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什么正规学历，因为我们这批人包括新闻界的很多人都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正规大学教育。我77年考大学，当时我在地质队工作，在金沙江畔，横断山脉的海拔3 000多米。当时下着漫天的大雪，我和我的师兄两个人出来考大学，当时我们知道考大学的消息的时候距离考大学只有半个月了，我们每天要高强度在野外工作，每天有8小时的爬山，然后回到家吃完饭就9点了，我们当时住在原始森林里的一个放羊棚里，没有灯，只好围绕着炭火，然后再复习到11点，从那个山里走出来，要走7个小时，那时又大雪封山，所以我们走了2—3天，才走到县城里考试。一路上我们也是胸怀大志，气势如虹，可结果我们考得非常糟糕，后来我被师范学院录取了，但我没有去，还把录取通知书给撕了。当时不觉得，后来发现这是个壮举，因为那时候个人奋斗只有读书一条路才能从深山里走出来。我们的经历很复杂，我想讲我插队的那段经历。我说常识性经验是构成一个职业记者的直接逼近良知的东西，这是说起来特别容易，但特难坚持的一句话。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在城里接受着教育，然后突然有一天，让我们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我们也是一腔热血，认为高中以后能到农村去锻炼，特别是离开家，是很刺激的一件事。因为那时在家受管制是很难受的，虽然日子过得还可以，但是自己心里很苦闷。去了以后，我们突然发现到了另外一个天地，跟我们的教育、宣传以及我们在城里掌握的信息不同，像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我在农村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不饱。当时城里宣传的是莺歌燕舞，粮食过长江过黄河，让人有一种粮食吃不完的感觉。宣传中的农民大嫂个个白白胖胖，工人大哥个个魁梧有力。农民扎个白帕子，拿把镰刀，眼睛很大，浓眉毛，但是我们看到的却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去到农村的时候，就当时的大背景来看，中国的国民经济已全面崩溃。第一是吃不饱，第二是不仅吃不饱还有饿死人的现象，第三我们所描述的社会温馨的上下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去的那个时候刚好赶上收水稻，把水稻打了以后，再把它摔下来，然后就把它背到仓库里面。这时候是二季稻，第一季稻的时候，我们听见敲锣打鼓的，汽车进山了，然后一个老乡指着上边那一长溜挂着彩旗的汽车（当时是县里的三秋工作队），突然跟我说：“老三（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所以他们也叫我老三），你看他们那批人像不像国民党的催粮队。”这让我心里特别的震惊，那是个副队长，特严肃。当时他可能万万没想到那句话在我心里的那种震荡。因为他所说国民党那个符号的含义就是横征暴敛，这是我们在传统教育里一直这样说的，绝不可能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下与它挂上号，不可能的。我突然发现，那个时候我们所描述的，无论是社会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告诉我们的，在“文革”期间政府与群众，或者说是底层社会，他们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这种变化是我们在媒体和教育里看不见的，但它是真实的放映。这时候我觉得，如果你突然到了一个地方，就会发现你原来的常识面临着挑战，那个社会常识要加引号，那么，这个时候你听信于什么？
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经验，是让我今天忏悔不已的。当时我们要修一个科学饲养场，县里给我们3 000块钱（3 000块钱在当时是个巨款），让我来领导修建。由于他们给的钱太少，他们就鼓励我们“破四旧，立四新”。然后我们就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挖了不下100座祖坟。把他们的砖（那个是墩子）、石碑取下来，把尸体扬掉，再把石头取下，来砌猪圈的墙。这当然是以科学和革命的名义了，在那个时候这也是常识，是任何人都不敢违背的常识。我们挖了100多座坟，后来有个报应：我们的猪圈压死了个人。工程因此就停了，直到今天还能看见那个残垣断壁。当时根本没修成，由于施工质量不好，垮了，压死了一个女知青，是我们旁边的那个队的，还是我给她叫的急救车。