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人说了会不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呢？一种做法在表面上看来是无害的，而另一种做法在表面上看来是遵从道义的原则的。这就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了，因为我们判断义和利的标准是同一个东西。如果你主观地把二者机械地分开，那么你不管做什么事，你都会心安理得，无所顾忌。这样你就和正义与善良渐离渐远，但却无限接近欺骗和犯罪。
如果有人具备这样的一种能力，即他的手指做一个动作并且发出响声，然后奇怪的事情就会发生，即他的名字就会出现在那些富翁的遗嘱里。如果真的具备这种超能力，那么我们就要看是什么人呢？如果是正直善良的人，他们即使知道自己使用这种能力后断然不会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也不会使用的。但是如果这个人是马尔库斯·克拉苏这类人，那么情况就会截然不同了。善良正直的人不会做不劳而获的事，更不会做损害他人的利益来使自己满足的勾当。他们不明白在好人的心里不是想着怎么满足自身的欲望而是事事为他人着想，尽可能地帮助那些需要他们帮助的人，这些事都在一个共同的标准下完成的，那就是不损人、不利己。
好人的标准界定看似很难，其实仔细想想也很简单，就是不要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得自身的利益，因为这样的方式是无利的，当然对别人是有害的。古人说：“富贵的人可以援助很多人，而穷苦的人只能管理好自己。”如果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就缩小了好人的范围。可事实上，不一定非要达到某种“富贵”才能救济别人，贫穷的人也同样可以帮助别人，只是方式不同罢了。善与非善，只是在人的一念之间。
我从我父亲那里听说过一些盖乌斯·菲姆布里亚执政时期的故事。有一个品质高尚的骑士马尔库斯·卢达提乌斯·品提亚他和别人打赌要在法庭上来证明自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如果他不能证明，他自愿受罚。面对这样的事，我们的执政官公开宣布他绝不会在法庭上来审这样的案子，因为他的裁决有可能使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从此蒙羞。他不能担当这样的人，能够这样裁决的人一定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在昆图斯·梅特卢斯执政时期，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模范地方官。他手下有个参佐名字叫盖乌斯·马略，这个人是个极其阴险的阴谋家，有一次，执政官让他回罗马休假。结果他一回到罗马便倒戈相向，诬陷他的上司是个懦弱的领袖，因为他试图拖延与努米底亚的战争，从而延误了战机。大家知道，我们的民众是极其容易被蒙蔽的，因为这个极具煽动力的家伙声称只要他当上执政官，他将会把朱古达的人头放在罗马人民的脚下，就这样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顺利地当上了新一任执政官，虽然他执政时期毫无作为。
这就是一个违背了诚实守信和正直的人做的事。
格拉提戴斯是我的亲戚，他也做了一件本不应该做的事。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他在做民选司法官时，政府召集他们去商讨一个关于如何去维持币值稳定的会议，在会议上，大家初步达成了共识，也制定除了一个维护币值稳定的方案以及一个关于这方面的保障法令，而且他们约定在当天下午在讲坛上共同公布这一法令。但是我的这位亲戚去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他在会议后就独自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实施这一法令，由于民众极其渴望政府能够平抑物价，稳定币值。他的这一宣布，在民众当中产生了极大的振奋，大家奔走相告，一时间，到处都是他的塑像，人们还在他的塑像跟前点着香烛以示爱戴。
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有些不正当的行为在表面看来并没有对别人造成特别严重的影响，我们把这种行为产生的后果称之微小的不义之举。在我的那位亲戚眼里，违背他的诺言，提前告知民众政府的举措，并没有对他的同事产生特别严重的后果，但事实的结果对他却十分有益，大家也看到了他受追捧的程度了。我们不会失去判断的标准，因为我们清楚：表面上的利益和我们要遵从的道义并不是自相矛盾的。或者完全可以这么说，凡是表面上的利益违背人性道义的，它的结果肯定是无利的。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整理自己的思绪，考虑考虑自己心目当中的好人是否完全符合这一标准。
因此，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什么东西值得我们要用我们一生的德行去换，除了大义。我们都渴望拥有正义感和荣誉感，因为只有拥有这种高尚的追求，我们才能真正地被称之为善良的人，即一种区别于动物的社会性高级动物。
