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果子的这个女人有点瘸。
她没有丈夫，丈夫三年前出车祸死了。她有一个女孩，七岁，今年上了小学。她原是一家阀门厂的工人，后来工厂放假，她就摆摊炸果子。一张桌，几把椅子，一张案板，十斤面。她和面很有规律，一天十斤面。用刀把面划开，用啤酒瓶子滚滚压压，再用刀切成小长条，两条一拉一捏，放进油锅里用大筷子翻动几下，眼见着果子就黄黄酥酥地膨胀起来。
“浆子、果子、豆腐脑哎——”她喊一声，尾音拖得长长的。
她知道，喊过一声之后，她的第一个顾客就该到了。
果然，蒙蒙晨曦中那个终年一身蓝衣裤的哑男人拖着扫帚过来了。
哑男人是市保洁大队红卫中队的工人，他负责扫这条街，四十几岁的年纪，没家没业，白天扫街，晚上回中队打更，无烟酒嗜好，爱吹口琴，又不识谱，死记硬背了两支歌，一支《红湖赤卫队》，一支《铁道游击队》。心情好了就吹“赤卫队”，心里郁闷就吹“游击队”，口琴和他形影不离。
他到女人的摊上吃早点，一碗豆腐脑，三根果子，完后喝一碗豆浆。
女人说：“你很会生活。”他抬头笑笑，从口袋里掏出半截白毛巾在嘴上擦了又擦。
他是一个干净人，一条毛巾剪成两半，两半毛巾像两个爱脸面的女孩子，一个赛着一个地白。他自己洗衣服，那套不下身的衣服已经由蓝变白，领口袖头都起了毛边。
工友都逗他：“搞套西服穿上。攒那些钱干啥？”他把六个衣袋都从里往外翻出来，意思是说他没有钱。
工友就佯装去解他的铺盖卷。
他竖竖眼睛，有力地伸出四个手指头。四大碰不得。东北有四大碰不得，其中之一就有光棍汉的行李。
见他脸红脖子粗的样子，同事们开心地散了。他的那些工友，都是些半大岁数的老娘们，平日泼辣惯了，也都是急了敢掏出奶子往男人嘴里塞的主儿。她们和他在一起，还多了一些女人的爱护和体贴。
“一个光棍不易呀。”她们总这么说。
家里有好吃的了，就多带出一口，他的嘴上并不亏。
大家说：“给哑巴介绍个对象。”他听了，就嘿嘿地笑。
他总去那摊上吃早点，认识了女人的孩子，孩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金铃。
金铃是他的知音。
周日的早上，金铃不去上学，就也扎了个小围裙来帮妈妈经营。她人小脑子却快，一般的账难不倒她。她有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红衣红裤梳短头，精神着呢。她早早地起来，还有点犯困，到底是孩子。可一见了哑巴她的神儿就提起来，哑巴一吃完早点，她就缠过去，一定要听个曲儿。
听个什么曲呢？
当然是《红湖赤卫队》。
这一早，都市小街的口琴和着远处广场上扭秧歌的锣鼓唢呐成了一种特殊的奏鸣。
金铃说：“咱要住一块就好了，天天晚上能听你吹口琴。”孩子一句无遮挡的话，惊了两个大人。哑巴执了口琴怔怔地坐在那里，一口气叹得悠长，女人也是，油条在锅里已经变焦变黑了，她拿筷子的手还静静地放在那里。
孩子的话怎能当真呢！
孩子的话怎么就不能当真呢？
有的时候，一些骑车上班的人从瘸女人的摊边过，看了哑巴和金铃的风景还说：“这三口之家的日子不错嘛。”这句话像是祝福，也像是证明，只是说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被说的人在怎么想。
或许他们也在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