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把《没意思的故事》比作戏剧小品，又未免是一种亵渎。因为电视所映的某些戏剧小品算不上艺术品，不过是娱乐品，仅供观众开心一刻。《没意思的故事》则如鲁迅所评《儒林外史》，“集诸碎锦，合为帖子”，汇集了人生的苦辣酸甜，蕴藉着作家的深情厚意，是“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的。这样看来，说戏剧化是李国文系列小说的一大特色，也未免是皮相之言。李国文毕竟是小说家，戏剧化之手法，只是凸显和强化了他小说之叙事、抒情、喻理，特别是塑造人物的三维力度与个性色彩。他小说的总体味道，还在对于人世、人生、人情之刻画、揭示、抒发的深切、深入、深沉。若非具备厚实而宽广的生活体察，若缺乏对生活底蕴的穿透性开掘与升华性提炼，是难做到如许之深的。人不深没有神，事不深没有韵，情不深没有味，理不深没有魂，李国文的笔深到心里去，他写出的人、事、情、理，便有韵味、有神魂。这不仅是技巧问题，更重要的在于气质、品格、风味。李国文之艺术风味，与其说近似欧·亨利，不如说更像契诃夫。他能使你忘乎所以进入那个虚幻而又真实的艺术境界，他能让你感同身受体会那种熟悉而又陌生的人生滋味。他给你甘甜，又给你苦涩；他给你辛辣，又给你清爽。他是森林，他是大海。“森林有宽阔的胸怀，张开臂膀接纳所有涉足其中的来访者。“无论谁在林间漫步，都不会毫无所得。几串蘑菇，一把山珍，一束鲜花，总会带有些许惊喜。”（李国文《电梯谋杀案作者的话》）“海无静时，在不停地运动着，有它温柔的时候，也有它愤怒的时候，因为它无遮拦地展现自己，你可以把握住它。”“虽然，海水有一分咸，有一分涩，有一分腥，但更多的却是那难得的清新和温馨。”（李国文《冲浪者的乐趣》）——这就是李国文。
如果是一棵参天大树，挺拔于作家之林；或只是一条婀娜小溪，婉转于小说园地，都无妨可以说是卓尔不群的。但卓尔不群之作家，又堪以森林与大海作喻者，必须具备渊博学识。天资聪颖、机缘契合，跟着感觉走，也能写小说，际遇独特，潮流推涌，善于冲浪者，也能成气候。然而无论先天条件多么优越，假使后天修养过于单薄，终究难成一流大家。当世作者跟现代名家比、现代名家跟古典大师比，差在哪里，缺少什么？智慧和学识之量与质，便是重要标志。李国文在其随笔《智慧之美》中说：“对于命运的领悟，人生的豁达，世情的谙悉，社会的了解，所言所行，常常于不期然中所闪烁出的智慧之光”，乃是美所不可或缺的。而“最可贵的是阅历，智慧则是吸啜人生、体味世态的精粹升华”。可见当作家既需要有机灵劲儿，又需要有相当的学识修养来垫底儿。
及时意识并急切提示这一要素的，是王蒙。王蒙本人属学者型，相与颉颃者是李国文。能跟他们旗鼓相当的，恐怕至今屈指可数。有些作家所缺少的，甚至首要不在学识，该先打好文化基础。我曾见过一位名气颇大之作家，推荐一个小有名气的新秀，申请加入作家协会所填之表，后者愣把《现代汉语词典》里两个以十字为左偏旁的协字写成“宁”（另一个为博），前者却称赞他为先锋中之“姣姣”者（崔按：那个新秀并非女性，推荐者也并非耍俏皮）。这两位的水平，跟王、李怎可比！李国文对此不以为意，作为老作家，他是宽容的，“写两个错别字，语法经不起推敲，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李国文《智慧之美》）而我作为编辑，是难以容忍的。稿件经我之手发出，错别字若改不胜改，花费我的精力不说，有疏漏挨骂的却是编辑。常有读者来信责问：你们是干什么吃的？给我们吃的净是沙子！代劳还得代受过，怎能让我对那些缺乏自重的写匠们瞧得起呢。
话虽如此，错别字说到底算不上大问题，作家照当，像模像样。但在那一系列著作的行间字里，有没有、有多少，有怎样文化、文学、文字的素养、气质、功力，归根到底会检测出其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家的。如果说有时候小说的情节性更吸引读者的注意力，那么在随笔里学识的含金量则明显决定着作品的成色。近年随笔随处可见，似乎谁都随手能写，见多识广水平高，固然擅长随笔，打个喷嚏放个屁，也能随意凑一笔。但哪块是石头哪块是玉，哪颗是珍珠哪颗是鱼眼珠，凡有一定文化者，是不难鉴别出来的。早年曾见一篇随笔，其间引述一副联语：“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当时感慨，确实如此，李国文便是一个例子。他受天磨无需说了，他遭人嫉想必不少，可从他的一些随笔推测出来。他有一些章节对忌妒这恶疾痛下针砭。
“文”字所代表的，在李国文那里，不只是人品，首要在人格，所以我又冠以德高望重。德高望重这句成语，若按李国文随笔《语言的误区》来推理，也已进入误区，成为对年长者常用的恭维话。我跟他同辈，无须奉承他。我之所谓德高望重，仅为概括作家类型，德指文品中之人格的等级与分量，望指在读者和同行中的地位与影响。李国文在这两方面，伟岸，沉稳，都足够高与重，是属于建国初那一批老作家中的仁厚长者。
