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共向华北出动，撒豆为兵，力量迅速扩散至整个华北。中共的这一决策，为其日后在华北站稳脚跟、获得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抗战初期中共向华北广大地区的积极出动，是改变此前局处西北一隅，资源、地域、影响力都受到限制，面临发展困境的关键一步。
战前的华北，国民政府表面上拥有行政权，实际控制则十分有限。中央直辖力量，除刘峙曾经于中原大战后至1935年底在河南省做过几年省主席外，基本都在地方势力盘踞之中。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绥远的傅作义，国民政府都难以措手。河南在商震任省主席（1935年12月至1938年1月）后，商的力量开始壮大，中央和地方多种力量并存。河北更加混乱，有宋哲元的西北军老系统，还有原东北军旧部，以及在常年军事力量角逐中幸存下来的小实力派人物，如石友三等。
中日全面开战后，华北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经历剧烈的洗牌。河北的宋哲元基本失去原有地位，山东的韩复榘1938年初被枪决后，群龙无首，河南基本是南京中央和地方实力派共治，其下又有各种力量犬牙交错。华北大部分地区的权力混乱局面为中共进入后，迅速生根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总起来看，和苏维埃时期一样，抗战时期中共在各根据地的发展，武装力量仍然是绝对要素，同时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成为中共辅助武力进取的两翼。1937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武装力量确定开展独立自主游击战的方针，强调：“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根据这样的思路，八路军分散成各个支队向四面八方出动，和当地中共原有组织逐渐发展起来的武装力量及群众基础结合，通过武装与民众的互动，不断壮大自己。
由于各地环境、条件不同，中共力量也不一样，中共在各地的发展可谓同中有异。统一战线是抗战初期中共最经常使用的利器，
统一战线、群众运动、武装斗争，是中共发展互为促进的三要素。其中，河北地区由于统治力量薄弱，八路军在抗战之初就迅速前出到该地区，所以，中共依靠武装力量建设根据地的形态最为明显，像冀中根据地就是武装推动，同时运用统一战线、群众运动寻求生根、发展的案例。
中共与地方实力派构建统一战线的最典型案例应该是山西。山西的阎锡山和蒋介石长期周旋，保有对山西的控制权。1936年红军东征，中央军在援助山西的目标下，大举入晋。中共回撤黄河以西后，中央军仍然留驻山西，使阎深感戒惧。在此背景下，作为对南京潜在威胁的抗衡，阎锡山和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一样，选择与中共来往，试图通过共产党力量的引入，抵消南京中央的影响。
中共及时抓住阎锡山提供的机会，先是在1936年9月同意薄一波等中共党人参加主持由阎锡山任会长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有效实现对山西政治、社会、地方民众的影响。抗战爆发后，又促进第二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的成立，中共不少党员参加其中。由于有来自阎锡山的省政方面的支持，加上中共党人的大力推动，牺盟在山西的精耕细作，使其迅速覆盖整个山西。根据薄一波后来回忆，1939年夏，牺盟会在山西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时，“以牺盟会的名义组织起来的农救会会员发展到170万人，工救会会员发展到20万人，妇救会会员发展到30万人，青救会会员发展到30万人。这时，包括这些团体会员在内，牺盟会的全体会员总数已经发展到300万人左右”。尽管由于战时统计困难的原因，这一数据或不无夸大，但牺盟会组织群众的能力毋庸置疑。
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邻省，中共武装力量出动，山西也是首要的目的地。为抵抗日本、保住山西，阎锡山对八路军进入山西也采取了合作态度，正如中共报告中所说：“阎表示他决定留在山西打游击。他说：‘宁愿抗战死在山西，不愿流亡他省’。他说不能离开山西，意思大概是说：如他离开山西，山西就不会再是他的了。”在合作抵抗日本的目标下，中共武装力量挺进到山西东南西北的各个角落，构成日后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根据地的雏形。这些成为中共背靠陕甘宁地区、进出华北平原的重要根据。所以，中共在华北的扩展，向山西的武装出动及统一战线模式下牺盟会的支持，可谓功不可没。作为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发展路径，牺盟会的路径在抗战初期许多地区群众组织的发展中，都可以看到。尽管作为特定时期特定背景下的产物（比如薄一波的特殊身份、阎锡山复杂思虑下的支持），牺盟会的模式本身，很难在其他地区完全复制。
中共在山西的发展，和阎锡山的利益一致时，会得到阎锡山的支持；当中共不断发展，威胁到阎锡山对自身力量的控制时，阎和中共之间就会发生冲突。1939年底十二月事变后，阎和中共基本破裂。不过，经过双方间的折冲，中共和阎锡山破裂后，双方从各自利益出发，还维持着表面的缓和关系，没有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由于中共此前已经在山西打下扎实的基础，所以和阎锡山的破裂，不仅没有影响到中共在山西的发展，反而使其更加放手，中共几大根据地如晋察冀、晋绥、晋冀豫的发展，都直接扎根于山西。
