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以借给邻居水管为比喻，提出了援英的新思路。几天后，他在一次“炉边谈话”中第一次把民主国家抵抗侵略的战争纳入到美国的防御体系当中，并且提出要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在罗斯福的努力下，“租借法案”正式通过，并一次拨款70亿美元，有力地支援了反***战争。这时，罗斯福的外交思想已经体现出开放的基调，1941年1月6日，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郑重指出：“合众国，作为一个国家，对于文明在向前发展时却把我们自己封锁在一道古老的中国长城后边的企图，无论何时都是要明确地坚持予以反对的。对于使我们自己或者南北美洲任何其他部分被强迫孤立，也是要反对的。”此时，罗斯福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四大自由”的思想，他宣称，世界应当有四项人类基本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一思想构成了他的开放原则的基本内容。
1941年罗斯福外交思想中开放原则正式形成，并且逐步系统化。这一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构成：
第一，使命观念。从小接受的教育使他心中埋下了使命观的根子。他坚信美国的世界性使命，他的信条就是在世界上“发出重要的或许甚至是支配性的声音”。在罗斯福的使命观中，包含有为信仰和理念而献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他立志于建立一个充满仁爱和正义的世界，要把盎格鲁—撒克逊人热爱自由的传统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就如当时的一位评论家所描述的，罗斯福像一个民主时代的堂·吉诃德，为寻找需要保护的可怜的少女而漫游世界。当然，仅仅停留在使命观念还是远远不够成熟的。使命观具有双重表现，如果只认为美国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优点，那么会导致关在种族优越的笼子里孤芳自赏，这就表现为孤立主义；而如果进一步认为美国具有向世界扩散其文明的责任和义务，那就会表现为世界主义。罗斯福外交之所以朝着世界性开放主义发展，是因为他对使命的理解已经达到更深的层次。随着时间的推移，罗斯福越来越将消除***势力纳入其使命的范围之内，他向孤立主义提出的挑战也是站在这一高度上的。他痛斥哪些“肯于剪短美国雄鹰的双翼来铺垫自己安乐窝的一小撮自私的人”，他将维护民主和世界和平同美国的命运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他才能在战争当中雄心勃勃地预见到美国的世界地位，从而高瞻远瞩地勾画战后的世界蓝图。
第二，世界息息相关、互相依存的思想。刚开始罗斯福对世界一体的概念还十分模糊，只是停留在国际合作思想的阶段，也就是依靠国联，实现世界的稳定与和平。随着国际形势的紧张，罗斯的思想不断调整，到了1937年罗斯福形成了系统成熟的世界观。1936年8月的他在一次演说中所说：他把“每天24小时的相当一部分用在研究外交关系上面”。同时，他还提到了在裁军和社会人道方面美国必须要进行国际合作。在1937年10月5日的“防疫”演说中，罗斯福开始用清晰的声音谈到世界问题，他说：“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和精神上是休戚相关、互为依靠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与世界其余部分的经济和政治动乱完全隔绝开来”。第二年，他又在加拿大谈到文明是国际所共有的这一观点，并且加以发挥，提出美洲不再能指望大洋的庇佑，而是同世界息息相关。这一思想支配着他为修改中立法作出不懈的努力。在以后几年中，他多次发出类似的警告。罗斯福没有停止思考，到1941年，他的世界一体论又上升到人类互相依存的高度，这使他比较清醒地界定美国同世界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睦邻政策”。到战争即将结束时，“睦邻”思想已经超出对拉美关系的范围而扩大到整个世界。1944年初，他将依存思想定格为“我们一贯遵循的外交政策”的“基于普通常识的原则”，即“我们都必须一起着，否则肯定地我们都将被分别吊死”。这便是他在实践上依赖国际合作的思想基础。罗斯福的伟大之处在于思想永不停止。1945年1月6日，他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双行道”的思想，即“持久和平赖以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并不是单行道”，“在未来的世界里，所谓‘强权政治’所指的那种滥用权力绝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支配因素”。作为大国领导人，罗斯福的思想是十分难得的和可贵的，也就是基于这种思想，罗斯福在他辞世前构建了战后世界的宏伟蓝图。
第三，自由主义和民主理念。民主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而罗斯福对民主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民主不只是民众的自由表达，也不只是普选制度，而是一种能动力量，是一种坚固持久的体系，具有在危难时自救的能力，即满足人们政治和经济的需求，对危机中的社会进行有效的调节。他认为，西欧的民众运用民主权利却选择了***和专制制度，之所以出现这种讽刺性的结果，是因为他们在大危机中失去了经济生活的基本保障。罗斯福认为，十条修正案对生命与自由的保证已远远不够，还应当确保人们追求幸福的自由。他断言，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和安全就没有真正的自由，“饥饿和失业的人们是制造独裁国家的原料”，他呼吁一种新的“权利法案”。据此，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的口号，并将它具体化为8项权利。四大自由当中，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通过国内的“新政”改革可以得到保证，而后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则需依赖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依赖于国际大家庭的不受侵略者进攻的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精神安全。这样看来，罗斯福对于自由民主的理解同他的世界主义是紧密相连的。