一个如花似玉的女知青死了，让人感觉挺作孽的。他们说，该把我压死，因为她不是我们生产队的，结果她替了我的命。我几年以后回去，那个地方还是残垣断壁——我走时的那样子。我们那个地方是个雨城，“365日366日雨霏霏”。晚上，外面下着小雨，有狗吠和流水的声音。农村15瓦的灯黄黄的，照着眼睛。晚上吃夜宵时，我的嫂子告诉我，我们原来挖坟的地方到鬼节的时候有鬼哭，说得我毛骨悚然。后来我写了一篇东西，10万字，是我94年调查农村剩余劳动力时自己策划并采访的。我在鄱阳湖畔的一个农民家里住了8天，后来我用这8天的经历和我在农村的其他经历写了一篇东西叫《乡村八记》，来表达我的忏悔。人是有灵魂的，灵魂也是需要有庇护所的，刮风下雨他也得找地方躲，但是我们却把他们的庇护所给挖了。直到今天，我的内心仍很受折磨，因为挖祖坟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里是大逆不道，大不敬的。中国的传统秩序是以宗法家族、血缘家族来延续的，敬祖宗是放在第一位的。那时候我十几岁，很年轻，以革命和科学的名义干事理直气壮。我们那时遵循着当时的革命常识（如果是一种常识的话）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而后来的常识告诉我们，伤天害理的事不能理直气壮——虽然干的理直气壮。但这个是无法解释的，因为事实是孤魂野鬼没地方待，灵魂在哭号——这个我现在讲起来也还是忐忑不安的。这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常识，当这种常识出现时再反省过去，就对过去的常识形成了挑战。
但是，我还惊异地发现，我们过去的很多事情在今天完全在延续。事实上，在现在的媒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是假话、空话、套话横行。我不太爱用“宣传”这个词，我认为“宣传”是干事和宣传部做的事儿，不是记者做的事儿。然而我们很多的新闻从业人员认为自己有宣传功能，认为他就是一个喇叭或喉舌。我承认我是喉舌，但是我是自己的喉舌，我不仅有生理的喉舌需求；还有心理的，还有思想的，而这个东西跟我们所说的那个喉舌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因为那种人写出来的东西就不是信史了，他完成不了真实地、客观地记录历史的这个功能，甚至本末倒置，这是在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现象。我给你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陕西的一个案件，另一个就是去年丹江口的案件，这两个是比较经典的。
陕西的那个案件，我写过一篇报道叫《特大的硫酸毁容案》，后来又写了本书叫《大国寡民》。实际上，《大国寡民》这本40万字的书仅就历史小说而言，只想做一件事——捍卫常识。这还引发了一场缠了我五六年的官司。当时有一个很“独特”的刑事案件，很惨烈！一个女人，被硫酸毁容毁身，烧伤面积达23%，头皮全部被揭掉，眼睛几乎瞎了，手臂残废，耳朵烧掉，面部全部毁掉，多人参与，集体作案，集体围观，惨绝人寰。这是1988年4月26日发生的案件，我是8年以后，1996年进去调查的。这个女人叫伍芳，她一直告状，我觉得重大刑事案一直告状，里面有一定有冤情；8年以后再重新调查，结果呢？开始时我不信，因为在农村发生刑事案件，特别是硫酸毁容案，通常是要从重处罚，而且从国内同样案件看，我不太相信要处理那么长时间。但后来根据我的调查我看到了现实情况，其复杂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她家很穷，姊妹多，因包办婚姻她嫁到了另外一个比较富的村庄叫烽火村——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村庄。这个女的在他们那个地方长得很漂亮，个子168cm，很活跃，58年出生，我在黄河岸边找到她（她逃了出来），那时她已经隐居了。她不满包办婚姻，不堪丈夫的欺凌，逃跑，然后被抓回来了，多次逃跑都被抓回来了，公安局参与，村干部带着，到她跑的地点把她抓回来了，强迫同房；她不从，然后在抓回来的第三天，她的丈夫、小叔子和三个嫂子，把她衣服扒了，用硫酸从头到脚毁容，外面很多人围观。案发后人都被抓了，可第二天就放了，只留了一个——她丈夫，然后这个案件就放了3年没人管。最后在市人大的干预下才有人去管，把她丈夫枪毙了，把他小叔子判了13年，其他的人就不了了之了。但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还有很多参与人漏网。就这样，她一直告，告了8年。