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筹备事宜清单》，预备立宪期限定为九年，并开列九年安排如下：
第一年（1908年）筹办咨议局、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国民普及教育、编订重要法典等；
第二年（1909年）举行咨议局选举、颁布资政院章程、人口调查、设立各级审判厅等；
第三年（1910年）资政院开院、筹办厅州县地方自治、颁布文官考试制度等；
第四年（1911年）续办各级地方自治、颁布地方税章程等；
第五年（1912年）各级地方自治初具规模，回报各省人口总数，颁布户籍法；
第六年（1913年）颁布新定民律、商律、刑事民事诉讼律等法典，城镇乡地方自治一律成立；
第七年（1914年）试办全国决算，试办新定内外官制，厅州县地方自治一律成立；
第八年（1915年）确定皇室经费，变通旗制，一律办定，化除畛域；第九年（1916年）宣布宪法，宣布皇室大典，颁布议院法，颁布上下议院议员选举法，举行上下议院议员选举，确定预算决算，新定内外官制一律实行，人民识字义者，须得二十分之一。
原单开列更多，此为简略。乍一看，如此安排，还算是负责任，可问题在于，它没有抓住关键。关键是什么呢？是新政府究竟如何产生，是旧朝廷向新政府交权，还是使旧朝廷向新政权转变？如果是向新政府交权，那就要速开国会，以国会立新政府，开国筹备事宜由新政府去办。如为旧朝廷向新政府权转变，那么九年太短，而且新旧交替，方生方死，新政权的飞蛾，很难飞出旧朝廷的老茧子。
最关键的是，筹备事宜里没有提到军队国家化，朝廷没提，请开国会者也没提，都知道是马上得天下，都知道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谁也不提这一点。也许皇族天然就以为掌握军队是他们的特权，而真正拥有军队且积极推进立宪运动的袁世凯也不想交出他的命根——军权。他们谁也不想把军队变成国民军，可没有国民军，哪来国民政权？如果民国还有私家军、党派军存在，国家怎能不乱？
可惜那时似乎没人去想这样的问题，举国上下忙着开会、请愿，真是运动啦！
这场运动，由各省咨议局发动，而咨议局，则由两广总督岑春煊最早提出。
自清廷预备立宪，未及一年，岑就要求“速设资政院以立上议院之基础，并以都察院代国会，以各省咨议局代议院”。岑以“省城咨议局即各省之总议院也”，设在省城，“选各府、州、县绅商明达治理者入之，候补各官及虽非本省官绅，而实优于政治熟于本省情形者亦入之，皆由督抚会集官绅选定，以总督充议长，次官以下充副议长，凡省会实缺各官皆入咨议局。”如同总督咨询和官员候补机构。
一年后，清廷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与岑提议有异，赋予了咨议局某些权力，如议决地方兴革，监督地方财政，已近似于立宪国的地方议会。中央之于地方，权力欲其分也，能名正言顺的分权，何乐而不为？不过，要是立宪立到中央头上，那得另当别论。《各省咨议局章程》颁布后，清廷要求各督抚迅速举办，切实奉行，自奉到章程之日起，限一年内办齐。
除新疆外，各省咨议局都及时成立起来，召开了成立会议。随即，应张謇之邀，派员抵沪，商议请愿国会一事，并公推直隶代表孙洪伊等进京请愿。孙亦津沽盐商，为严修友，曾任袁氏幕僚。北上前夕，有人声言“不请则已，请必要其成，不得请，当负斧锨死阙下”，而张謇则告以“秩然秉礼，输诚而请”，曰：“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
孙等进京，向督察院递请愿书：期以一年之内召开国会，则天下幸甚！请愿书上，签名者，听说有三十万人，载沣心惊：人民请愿如此之多，倘再不准，未免大失民心！可上谕下来，还是：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不得再行续请。于是，如张謇所言，第三次请愿。
二次请愿，虽未达成开国会的目的，但三十万人签名，却不可小视，不得已，清廷开了资政院作为过渡，或称“临时国会”。1910年9月，该院成立，议员由钦选和民选，钦选议员，由朝廷指派，民选议员，由各省咨议局选出，“以立议院基础”，所以，孙洪伊等人第三次请愿，就不再往都察院跑，而跑到资政院去了，都察院是皇帝的监察机构，资政院是国家的立法机构，这是两条路，跑都察院是通往王权之路，跑资政院是通往立宪之路，他们终于跑在了通往立宪之路上——欲以立宪定国权。
三、资政院：被人遗忘的议员们
过渡时期的资政院，是“临时国会”，可以用它来代行国会权力。
资政院里的那些议员们，可不是过渡性人物，他们以国会缔造者自居。
资政院通过请速开国会奏稿，由院总裁溥沦上奏朝廷，清廷俯允所请，下诏，提前于1913年开设议院。先行组织内阁，编订宪法，并称此次缩定年限，不能再议更张，违者按法惩办。命民政部及各省督抚立即将国会请愿代表解散并遣送回籍。对此，有议员说：本来，议案表决后，皇上裁可“不过是名义上之裁可”，然而，“今本院具奏案主张明年速开，而王大臣议定要宣统五年，则这议案效力全失，所谓资政院‘立议院基础’、‘养议院精神’者何在？”这一问，就问在了湖南发行公债事件上。
