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财政拮据，奕劻与朱尔典私下勾兑，唐维雍出使欧洲，与四国银行商谈借款。晚清以来日益深重的外侮，沉重的债务和捐税，一步步加深清朝的统治危机。20世纪初清朝的国际信用已到崩溃的边缘，若不以部分主权作抵押，基本无人肯借，那么在朝廷看来，铁路不失为一个可选择的抵押品。当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准备抵押出让的消息传来时，节衣缩食凑齐1400万两铁路股金的蜀中父老愤怒了，就这样“被贡献”了？连个基层调研和听证会也不开？立宪派主导的保路同志会于是成立，成都平原顿时成了一口沸腾的火锅，赵尔丰无力弹压，只得向朝廷乞兵，当湖北新军主力向四川进发时，武昌的枪声已经响起。
影片中，清朝向四国银行借款事件贯穿始终，川汉铁路收归国有是为了给借款作抵押，武昌起义一击成功，很大程度上因为湖北新军大部赴川镇压保路运动，而各省竞相独立，清廷土崩瓦解，又是因为四国银行拒绝向清政府贷款，遂使政府运转难以为继。与其说铁路问题是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如说是这一时段的财政赤字引发了晚清以来的民族问题和政治危机，同时这也是中国两千年专制主义所带来的天灾人祸的总报应。
顺便提一句，民国肇始以后，财政危机并未缓解，而袁氏当国时期，《善后借款合同》、为换取日本援助而签订“二十一条”都是因财政困难而起的政治丑闻。
武昌起义当晚，熊秉坤（杜宇航饰）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这本来是一个突发事件，所谓“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其实应是事后诸葛亮之言，当时的观察家并未真正给予它多大希望。尽管半年以来人民的不满像洪水一样被积蓄着，但这个突破口究竟在哪里，大家心里还没有数。
此前革命党人的活动大体遵循以下的模式：募捐——购买枪械——招募人员/收买会党——集结，制定作战计划——计划泄露，被迫起事。然而一系列的失败之后，作为捐助主体的海外华侨，他们的支付能力基本见底，影片中司徒美堂卖掉了祖宅，而历史上张静江的生意也因资助革命而元气大伤，孙文的哥哥孙眉几乎倾家荡产。严酷的现实使得革命党人不得不采取更为经济实惠的革命路线，那就是活动新军。作为军人，枪械可以自给，住处有营房，生活所需依靠军饷，战斗是他们的职业，不需要另找人训练，而且本片的主角们，即湖北新军，从张之洞建立他们开始就有招读书人的传统，因此思想比较先进，可以说是物美价廉的革命主力。但是清廷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对他们进行枪械和弹药分离管理，于是就有了影片中的那一幕：军官命令士兵退出所有子弹才能收操回营，而在彭楚藩、杨宏胜、刘复基三烈士遇难，起义人员面临生死一线的当口，熊秉坤抬起了决定此后一百年历史的枪口，让子弹飞了一把。
多年以后，熊秉坤、鹿钟麟（1924年北京政变驱逐废帝出宫者）、溥仪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相遇，合影留念。这张一笑泯恩仇的照片，至今在伪满皇宫还可以见到。
片中黎元洪（姜武饰）被逼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历史之奇怪，就在于它总是在一些奇怪的时间、奇怪的地点把一些奇怪的人放在舞台中间，比如项梁立的那个楚怀王、赤眉军立的那个刘盆子，还有革命军立的那个后来官至大总统的黎元洪。此公素有黎菩萨之称，而在事发当日却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被人在卧室里抓壮丁当了都督。实际上湖北革命势力的政治版图大体分为三块：共进会、文学社与新军。这三股势力的领袖中，孙武因调试炸药不慎炸伤，蒋翊武在逃，张振武及其所属部下新军则遵循中国人“蛇无头不行”的旧例，找了一个看起来忠实憨厚、易于控制的黎公做都督，黎元洪被枪顶着上任，成为一百年来政治漫画的极佳素材。
这一天黎的遭遇至少为以后的历史埋下了若干伏笔：一个当然是关于黎元洪自己的，以及和他相关的如府院之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一个是张振武，他对黎元洪名义上尊崇，实际上轻蔑的态度决定了他日后的命运，别说黎胖子，连黄胖子他都瞧不起。最憋气的是同盟会诸同志，本来中部同盟会派居正和谭人凤（这二位重要人物在本片都打酱油了）除了协调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关系以外，也负责向同盟会总部汇报当地的革命形势。偏生在监狱里的胡瑛同志鉴于以往屡战屡败的经验，力陈武昌危险，总部不可轻动，所以宋教仁果然没有轻动，黄兴迁延于途中，群龙无首之下，才有了黎大都督临危受命。其他人来了，木已成舟，也只好打下手了，胡瑛自此不见容于同志们，只好投靠袁氏，后来成为恶名昭著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姜武饰演的黎元洪，是历史上最有英雄气的黎大都督，也算是个突破吧。袁世凯（孙淳饰）的观望、投机和最后的选择，无疑地，这是一个具有枭雄气质的人，尽管一米五八的身高（据说）和半尺多高的肚子使他看起来不那么英伟。他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复杂的人之一，废除科举和尊孔祭天，出卖维新变法事业与推动立宪改革，创立近代司法制度与提倡复古倒退，在朝鲜抗击日军与默认“二十一条”，这些看似不可能在同一人身上并存的事件，几乎都出自他一人之手。你可以说他是个机会主义者，唯一的原则就是夺权，“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这样的诱惑，哪个野心家能对它有抵抗力而不垂涎欲滴呢？
