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洛娃夫人所掌握的材料，是出席过“荣誉法庭”的一个见证人伊丽莎白·卡尔洛夫娜·亚科比提供的，她是当时俄国参议院的公诉人尼古拉·亚科比的遗孀，而尼古拉·亚科比是柴可夫斯基在圣彼得堡帝国法律学院的同班同学。
按伊丽莎白·亚科比的叙述，事情的始末是这样的：1893年10月22日，柴可夫斯基到达圣彼得堡，正当他在指挥演奏他的第六交响乐（《悲怆》）时，一位地位显赫的贵族斯坦博克·图尔莫尔公爵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写了一封发泄愤恨的控告信，信中声称柴可夫斯基腐蚀他的侄子，引诱他搞同性恋。这封信交给了亚科比，并指示他亲自交给沙皇。
亚科比手持控告信左右为难，尽管当时不少人知道作曲家在搞同性恋，但出于对柴氏的崇拜都抱宽恕态度。现在既有人指名控告，这就表明柴可夫斯基卷入了一件法庭案件。此事不仅对俄国乃至对全世界来讲，都意味着是一件丑闻，何况沙皇又非常尊敬柴可夫斯基和他的音乐，公开发表这件事将给皇室本身带来耻辱。因此，亚科比决定组成一个“荣誉法庭”来处理此事。这个法庭由亚科比本人及另外7名原帝国法律学院的毕业生组成。据说，这个审判小组的全体成员于10月31日在亚科比的办公室会晤了柴可夫斯基，经过长达5小时的激烈争吵辩论后，这个法庭作出了要求柴氏“自杀”的“判决”，以便挽回帝国法律学院和沙皇的面子。这个小组还为柴可夫斯基提供了致死的毒药，这样，在11月2日早上柴可夫斯基就病倒了。据说，他一直拒绝医生检查，结果拖至晚上，毒性发作，4天后就命归黄泉了。
以上就是亚历山大·奥尔洛娃提供的有关柴可夫斯基自杀身亡的概况。
为什么作曲家周围的人都知道柴氏去世的事实真相，但却没有人公开这个秘密呢？因为他们都不愿使他死后蒙受耻辱。无论是搞同性恋还是自杀，都是当时社会所不容的。如果有人公开承认柴可夫斯基是自杀的，并且说出死因，那么这位作曲家就会立即被埋葬在某个边远的地方，而不会在圣彼得堡的喀山大教堂里给他举行隆重的教会葬礼并举行盛大的追悼会。这就是对柴可夫斯基死亡真相严格保密的原因所在。
但是，奥尔洛娃夫人又说，她于1938年曾在莫斯科市外不远的克林的柴可夫斯基的档案室里看到过作曲家的医生贝尔滕松博士写给柴可夫斯基兄弟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医生详细地叙说了柴可夫斯基死于霍乱的病情。遗憾的是，这封信以及可以说明柴可夫斯基自杀的大量材料都在克林档案室内不翼而飞了。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依然饮誉世界，而关于他的死亡仍是悬案一桩，成了人们无休止议论的话题。
尼采：“上帝死了！”
尼采是19世纪末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等惊世之论就出自他的口，“超人的意志”是他为人类找到的新的生存价值。尼采全部的哲学关心的是人的问题。他意识到人失去了上帝的庇护后，出现了价值危机。尼采死后的几十年，两次世界大战证明了他的预见。
尼采的一生是孤独的。他没有任何朋友，一生都在躲避世人，与他为伴的只有他的黑暗和那奇怪的哲学。在孤独中唯一给他安慰的就是瓦格纳的音乐。从1897年退职到1889年精神失常的10年间，尼采是在漂泊中度过的，他背井离乡，到处流浪，似乎在寻找一种从未找到的什么东西。在意大利的米兰，他曾邂逅并爱上一位可爱的姑娘，然而向她求婚时却遭到了拒绝。此前他也经历过几次恋爱，但均以失败告终。失恋的打击使他对女人产生了仇视心理。尼采有一句名言：“你到女人那儿去吗？请你最好带根鞭子。”