第四，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在入主白宫之前，罗斯福并没有成型的经济思想，只有简单的自由贸易观念，认为高关税制度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担任总统后，国内的经济问题扑面而来，使他应接不暇，他本来就不是一个经济理论家，在他的“新政”初期，许多举措带有盲目性。他改变原来的立场，采取了像废止金本位、限制进口、提高物价等政策，实际上只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转嫁危机，保护自身利益的本能行为，并没有什么理论基础。然而，他思想深处的稳定货币、取消壁垒的想法始终没有泯灭。这就使他在国内经济稍有转机之时，马上就回到国际合作的立场。他反复强调，他所施行的国家调控不等于“经济专制”，而是一种更加自由化的国际贸易秩序。关于拆除壁垒，他的认识有三点：第一是“助他即自助”的思想；第二是同废除《中立法》中的禁运条款联系起来；第三，世界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他将自由贸易上升到国际法的高度，后来又把这种国际法具体化为美国在历史上一贯坚持的中立权利和海上自由原则。1941年5月27日，他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宣称：一切自由“都取决于海洋上航行的自由”，美国必须“重申关于海洋上自由航行的传统美国主张”。在其晚年，罗斯福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且实施于实践，成为他所构筑的战后世界新体制的核心。这些思想和实践包括：最大可能的贸易和通商自由、更加自由地获得原料和市场的机会、缔结关于降低贸易壁垒的国际协定、控制国际垄断和有秩序地销售某些剩余产品、成立世界性的粮食和农业组织、达成一项国际石油协定、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建立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制”的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等。罗斯福的自由主义经济观的精髓在于建立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秩序。
第五，结束老殖民主义和“势力范围”。“门户开放”是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它同欧洲老殖民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反对在空间上分割世界，主张建立开放型的、实行“公平”竞争的自由贸易的殖民新体制。1936年罗斯福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指的就是反对老式的殖民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约翰·海提出的“门户开放”是一种单向的、强加于人的政策，而罗斯福在殖民主义问题上的开放原则是与他的“双行道”和“睦邻”思想是相关联的。1941年3月15日的一次讲话中，罗斯福提出关于一切民族都有组成国家的“天然权利”。如果说这一想法同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如出一辙的话，那他在行动上还是有所作为的。1943年2月11日，在他的要求下，国会批准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条约》，同年12月17日，国会又批准废除了《排华法》，改正了一项历史性错误。罗斯福对某些大国在战后划定势力范围的计划十分警觉，因为势力范围的划分同他所设想的世界蓝图是背道而驰的。罗斯福为在他所筹划的世界结构中插入势力范围这样一根毒刺感到十分懊恼，他说：“更糟糕的是，在一些地方竟开始产生比如‘势力范围’之类的奇特想法，这是同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不相容的。如果不予制止，这一类的发展迟早可能引起可悲的结局。”行动上美国也作出了努力。1944年10月，苏英两国企图达成“巴尔干百分比协议”，遭到了美国的公开反对。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也尽力然而不成功地抵制将欧洲变成大国的势力范围的计划。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提出了关于对殖民地实行托管制度的设想，托管制成为罗斯福在殖民地问题上的思想的结晶。
第六，建立世界性普遍安全体制的思想。罗斯福早期曾对国联抱有幻想，但很快就改变了看法，这不单单是要屈从与当时的压力，也是对软弱无力的国联失去信心的结果。1941年8月美英首脑讨论《大西洋宪章》时，丘吉尔提出将“建立有效的国际组织”写进宪章，罗斯福则建议改为“建立……普遍安全体制”，这也体现出他对国联的失望之深的心态。1942年1月1日在《联合国家宣言》中明确了成立国际组织的设想，说明罗斯福的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所希望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国联的国际机构，并且美国必须是其中的中坚力量。成立联合国组织是罗斯福国际合作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他消除国际间的无政府状态，确保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的重要机制。此后，在联合国问题上他主动出击。1943年10月，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晤，在赫尔的说服下，英苏方面同意了包括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内容的《普遍安全宣言》。年底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更是亲自提出了联合国的设想。以上的这些思想原则，在美国参战后，逐步得以实施。
