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此这般
李国文
人生如谷，这是我和我许多文学同辈人的命运。
其实，每个人都有走进命运低谷的时候，从八字来说，运交华盖是常事，流年不利是难免的。在诗人眼里，叫作“月有阴晴圆缺”；老百姓的话，叫作“人有旦夕祸福”。但浮沉跌宕的幅度，达到碧落黄泉的地步，而且谷底是无止境地延伸下去，永远走不到头，好像也只有我和我的同辈人，才能享受到这种时代的“宠遇”了。幸欤不幸欤？也就不去说它了。反正二十多年的低谷，在人类折腾史上，倒也并不罕见，非独对我辈优待。有的人，永远走不出低谷，便埋葬在谷底，永世不得翻身，固然是悲剧；最后走出低谷的人，侥幸还存活下来的人，浑身伤痕累累，苟延残喘，难道就是喜剧吗？我看也未必。
因为，无论怎样豁达，怎样想得开，顾念到人的生命如此有限，是陪不起这种残酷的政治游戏的。想到这些一生中最好的岁月，最精华的、最能干出些事情的年代，就这样被强制着虚度过去，是不大容易笑得起来，除非这个人有毛病，才会说出“娘打儿子”的话。这也是我不大愿意回过头去看的缘故，也是在我的作品里，不大愿意把结痂的创口再撕裂一次的原因。现在那些不停地唠叨自己是五七年的“勇士”，我总怀疑他们至少要比我幸运。一个死过不止一次的人，他会津津乐道，像逮住一个有把的烧饼，把死亡过程说个没完没了吗？
现在，还是把镜头摇回去，先从我外祖父为我起的这个名字谈起吧！
那是一位捧着水烟袋、在农村里教私塾的冬烘老先生，煞费苦心拟就的。老式的中国名字，只有一个字是属于你的。其他两个，一个是属于你家庭共有的姓，另一个，是你同辈兄弟姐妹共有的排行。我的外祖父为我起的名字，绝不表明他预见到我将来会以写小说和写一些骂人的文章来谋生糊口。但是，在那位老童生的心目里，存在着对于儒家文化传统的虔诚，认为这个“文”字，是个挺好的字眼。
呜呼，那可是大谬而特谬矣！在中国，自从仓颉造字以来，文和文人，走运者并不多的，而潦倒文场者则比比皆是。这样，名字中的一个“文”字，后来，应验了我的一辈子，使我越来越觉得其不可取了。可有什么办法呢？中国人讲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也就只好将就了。
那是1930年，上海，我出生的日期为农历的八月二十四。
那一年是民国十九年，适值处于里下河地区的江苏盐城，我的原籍故乡洪水泛滥，水深数丈，累月不退，淹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当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鬼子进入上海租界，我因逃难头一次回到老家时，乡亲父老回忆起我出生那年的这场水灾，指着墙壁每次被水浸泡后留下的一道一道的渍印，说明从祖先起为什么要离开这个穷乡僻壤的原因。
所以，盐城至今犹是江苏省的尚未富裕起来的地区。因此在旧社会，即使不发生洪涝灾荒的话，也未见得丰衣足食，更何况兵灾匪祸。于是，很多乡亲便跑到上海滩来混饭吃。“江北人”被上海原住民看不起，和现在发达国家看不起中国人一样，就因为穷。而由于穷，唯有靠打工、卖苦力，从事低贱职业谋生。据说旧时上海拉黄包车的，以我家乡人为多。
我祖先拉没拉过，已湮没无考。但到我父辈这一代，也还不过是小市民一类。尽管努力以为不是，穿长衫，而不穿短打；戴礼帽，而不戴瓜皮，会说两句洋泾浜英语；吃西餐知道哪道菜用什么刀叉，以为自己有点教养，似乎家境还算不错。但骨子里，仍是地地道道在上海无数弄堂里生活的小市民，是无疑的。
不过，我父辈那一代，是属于那种善良老实的小市民。这绝没有涂脂抹粉的意思，因为不论在什么社会里，善良老实，总是与懦弱同义，是一种没有多大出息的人群。我之长久以来缺乏一种抗争的意识，大概就是胎里带的毛病了。但我也感谢这种自小就形成的本质上的善，努力与人友好，努力珍惜别人哪怕点滴的情谊，努力为别人做些事情（如果我有这种可能时）。当然，对那些具有侵略倾向的家伙，不管他多么权威，多么有资格，多么强大，多么有力量，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实在没有办法，不得不在霸势、强权、政治迫害下弯腰低头，甚至坠入恶狗村受尽挫折，我也尽可能地保持最起码的尊严，尤其在心灵上，我想我永远也不会臣服于哪个王八蛋的。这一点，也是我于倒霉中更加倒霉的原因。
小人，对哪怕比他稍稍高明一点的人，也会嫉恨得牙痒的，而你居然在精神上敢对他藐视，为此付出痛苦的代价，也是应该。虽然他可以把你剥夺到零的程度，但他心里明白，你掌握的知识，你占有的文化，你读过的许多他没有读过的书，你受过的他哪怕恶补也不赶趟的教育，也就是我那名字中的“文”字所代表的一切，是他们所拿不走的。正是这些我拥有的唯一财富，使得我有勇气去面对一切。