湖南发行公债，巡抚杨文鼎不交咨议局议决，有议员指出，此系侵夺咨议局权限，应令其将原案交咨议局议决，并量予处分。而当日军机大臣却副署曰：奉旨允准，着仍遵前旨办理。
谕旨一出，即有议员批评军机大臣，“以命令变更法律”，而“立宪国精神全在法律，督抚违背法律而不予处分，则资政院可以不必设，咨议局亦可以不必办，宪亦可以不立！”
又以云南盐斤加价案，责总督未交咨议局议决，当止。可仍奉旨，命交盐政大臣察核。本来，准与不准当由皇帝裁决，岂能委诸行政衙门？如此轻蔑资政院，说明朝廷一直以其为议政机构，而不肯承认它的权力，故军机大臣动辄“侵资政院的权，违资政院的法”，“要把资政院推倒了”。
为此，他们弹劾军机大臣，“既不负责任，还要军机大臣做甚么用？”“此次弹劾案，如军机大臣自己见得不是，就应自己辞职；若以资政院为不是，就应奏请解散资政院，断无调和之理。”
可载沣以“朝廷自有权衡“，要议员们闭嘴——“所请著毋庸议”。议员们偏要“议”，有人说：原来军机大臣署名，我们还可以说话，这回是皇上发话了，“我们就没有说话的地方了”，以后议决的一切议案“一概都归无效了”，“不但资政院绝无用处，就是以后的国会都可以不要了”。
他们指出，立宪，本来是要议院与政府相对，现在弄成议院与君主相对了，这样搞下去，要么还是专制，什么资政院，什么国会，什么立宪，都可不要，要么就是人民没有法子，只好暴动了。“所以我们要想个法子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上奏弹劾军机大臣”，如不准，就请解散资政院。
还有人说：军机大臣平日将“君主大权”四字附会欺哄皇上，遇事便抬出“君主大权”，使旁人一句话也不能说，看这两道朱谕，愈见军机大臣欺君误国之罪。又说：军机大臣一经责难，便以辞职要挟皇上，对于下，则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们一般议员谁敢与皇上相对？将来必至无事敢议，无口可开，势必由立宪复返于专制，宪政前途非常危险，所以，这一次要把立宪的要素说清楚，朝廷如以为是，则是真立宪，如以为非，则是假立宪，不但资政院没有什么用处，就是国会也可以不用开设了。
敢于如此公开的同王权争夺国权，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很显然，这些议员们，不是在为自己争权利，而是在为国民争权利，不是在为自身谋官职，而是在为中国立国权。
读史至此，我们感慨万千！这些议员们，哪一本历史教科书里提到过他们的名字？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居然被淹没在滚滚而来的革命洪流里。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易宗夔、吴赐龄、邵义、汪龙光、于邦华、罗杰、陈树楷、李素、黎尚雯、籍忠寅、孟昭常、雷奋、刘春霖……
其中罗杰、易宗夔、雷奋，时称资政院“三杰”，刘春霖为末代状元，更是民选议员，我们来听听他怎样发言：自古有直言敢谏之人，实在是国家之福，对于朱谕如果不能说话，惟有全体辞职。此次再奏，将军机大臣据实弹劾，就请监国摄政王收回成命亦无不可，否则全体辞职亦无不可。
四、请愿无效：学生罢课、市民声援
身为天津商会会长，王贤宾向参与资政院竞选的议员作了一次演讲。他说，中国的资政院与日本的上院一样，正在推动中国向君主立宪制转变，并担负着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使命。
他强调商人有义务为国分忧，以偿还甲午和庚子赔款，为此他发起筹还国债会。同时表示，如朝廷能答应公众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他将全力以赴协调全国的募捐活动。在他鼓舞下，议员们群情昂扬，宣称不经议会审核、监督，人民不应当为政府承担外债，在召开国会前不应产生新债务。
天津商人、学生开始剪去辫子，向资政院递说帖，并请赦戊戌党人。资政院请谕剪发易服，谕下，命毋庸议。资政院再以有名无实弹劾军机大臣，又谕，毋庸再议。于是，奉天请愿代表十余人赴京，发动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被押解出京。消息传到天津，南开中学学生愤而罢课，市民声援。
3000多名学生游行，王贤宾等自治运动的先驱们都加入了游行队伍前往总督衙门，向总督陈夔龙递交公众请愿书，请陈代为转呈。陈傻了眼，这才发现教育救国，却不一定能救清王朝。
（作者简介：李冬君，1959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已出版《载舟覆舟：中国古代治乱经济史考察》（第一作者）、《思想者的产业：张伯苓与南开新私学传统》（第一作者）、《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孽海自由花：一代名妓赛金花“出走”以后》、《男人De眼光你在乎吗？》、《儒脉斜阳：曾国藩在官场和战场》、《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与刘刚合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