跟英语的“yes”搞混。而我跟歌苓又学了这两个字的另一种意思：我承认我在讲话，可我心不在这儿。有时我怀疑她注意力跑到别处去了，我会在话中插进一个荒唐的句子，譬如：“我给你吃一大勺儿鸡油，好吗？”或“咱们脱光衣服去遛狗怎么样？”如果她回答“嗯”，我就知道她的心在想别的事，就不跟她讲话了。有时，一刻钟或半个小时以后，事情想完了，她会烦恼地追着我问：“刚才你到底跟我说什么啦？”这种现象偶尔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歌苓写作的时候一般不接电话，有时她非接不可，比如等医生给她回电话。偏偏这时，一个陌生人打电话进来，推销什么东西或服务。最讨厌的是我们的信用卡公司，因为你一旦答应了，他们马上把货品或服务打入下个月的信用卡账单上。歌苓接了此类电话，听而不闻中忙着答应了，然后挂了。几天后看信件时，我问她咱们什么时候定过这个每月四十美元的律师保险的破玩意儿，或咱们干吗加入那个每年交两百块的莫名其妙的旅游折扣俱乐部？她根本记不得什么时候接过这个电话，讲了什么话。所以我只好打电话到这些公司去退账。更严重的是，有一次一个美国出版社来了电话跟她确定她签名售书会的日期和地点。她都答应了，也没跟我说，以后一切都忘了。几天后，出版社着急得来了电话问我们怎么那天黄牛啦？歌苓非常后悔，觉得自己太不像话，可是根本不记得那次电话。为了避免这种“心不在此却一切答应”的现象和它很痛苦的后果，我越来越多地闯入歌苓的约会和时间安排。我每年把一个大日历挂在电话旁边的墙壁上，按月份把页数翻好。在电话旁边，我把所有的小条子都退了，只留了一个厚本子，免得她把电话号码或约好了的日子和地点写在小条子上，拿到另一个屋子里再不见了。每天我都检查本子的内容。如果我知道她跟人约定了采访，我就问她是什么媒体，电话、时间和地点都写在日历上，同时把信息打进自己的手提电脑。如果过两天我听她在电话上和另一个人约定同样的时间，我就赶紧举手指日历。到了约会当天，如果很重要(譬如我费了很多力给她约定到医生处去咨询)，我会在早上上班之前在饭桌上给她留一个字条，把她手提电话也放在旁边，等她起来了以后会发现。如果是她头一次去的地方，我会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打出从网络下载的方向和小地图，用传真发到家里。在她差不多该离开家的时候，我会再给她打个电话提醒。怕她万一走失，这期间我最好坐在电话旁边，随时保留传真过了的地图。果不其然，她用手机给我打电话来了，说她刚下了地铁，地方都找不到，烦死了，马上要转身回家，那时我就问她在哪条街和什么路口，在电话上按地图给她指路，一直到她到达地点，才放心地挂断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