然而，我知道，我根子还是小市民，容易满足，容易退让，容易忘却，容易轻信。研究我自己和别人身上的小市民心态，倒成了我在作品中常常探求的主题。在社会中这个特殊层面的人群，很难用经济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认识。大城市里的小市民，既是一股涌动的力量，也是一种可怕的惰性。每一个细胞都有逃逸出这个整体的不安于位的企图，无法实现以后，也能迅速找到乐在其中的理由。有的人，会对比他强的人忌妒得心痒难禁，也会对比他不如的人奚落耻笑而获得慰藉。这等人，永不满足又永远满足，有吞吃一头大象的欲望，但无捉拿一只耗子的决心。有的人，拜金主义和对权势的慑服，使得某一部分神经特别发达，但对庸俗、卑劣、堕落和无耻，又往往显得麻木和习以为常；有的人，变得刁蛮，便恃强耍赖，是当狗腿子或白相人的好材料；有的人，无大能耐，无大出息，但求三饱一倒，然后关门骂皇帝，或东家长西家短，使庸俗的社会更加庸俗而已。无论小市民中的谁，一个个活得既开心，也不开心，似乎痛苦，又并不十分痛苦。这就是我认识的那些弄堂里的芸芸众生。不过，这种小市民习气，这种庸俗，如今，并不局限于那些弄堂里。在我厮混其间的作家队伍里面，那些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等等衣冠楚楚之辈，日久天长，也看出来有那么一些人，并不比小市民好到哪里去，甚至更下作，更无聊，更浅薄，更他妈的不是东西。
但年轻时却不知道世界上无处不是高尚与卑污同在，光明与黑暗并存，记不起是哪位哲人说过的话了，“文学是我的理想国”，在那样一个纯粹小市民的氛围里，我并不清高，但多少希望有一些清高，于是，书籍是唯一的可以逃避现实的去处。这也是我在上海淮海路的一间中学，读到了高中二年级，因为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无法读到毕业，便选择报考到南京去读戏剧编剧专业的动机，这是1949年的事情了。人，虽然对自己的前途无法把握，但对于自己最终走上了哪条路，还是有轨迹可寻的。
这就要感谢在我求知欲望最旺盛的年代，有许许多多可看的书；也感谢那个年代里，竟然没有许许多多“敬惜字纸”的劝善者，谆谆教导你应看什么书，和不应看什么书；即或有这样好为人师者，还有既可以听信和依从，做一个乖孩子，也可以当作放屁，不予置理，愿怎样就怎样的选择权利。
那时，在这座国立的戏剧专科学校里，已是风雨飘摇，人心思变，根本念不下莎士比亚和易卜生了。这或许是我至今想写戏而写不了的原因，也大概是我小说中残留某些戏剧化弊端的根由。人容易定型，文也容易定型。文学性格和人的秉性一样，说改也难。另外，一个作家应该明白你的读者的口味。你为你的读者写，只要他们看你的书，买你的书，就行了呗！又何必一波一波地追风逐浪做弄潮儿呢？当然，这有点护短，但文无定法，何必一定要合乎什么规范和潮流呢？我觉得这样写得舒服，写得痛快，别人说长道短，干吗要往心里去呢？
所以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说我作品好就好，一个人说我作品坏就坏的。即使所有的“评论家”都对我摇头，我也抱无所谓的态度。写文章本来不易，还要抬头看这看那的脸色，实在太累。再说二十多岁时，为写小说闹到离死只有一步之遥，命都差点送了；现在，年过花甲，还有必要在乎别人说这说那？
随后，南京解放，我就到了北京的华大三部，到了很快成立的中央戏剧学院研究部。接着我调到天津铁路局文工团工作。是创作人员，很惭愧，其实我什么也没写过。
虽然，我很想写，但在文学这条狭窄的路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并不容易。1954年我从朝鲜回国，到1957年在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工作的这段时间，正好赶上那也许是中国文学上的一个初醒期。
北京的春天，总是匆匆来，又匆匆去的。在这个文学春天的尾巴，腥风恶雨的1957年间，我终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改选》。先是寄去了两三个短篇，那是我第一次投稿。很快，收到回信，我就到那时在北京市东城区的小羊宾胡同里，一座有影壁的四合院里的编辑部去谈谈。谈的结果，就是《改选》，他们说这篇最好，先发它，于是，我一生的全部灾难，就从这篇小说开始了。
幸也文，走上文学之路；不幸也文，饱尝二十多年的苦难。
一篇短篇小说，一篇被认作大毒草的短篇小说。过了几十年后，它被当作“重放的鲜花”。所以，我由此不大信赖对于我作品的任何判断。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好和坏，除去自我感觉良好者外，作家自己心里是最有数的。
说真的，事后回想1957年，命运要跟一个人开起玩笑来，那往往是相当残酷的。一切都那么顺畅，几乎毫无周折就写出来，就发表了，而且，立刻引人注目。当然，也因此一下子为这篇小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想不到从此跌进了人生低谷，竟会度过长达二十几年之久的艰难岁月。
所以，“文”这个字，并不总是美好的。这二十多年，一言以蔽之，便是幸而不死。