李国文属于社会型作家。然而哪个作家不是社会的产物，又有谁跟社会没联系呢？之所以单列出社会型，是跟近年来涌现的自我标榜的私人型相对而言。其实这种分类并不恰切。真正的艺术品无不都是私人的独特的，没有个性便没有创作。可是强调本性完全排斥并脱离社会，则既不真实也无价值了。一些私人型作家的作品，一味张扬自我，不惜贩卖隐私，实际上谁也没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得开地球，即便隐私暴露得须眉毕现，若丝毫也没有社会的道德的含量，不过就是那么一撮毛罢了。而社会之承认作家，历史之接纳作家，主要是因他们能做社会的代言人，他们常是历史的预言家，如李国文。李国文以其文之入世而脱颖出世，以其文之愤世、警世、济世而卓立于世。他是我国文坛最富有社会责任心与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之一，他之艺术的忧国忧民思想脚步，常能走在时代前面，善于并敢于为天下先，且矢志不渝，始终“有勇气面对一切”。这种精神，焕发于他的闪光文字，并将不断发扬光大。
李国文属于道德型作家。这不等于说相对就有个缺德型作家。不过确实存在着那么一些全然不为国不为民只为一己之名与利而写作的人，确实出现过那么一些按照传统道德观来看起着坏人子弟作用的恶俗文字，更有甚者，卑鄙到以文整人，下作为精神娼妓。而我国自屈原至鲁迅传统之文人品格，该是“文以载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疗救国人之灵魂”。李国文是心系传统之中，又不拘于传统之人，他的为文之道：“我主张文以载道，但也不必篇篇载道，字字载道，作者痛苦，读者更痛苦的事情，何必多做。但又不可不做，篇篇风花雪月，不敢直面人生，也未免太怯懦了些。我主张作家还是应该尽量真诚，把爱献给大多数人”（《中国当代作家选集李国文卷自序》）。“有一条，不写那些让人恶心的作品，人概可以做到”（李国文《如此这般》）。他无疑做到了，他面向的是大多数人，他献出的是真诚的爱。因此他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真诚爱戴，他被诸多比他年轻、跟他同年以至比他年长些的作家，公认为可亲可敬的“老大哥”。
这就该说到人如其文了。既已德高望重，自然人如其文，但因有些作家人不如其文，我仍想借题发挥一点感慨。对于这种人与文相分裂的状态，历经多年切身体验，感受愈加分明。年轻时，读名著，赏心悦目，如坐春风，以为那能写出如许优美文字的人，其心灵必然也是美的。后读那些古典与现代名家传略，也印证着所感属实。但工作后，成为职业读者，仍以这样心愿看待当世作者，跟这样那样作家诸公常打交道，逐渐发现有些事情出乎意料。
个别头上顶着人类灵魂工程师桂冠者，其内心与行止之虚假、恶俗、丑陋，令人咋舌。他们笔下的真、善、美，是做给人看的。一般读者看见的是麒麟皮，我作为编辑常获悉内情，便能看见那麒麟皮下的马脚。李国文以作家之目光观察他的同行，看得比我就更清楚。他《如此这般》揭示：“在我厮混其间的作家队伍里面，那些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等等衣冠楚楚之辈，日久天长，也看出来有那么一些人，并不比小市民好到哪里去，甚至更下作、更无聊、更浅薄，更他妈的不是东西。”
作为编辑，我对“更他妈的不是东西”的作家，感触最深切的就是“成名脸就变”者。当其初投稿，你选出了他，他称你为恩师，恭谨之态可掬。一旦作品发表，其人一举成名，名声越大架子越大，脸面随之大大变化：脖子梗起来，眼珠翻上去，连鼻孔喷的气，嘴巴哼的声儿，都跟以前全然不同。犹如清纯的村姑一下子变作了骄横的贵妇。这时在其眼里，你便成为奴仆。
李国文对编辑，一向是尊重的。他在1985年所写《编辑与我》里说过：“编辑的劳动，是一种付出代价，但成果却并不属于自己的劳动，是一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劳动。正是由于编辑的劳动，才得以保证使作家的劳动，不致付之东流。”他把编辑比作能使作者到达成功彼岸的摆渡人，“他把你渡过了河以后，人们只知道你的作品和你的名字。但是没有摆渡人的努力，也许你永远站在河边踟蹰，而到达不了成功的彼岸。如果作者在过河以后，把摆渡人扔在脑勺后的话，就不免欠妥了。”他的这篇文章，以《改选》之出世为例，借以再次表达对我的感激。那时他早已是大名家，仍“念念不忘”我对他的“发现”，称我是使他“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个摆渡人”，须知当年正是因我选出《改选》，使他“才一登岸，便跌进深渊里去了”。