回到1911年底与1912年初的历史现场，复原这棋盘上的黑白对弈，为袁世凯打算你不能下出比这更好的棋了。伏处草莽，以足病要君不出，是因为他自信有足够的本钱可以和朝廷讨价还价；价钱出得足够了，就向汉口、汉阳猛攻一记；大半个中国已脱离清廷统治，他也驻足观望，不对武昌下狠手，派唐绍仪抛出橄榄枝试探一下；看见清廷事不可为，于是授意部下以请愿为名逼宫为实相威胁。于是无论在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遗老遗少还是新青年们的眼里，他都永远无法摆脱大白脸的形象。
当然最后他“成功”了，然而这就是反清革命兴起以来无数志士甘冒刀锯鼎镬、枪林弹雨，以尸山血海换来的完美结局吗？他本来有机会可以成为华盛顿，是父权社会和专制主义给他的温情太多了吗？演员孙淳似乎用他那狡黠的眼神回答了我们，他就是聪明过头了，以至于利令智昏，他和他的集团生于不义，死于耻辱，害了中国也害了自己。所以鲁迅说得好：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由上影集团承制的电影《辛亥革命》已上映。有观众因“辛亥革命”这一题材而期待，有观众被战争的惨烈所震撼，也有观众为群星阵容所吸引。很多观众表示，大家虽然都在电影里找过明星，但是越看到后面越重视剧情和人物表现，一位中年观众说道：“看完电影，我回味的是情节，而不是明星。这段历史原本就涉及到很多历史人物，但是导演还能兼顾到各个人物性格的展示、人物关系的微妙变化，我觉得很了不起。”
现场看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身影，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或紧张或激动，无一不被剧情深深地吸引着。不少年轻观众看完影片表示自己上了一堂真正的历史课，“剧情紧凑而顺畅，事件一个接一个，让人的注意力基本集中在了故事推进上。以前历史课上的记忆，在这部电影中瞬间被点燃了。”很多90后也走进了影院，他们表示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觉得张黎导演通过电影对“辛亥革命”的解读很深刻也很感人，这些是教科书上没有的。更让人惊奇的是，还有一家三代人一同走进影院观看这部电影。
“战争惨烈让我深感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部大气恢弘的战争史诗片，《辛亥革命》再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表现了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献礼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影片《辛亥革命》汇聚了成龙、赵文瑄、李冰冰、孙淳、房祖名、胡歌、姜武、宁静等国内一线实力演员，全景式展现了辛亥革命史诗般的历程。导演张黎力破主旋律的“命题束缚”，深入挖掘宏大历史背后的心灵表达和革命情怀，打造出一部气势磅礴又深入人心的“战争史诗景观”。
《辛亥革命》远离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大和空”，不搞历史事件的串联堆叠和历史人物“走马观花”似的出场。导演张黎称：“《辛亥革命》这部电影除了献礼片固有的叙事结构外，在电影语言、人物造型、视听效果、表演、剪辑、音乐上，我们做了大量、细致的努力，希望在创作上回归‘电影本体’。”
电影《辛亥革命》一开篇，就呈现了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和风格，以秋瑾赴义始，通过一连串的牺牲，奠定影片悲情、铁血的情感基调，并点出了片中的落脚点：何为革命，革命的精髓在哪里，流血牺牲到底为了什么？影片中人性的回归和对心灵表达的关照，使《辛亥革命》散发出别具一格的艺术品格和艺术魅力。从一开始张黎就明确给影片定下基调，《辛亥革命》的突破不在于主题与思想上的出奇出新，而在于缅怀与寄望。缅怀辛亥革命的牺牲精神，寄望年轻人的青春激情与革命理想，借此向辛亥革命致敬！
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常用大场面来展现大气势、大情怀，《辛亥革命》很多大场面都用纪录片的手法，让摄影机近距离地贴近被拍摄对象，展现人在战争中的表情，张黎表示：“历史题材要刻画历史场面的大环境，但是大环境下每一个人物的内心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影片所言：“革命是让社会进步的理念从此深入人心……让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幸福自由的权利……”《辛亥革命》也让中国的“主旋律”电影从“心”出发，让中国电影寻求进步的理念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