论国家与权势
当人们处在权力的高峰、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就会无视道义的约束，肆意作为。这就跟一个脸皮厚、不知羞耻的人为了能够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便试图找一个恬不知耻的岳父，通过卑劣的手段来获得权力一样。他们不会去想这种做法对政府公信力的破坏。他们把权力美化，他们的信条是：如果你非要做一件坏事，那就把它放在如何获得王权身上。
丑恶的面目已经昭然若揭，但这些该死的暴君把最丑恶的行径却说成了最美好的追求，即使他们能披上合法的外衣，那也是他们践踏法律的尊严得来到，他们剥夺了人民的自由，他们让一个视自由为什么的国度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压迫的反对。不管你是天子还是庶民，只要你犯了危害国家自由、民主的罪行，那么最终会受到千万人的唾骂和腐朽的灵魂。
我们应该怎样保持一种追求自由和神权的意志呢？在面临暴君的谋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劝导使他放弃他的谬见呢？在一个永远向往自由的国家称王是不符合正直的要求的，虽然称王对他是有利的，但这是违背民族大义的。利和义是判断的标准是义，而在某种程度上最大的利是在大义的基础上实现的，同样只有实现了大义才是真正的大利。
高处不胜寒，这句话一点都不错，有些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有些人煞费苦心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整天郁郁寡欢，因为他的生活就是算计和被算计。阿克齐乌斯说：君王从来没有真正的朋友，他拥有的只有敌人和不是朋友的朋友。这种君王是孤独的、寂寞的、身上有创伤的，就像罗马的帝王一样，他把一个世界都曾为之疯狂的国家变成了自己的奴隶，他的敌人固然很多，但他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团糟，他生活在猜疑和被猜疑之中。但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极其分光而且有利的事情却因为充满了阴谋和魔鬼，因而最终结果是不可能得到利的。
皮勒斯国侵略罗马，这场战争从爆发开始就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在战争定义上是属于民族战争。罗马人同仇敌忾，要誓死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这时有一个敌军的逃兵来到盖乌斯·法布里齐乌斯的军营来投诚，他希望能够得到奖励，为了取悦罗马他还答应愿意反戈一击秘密潜回皮勒斯军营并将敌军国王下毒致死。我们的执政官和元老们拒绝了这一提议，并下令将这个敌军的叛徒送回。但是如果我们为了追求那种表面上的利益而派这个敌军间隙去刺杀他们的国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种小成本的方式来结束这场战争从而使我们的人民免于战乱之苦。前面我们讲过这场战争的性质，这是一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我们的人民是保家卫国的英勇战士，如果我们采取这种卑鄙的方式来结束这种战争，那样的话，它会使我们渴望自由和民主的祖先和人民蒙羞。
不管对于我们的执政官还是我们的元老们来说，用罗马人的剑打败前来侵略的敌人强于用卑鄙的毒药杀死敌军的首领。罗马的士兵就是倒下也要倒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我们是为了打败和我们争夺霸主地位的敌国，那么我们就放弃那些罪恶的念头，因为即使我们胜利了也没有荣誉可言。
在我们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议案非常有意思，那就是“菲利普斯议案”，它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政府在接受了一些附庸国的巨额纳贡后答应豁免它们应缴的赋税，年轻的菲利普斯却提议，为了维护宗主国的威严，对于进贡的那笔钱不需要退还了。这样做看起来表面上我们得到了利益，所以元老院经商议同意了这一议案。但这样做的后果却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宗主国的公信力，这样我们和那些打家劫舍的海盗有什么区别呢？
有人可能说这样做我们维护的是我们泱泱大国的体面和威严同时还能提高我们的税收收入，这样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建设。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得到了财政收入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的是信誉和公信力，这些对于我们的政府是比税收更重要的东西。
我的观点是，对于盟国合理的减税请求我们没有必要太过苛严。因为我们不仅仅追求国内良好的状态，我们还追求外部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