我对他的命运，曾经起过负面作用，但他只从正面理解，“决无半点嗟怨，从来也不曾埋怨过”。他记着的是：“假如那一天，道怡在处理我的稿件时，塞进字纸篓，或者夹张铅印退稿信寄还给我，那样，也许会一笔勾销我的文学之梦。”“在我重新提笔挤进新时期文学大军的队伍以前，和我文学上的摆渡人，只有那次编辑部会见的两面之缘。道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让我能贴切感受到的。他希望我成功的炽热的心。希望别人成功，帮助别人成功，这是一个真正的编辑无与伦比的美德，道怡是这样的人。”我相信李国文这些话是真诚的，但我想他早有自信：禀赋作家基因，总会有所创造。我当然也自知（没有这点自知，也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编辑了）：这一过河者遇到那一摆渡人，无非是一种缘分。他说我的话，实际上是对编辑的一种情分，他甚至还为编辑抱不平：“一部文学史，上面刻满了作家的名字、文艺批评家的名字、领导文艺运动的人的名字，独独没有编辑——为我们摆渡过河的人的名字，这当然是不公平的。但具体到一个作家来讲，这种不会忘却、不该忘却的感情，又是很浓的。”这就足够足够了，编辑从来都无名，遑谈能上文学史，只要作家对编辑怀有这样浓的感情，则幸甚。
在编辑队伍里，我更是幸运者，因为还有不少作家，也像李国文这样看待我。王蒙在1981年为我之《创作技巧谈》作序时说：“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提起崔道怡和《人民文学》的其他老编辑，都会有一种感谢与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多少人经他们的手立起来了，‘打响了’，然而，他们是不声不响地默默地做着‘人梯’的工作。想到这里，我眼里、心里都发热。”如许深情，我从作家的心声和眼神里，领受多多。但有一件事，则是唯一的。四十年来，把我作为编辑最初写给作家的信，保存至今并复印出来给我留念的，只有李国文。这又是怎样的情分，怎样的缘分！正是这四封信，唤起我的万千思绪，从而写下这么多这么杂的回忆与感想，显然不合“侧影”写法。而我觉得，这仍只是从我的角度尽我的力度为李国文勾勒了几个浮泛的侧影。且又觉得，与侧影同步，也该为诸名家的评传积累下翔实的史料。否则，虽只四十年，即便当事人，回忆难免也有出入。例如《如此这般》说，李国文先寄来两三个短篇，是编辑部找他谈过后才有的《改选》。还曾有见证人“写真”说，李国文不是寄来而是把五六个短篇亲自送到编辑部的。这样说的效果，都将表明《改选》并非经我之手从自然来稿里选拔出来的，这便不合事实。设想当初若不是编辑部因《改选》而轰动，恐怕未必要请作者来见面的。李清泉的序言可作证：《改选》等篇“是在会见之前看了的”。我这些信，更是“证据”。1957年5月4日告以收见《初恋》的信写道：“前五篇正在编辑部传阅，这一篇也一定尽快看完。我们很希望能和你面谈一次，不知你什么时候有时间？”5月10日的信，通知决定发表其稿，同时约定会面时间，并且说明“若有公务在身，可凭此信请假”。我把这史实，告诉李国文，电话听筒里传来他呵呵呵的笑声：“那是我记不清了，当然得以你的为准。可见有些纪实写真，也不一定真实。历史也不是都可信……”由此而生发的感慨，又该是他新的一篇小说或随笔之一点意思了吧。
瞬间一闪之念，常成燎原之火，李国文便是此类灵性作家中之敏锐者。仅只在这点上，他的面容跟其才情似不吻合，而在骨子里，人确如其文，相貌跟品德则极其吻合。他是名家系列中最平易近人的一个，厚道仁和丝毫未因名之增长而有所变化，一直没有让人感觉不自在的名人架子，没有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名士派头，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总是那么一位笑眯眯乐呵呵的仁厚长者。
这一次李国文在他名字中的一个“文”字上做文章，说“那‘文’字所代表的一切”，是他“拥有的唯一财富”，可以使他“有勇气去面对一切”。我想顺其文意，补充几句：真正的“文”字下面，无不有一个真正的“人”字支撑着。人如其文，才是真正文人。李国文拥有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文”字。
守着这个“文”字，任它这样那样的人间“月食”，也一定会将更加皎洁、更加娇俏动人的新月之光，泻满山林，泻满整个大地……
3.我的导师李国文
毕淑敏
国文老师面有佛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