对了解的人说这些，已无必要，对不了解的人说这些，也未必能生发出切肤之痛。个中滋味，非当事人也难体会。但不少同辈作家呕心沥血的努力，我是敬佩的。历史和文学的区别，大概就是在于前者把痛苦挤干净了，而后者则不然，这也许是文学生命力的所在。因此，个别卖乖者的嘴脸，实在够龌龊的，而大谈苦经，给自己捞什么资本，也不敢恭维。
打成“右派”后，一直随着铁路新线工程部门流动，过着辗转南北不安定的生活。山之高，水之深，暑之热，冬之冷，加上比这一切总和还要苦痛的人间滋味，全领受个遍。
有时候，我非常后悔写那篇构祸的短篇小说。有时候，我看到别的人并不因写什么东西而同样永劫不复，只要这个世界上存在有小人，即使你一个字不写也照样谋算你，想想，也就不再懊恼了。无论如何，这篇小说是奠定我文学自信心的基石。一个人，在创作的途程中，若无自信，大概只能任人俯仰，顶多写出和别人差不多的作品。若无自审，便会膨胀，跟着，大概也就写不出超过别人的作品。因此，信心是第一位的，特别在刚刚起步的阶段。
记得在1957年和以后对《改选》的咒骂声中，有一位获得过斯大林奖的资深作家也参与了鼓噪的行列，实在让我对前辈作家的尊重感情打了很大的折扣。在初学写作者心目中，这些头顶上有光环的人物，即表现出那么一副讨好当局的可耻嘴脸，令人齿冷。这位大人物，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隐含的敌意》的批判文章，对准了当时才二十几岁的小青年，一下子把我置之于死地。
所以，我发誓，有朝一日，我要是能够成为作家的话，一定要对年轻人宽容，“奖掖后进”这四个字不敢当，如果能给青年作家帮一点忙，绝不吝惜气力。允许年轻人东碰西碰，不一定都要当妈妈的乖宝贝。谁学起步不摔两跤呢？这也是我1986年接手当《小说选刊》主编的一段内心隐情。
从1979年开始，便是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了。
这一年，平反，我回到中国铁路文工团任创作员，在此之前，“文革”结束，我就燃起写作的欲望，写成了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但返回文坛的第一篇作品，却又是一篇短篇小说《月食》，说来巧合，也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光阴荏苒，距离《改选》，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嗟夫！若时光能倒转，该多好！
也许因为文学更接近了文学，也许因为那是整整窒息了十年，甚至还要长得多的文学空白期过后，人们需要文学，因此我和我的同辈人的作品，如此蒙受广大读者的青睐也有些意外。看到自己作品的反响，当然是一种欣慰。但如果看不到其中有读者饥不择食的因素，那就是不清醒了。我常想：文学的轰动和冷落，并不完全与作品自身价值相吻合的。那引起洛阳纸贵的左思《三都赋》，现今又有几个捧读呢？人为地抬爱也好，故意地贬低也好，都无伤文学之大雅。
文学就是文学，它可以一时被人这样扭过来，一时被人那样拧过去，但历史将证明，文学，最终还是要遵循它自身规律前进的。好的，留存下来了；不好的，尘封起来，再也无人问津。
所谓好，又谈何容易？努力吧！有一条，不写那些让人感到恶心的作品，大概可以做到。所以，能写，则写之，不能写，则不写之。无期求，尽绵薄，若读者赏眼，大概还会写一些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的作品。这便是1990年《小说选刊》被停掉以后的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的现状。
仅此而已，真没有什么可说的。
2.守着这个“文”字
崔道怡
“文”字所代表的一切，是他们所拿不走的，正是这些我拥有的唯一财富，使得我有勇气面对一切。
——李国文
《改选》之前
老郝死了！
他是静静地在人群的声浪里死去的。
全场沉静下来，静得连窗帘簌簌的飘响都听得见，寒风带来了春的气息……
这是李国文的处女作、成名作同时又是致祸作、传世作短篇小说《改选》的结尾。
四十年前，我是《改选》的第一个读者。那时，我刚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当见习编辑。承蒙领导器重，让我初审京、津、华北地区自然来稿。所谓初审，就是要披沙拣金，从数以万计的自然来稿中选出那概率为万分之一的可用之作来。半年多的时间里，我退掉了大量稿件，还没能够选出一篇我满意的可用之作。也许因我口味偏高，在大学里读的多是古典和现代足堪传世的篇章，当代小说即便知名也看得不多，所以一般习作很难引我瞩目。就在无奈之时，眼前豁然一亮，我看到了李国文的作品。
首先吸引我的是那严谨的字体：横平竖直，方正工整，仿佛是在刻写蜡版；更改之处，并不涂抹，而是另剪稿纸方格贴补起来。我头一次见到初学写作者对自己的劳作这般认真自重，且勤恳自信。他是把五个短篇小说一块儿投寄过来的，猜想他已修炼多年，而今就要正式出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