一个如此的恶性的故意伤害案件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弄得最后没人管，谁都不敢问，连司法人员都不敢谈，形成了一种恐惧。跟这个村庄有关！跟这个村庄带头人有关！这个带头人叫王宝京，一个很著名的人物，这个党支部书记、副市长，很不得了，20世纪50年代的全国农业劳模。从1954年开始，他的产量一直是全国第一，从玉米到小麦。我不知道现在亩产玉米能达到多少斤？是干玉米籽儿，而且现在还有化肥催，实际上耕作方式已经变革了。他1952年1 200斤，1954年1 500斤，1955年1 700斤，到1958年他的小麦能生产240万斤亩产。我是有证据的，他亲自写的文章，报纸上登的。我还是一个有点能力的调查性记者，还知道证据的重要性。在“文革”期间他的棉花平均亩产240万斤。当时媒体有人提出过疑问，因为他这种粮食产量从1952年开始一直到70年代、80年代的产量全部违背常识。当时被我逐一考证过，根据我的常识我认为他不可能，但是这都是报纸报道的，中青报也是50年代最强有力声音，我为什么说要捍卫常识？我们起码要做一点——证伪这个工作，调查性报道除了要做正向的收集证据之外，还要有大量的证伪工作。别小看那些数字，恰恰是那些数字构筑成了一部历史，构筑成了这个村庄、这个人显赫的政治地位，并且仍旧发生着重大的影响，主导着这个地方的、这个村庄的或这个县的政治生活——我的官司败诉就是明证。他们说“败兵之将何敢言勇？”我敢！因为我想到，我的裁判不在法院——在历史——我对此坚信不疑。这个案件仅仅是我们违反常识的一个历史所暴露出来的人物形成的一种现象的反映，否则一个这么简单的重大案件怎么搞得这么复杂？没人敢管、敢说，开什么玩笑？但是它是事实。
我为什么说历史还在延续，历史的很多东西还在主导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去年年初一二月份，我在《冰点》刊发了一片长篇报道，叫《世纪末的弥天大谎》。讲的就是丹江口有个民加沟村，党支部书记99年死了以后，后来被评为全省的先进党员书记，同时他被作为了全省的一个重大的典型报告。但根据我们记者的调查，所有支持他当先进的数据全部造假。有一个数据，是说：“他在任的97、98、99三年里，鱼的产量60万斤。”——但是那三年是大旱，所有鱼塘干涸，鱼是从天上飞奔而至？那鱼都长翅膀了！他的猪的养殖，鱼的养殖，粮食产量全部造假。他说他的村子是个小康村，但经过我们的调查，他这个村庄是个典型的贫困村，这个村庄的贫困程度比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村庄还穷，他居然敢说他那个村庄人均收入2 000多元？全部都住土房子，丹江口库区是很穷很穷的，但就是敢说他那个村子是小康村，昧着良心，就敢开牙？真是恬不知耻！《南方周末》揭露我们也揭露，它的全部的基础数据造假可是件不得了的事儿，为什么呢？这玩意儿是升官的数字，种得多官升得大，上面是鼓励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而这个所好人之好，半个世纪绵绵不绝。当揭露出来以后，我去复核，我们的报道基本没有问题，他们的省委书记的反应是作调查。那个时候都怪了，人都没有常识没有理智了——大家知道坚守常识的前提应该是理智——他说“我们学习的是精神”。明白这个意思吗？那些数据和精神无关！“有一点小毛病”——什么小毛病？你这精神从哪儿来的？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个人，这个党支部书记是村霸，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完全是黑白颠倒的，而且是下面无人不知的事儿。我们下船时跪了一地的人，抢天喊地、喊冤。帮助我收集情况的一个普通农民，我走了以后，以扰乱社会治安被判刑两年。说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常识多不易！所以我就说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现实生活里面很多情景不是这样的，在思想方法上，某些官场规则上，实际运行中你就会强烈地感受到以往历史的回升或余风。所以我认为在中国当一个好记者，还是要有一点历史责任感的，要不我们现实发生的新闻事实你无法知道他们的来龙去脉。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以正常人的心理判断：有什么啊，能怎么样？其实不能怎么样，但为什么不能这样呢？你会发现它有一些很内在的东西，而且比较可怕的是，它正在主导我们，对我们生活发生影响，正在我们的媒体里发生作用，并构成我们媒体很残缺的一个部分，这残缺的部分比例很大。后来“丹江口”这件事儿弄得我们还得写检查。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