1941年8月1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这一文件基本上反映了罗斯福的外交思想。宪章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反对领土扩张、反对违背有关民族意志的领土变更、尊重民族自决、国际争端不诉诸武力、促进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主张平等贸易、公海航行自由、建立普遍安全体制、解除侵略国的武装等。在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罗斯福思考已久的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构想已经浮出水面。他所构想的开放型的世界秩序是由三根支柱支撑的，即自由贸易、托管制度和普遍安全体制。此时，美国已经与各国签订了30多个互惠贸易协定，涉及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3，但是同英国的互惠谈判极不顺利，英国的“帝国特惠制”始终是横在两国贸易关系当中的一条鸿沟。宪章在表述自由贸易原则时，加上了“对各国现有的义务给予应有的尊重”一语，这是丘吉尔坚持的结果，但是罗斯福并没有放弃努力。果然，第二年2月与英国商谈“租借”援助时，美国趁英国危难之际，在协定中写入“取消国际间一切歧视待遇，降低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的内容，迫使英国承诺在战后取消“帝国特惠制”。美国的目的是要削弱英帝国的世界地位。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罗斯福在开展外交时空间更大了。国内孤立主义已经溃不成军，罗斯福也不必为推行他的世界主义而多费口舌，从这时起，罗斯福可以说是讲得少，做得多，他按部就班地一步步地为实现他的世界计划而努力。首先，美国利用同各国的“租借”谈判，迫使各国接受消除歧视待遇、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实行多边自由贸易等原则。到战争结束时，已有38个国家以这种形式加入到美国所设计的世界性自由贸易体系中来。在此基础上，美国倡导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于1944年7月1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规定了国际货币储备制度，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罗斯福去世后，美国没有停止建立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步伐。1945年10月，美国向联合国正式提议召开贸易与就业国际会议，两年后，在日内瓦举行的筹备会议上就关税和贸易问题开展的双边会谈大体结束，就此诞生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在美洲，罗斯福亲自设计的“美洲洲间卡特尔”基本完成，1945年2月在墨西哥召开的美洲国家会议通过了《美洲国家经济宪章》，其中包含有消除关税壁垒和贸易歧视、实行机会均等诸项原则，从此建立了美国同美洲各国之间的新型经济关系。
罗斯福构想的世界新秩序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殖民地托管。在参战之前，美国就开始酝酿“托管”的具体办法。1942年2月罗斯福曾向莫洛托夫提出一项方案，内容包括由国际组织托管各国殖民地及在托管地实行门户开放。这项方案遭到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反对。后来在《大西洋宪章》中只规定了战略要地可由托管国管理，并只对国际组织负责。丘吉尔对此十分敏感，他在事后表示，该项规定不适用于英属缅甸和印度，而只适用于敌人，罗斯福立即反唇相讥，表示宪章“适用于全世界”。可见，罗斯福的目的是要瓦解欧洲在亚洲和非洲旧的殖民帝国和势力范围，以保证自由贸易体制的正常发展。最后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作了让步，将联合国托管对象仅限于战败国殖民地、国联的委任地和自愿交由联合国托管的地区。
罗斯福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组建联合国组织，他认为联合国是开放型世界结构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是这个结构得以稳定和安全的保证。1942年罗斯福就产生了由“四警察”按地区对世界进行分片管理的设想，后来，他对这种设想进行了修正，将美国的全球责任放在首位，在大国分片管理的基础上，组成区域组织的国际联合。这样，他就将“四警察”的设想同国际安全机制结合到一起。在行动上，由美国牵头在1943年11月成立了“联合国救济总署”，作为联合国的雏形。这样，美国掌握了创建联合国的主动权。在1943年11月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同斯大林作了沟通，一致认为即将成立的国际组织不是地区性的，而是世界性的。1944年8月美英苏中代表分别在华盛顿的橡树园聚会，确定了联合国组织的宗旨、原则和组织构成。最后在雅尔塔会议上解决了橡树园会议遗留的安理会表决程序问题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会员国资格问题。在会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中，联合国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结束不久因病去世，他没能来得及亲眼见到他所构想的联合国组织的诞生，但是，罗斯福在创建联合国方面的不朽功绩，后人将永远铭记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