相对山西牺盟会的大刀阔斧，中共在冀鲁豫地区的发展，不可能取得像阎锡山这样来自省级层面的直接支持，也没有八路军直接出动进入展开武装发动，而是通过小步前进、逐渐积累的方式，达到壮大自己力量的目的。
抗战爆发前，河南只有中共党员百名左右，是冀鲁豫三省中共力量最弱小的地区。但是，抗战爆发后，中共在此迅速以群众运动方式壮大组织，成为地方不可忽视的力量。河南是战前南京中央政府行政力量直接控制地区，不过地方力量和外来势力的争斗从未止歇，国民党内部对中共的态度错杂纷乱，尤其像河南这样本就派系林立、矛盾重重的地区，各派力量更是各取所需。中共在这里的发展，可以在国民党各派的缝隙之间求取空间。比如，抗战初期任河南省主席的商震对各方力量采取开放态度，就予中共活动以很大便利。中共在此的发展方式是，发起成立群众组织，宣传、动员抗战，取得社会乃至政权方面同情，为自身发展取得保护伞，当时报告所写：“组织民众最好是能取得当局委任的名义，取得它的保护，而且取得行政权力的帮助（例如西华的群众组织的发展）。如不可能，至少在组织起来之后，在工作上表现这个组织是拥护当局进行抗日工作的。这样，当局至少不会来破坏你，有时顽固派向你进攻，它会来掩护你。”【1】报告中提到的河南西华县，组织发展十分迅速：“在党领导下，全县3000民众，分别组织少先队、儿童团、老少指导团、妇女姐妹团等……该县4个区长3个是同志，一区长及其县长均同情我们。”同时，还产生一批中共领导或影响下的游击队武装。
对河南的状况，当时报告分析得十分精当：“国民党统治表面上很严厉，但是因为它统治本身的散漫与混乱，所以，我们独立自主活动的可能性很大。它不许我们做，但我们做了它也不管，并且还想借我们力量以自重。”正因此，中共在这里基本依靠统一战线和原有组织，也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以竹沟为中心的抗日武装根据地。为日后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一地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抗战时期，和苏维埃时期相似，中共抗日根据地多在数省边界地区发展，不过，由于抗战时期的政治变幻比十年内战更为复杂，因此，根据地的呈现形态也更为多样，比如，山东的发展就颇为特殊。
由于山东相距陕甘宁地区较为遥远，中共武装进入山东较晚，1938年才有八路军东进纵队入鲁。不过，在此之前，山东地下党已经在复杂形势下，发展起不小的军事力量。山东地下党和其他北方地区一样，战前和国民政府控制的中心地区呈现不完全一样的轨迹。1935年，山东地下党一度达到500多人，为山东地下党战前人数最多时期。随后，地下党遭受大破坏，但山东党一直保持活动状态。
1936年山东省委重建，并与北方局取得联系，地下党重新发展。山东党的状况，使得中共武装在此的发展，走了一条相对独立的路径。
战前，韩复榘在山东经营有年，形成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党部在山东的活动都被打压。抗战开始后，作为地方实力派，韩复榘与中共保持接触，中共在山东的活动比之国民政府直接控制地区远为便捷。日军进攻山东后，韩复榘迅速退却，不久被杀，这就使山东短时期内出现政治上的真空状态，为中共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随着韩复榘的退却，中共在山东迅速打出自己的旗帜，先后在徂徕山等地发起十数次武装建军活动，形成中共武装在以泰安为中心的鲁中地区遍地开花的状况。1938年中，这些发展起来的武装和八路军挺进到山东的部队结合，逐渐形成八路军山东纵队。可以说，八路军山东纵队是中共地方党依靠武装斗争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一支武装力量，尽管仍然要面对日军乃至国民党及各种地方势力的压迫，但其独立成长这一事实，足以解释为何其可以在山东中心区形成根据地的原因。山东纵队成立后，不久又有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入鲁，山东成为华北地区中共力量发展十分迅速的地区。由于山东人口多、资源丰富、民间武器多、兵员素质较高，中共在山东的发展对其日后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在鲁西北的发展，则主要依靠统一战线。通过鼓励鲁西北的地方领袖范筑先抗日，中共在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的同时，也逐渐在鲁西北地区发展出自己的党和武装，成立主要由共产党人控制的第十支队，这支部队在范筑先牺牲后，改编为筑先纵队，成为山东中共武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初期的中共，就是这样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通过武装的出动及统一战线、群众运动的推动，逐渐在华北站住脚跟，奠定日后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基础。这关键性的一步，也为最终的国共斗争之局，添上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作者简介：黄道炫，1966年生，江西赣州人。主要作品有：《蒋介石与中国文化》、《民族存亡的搏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张力与极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等。）
【1】《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