1889年，在意大利都灵，尼采患了严重的精神病，被送进了当地的精神病院，从此一直处于精神麻痹的状态中。不久，他的老母亲来把他带走了，亲自怜惜地照料他。当尼采神志不清时，他在胡言乱语和狂歌之中不时插入这样的评论：“我是死去的上帝的继承人。”母亲很高兴能陪着“这个心肝儿子”，他也很高兴地顺从母亲。即使在精神错乱中，在钢琴上即兴弹奏几个小时也会使他感到莫大的快乐。他有一次说：“没有音乐，生活就是一种错误。”
1897年，尼采的母亲去世，他被妹妹接去住在魏玛。在那里，克雷默为他塑了一座雕像——一副令人怜惜的模样，表现出他从前强健的心灵破碎了，无依无靠，屈服顺从了。不过，他也不是完全不幸。健全时，他从未享受过宁静安详，现在却有了——仿佛是上帝怜惜他，才让他发疯的。有时，尼采从迷妄中清醒过来，也会体验到这种他一生都未享受的平静和与世无争。有一次，他发现妹妹在哭，却不明白她为何落泪。“伊丽莎白，”他问，“你哭什么？咱们不是很幸福吗？”在一个场合他听见有人在谈论书，他苍白的脸上顿时神采飞扬：“啊！我也写过一些书。”但这一丝明朗转瞬即逝。他说出了别人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敢说的真理，为此，他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毫无疑问，尼采思维太过活跃，因而过早地衰竭了。他与时代抗争，结果心理失去了平衡。1900年8月25日，在新世纪的门槛里，尼采撒手人寰，终年56岁。
与叔本华一样，尼采在去世以后，其哲学才受到人们的重视。他的权力意志哲学和超人哲学对德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尼采面前，人的虚荣、鄙俗、伪善、平庸的一面被毫不留情地剥落，人们不得不面对人性中被掩盖已久、被压抑已久的最深刻的东西——权力意志，无论你是去极力否定还是勇敢地承认它，你都会感到内心的震颤，这就是尼采哲学的魅力与威力所在。
“现代舞之母”邓肯之死
伊莎多拉·邓肯一生从未接受过任何舞蹈教育，是个完全靠自学成才的舞蹈家。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够不受任何传统程式的束缚，凭本能灵感编舞。邓肯是现代舞的创造者，她在表演中丢掉一般的紧身内衣、芭蕾舞鞋和当时的短式舞裙，在薄而短的古希腊束腰外衣里赤着脚，光着腿跳舞。她跳舞时适度举体和腾跃，在舞台上常用跑步和跑跳步。她两臂经常向侧向上伸举，作翱翔姿态，从不固定或规范化。她的这种新颖的舞蹈方式净化了观众的心灵，倾倒了众多的艺术家。邓肯曾说她的舞蹈是她“自己的灵魂在美的感召下的自由表现”。
邓肯的一生是一部长长的悲剧，她的爱情生活也充满了起伏跌宕。她曾与多名男子坠入爱河，并与其中的两位生过3个孩子。当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激励自己活下去的爱情时，当她先后失去自己的3个孩子时，她曾经痛不欲生，悲观失望。但她最终从逆境中走了出来，继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艺术高峰。
人到中年后，由于生来过敏的体质和多愁善感的情怀，加上一生多劫多难的经历给心灵深处留下的累累创伤，邓肯身心交瘁，体力不支，无法再创造优美的动作形象。于是，她开始酗酒。1922年，邓肯在苏联第一次经过正式的法律手续，同小自己20岁的“天才加酒鬼”——苏联诗人叶赛宁结婚。然而两人的结合是个真正的悲剧，他们在度过了短暂的浪漫时光后，很快分道扬镳。1925年，叶赛宁自杀身亡。后来，邓肯去了法国。
1927年9月14日晚，邓肯与好友玛丽在尼斯一家位于英格兰大街附近的饭馆里静静地用餐。玛丽的思绪正在被一种不可言状的东西困扰着，空气中有一种压抑的东西。她喝了一口酒后说：“伊莎多拉，我预感到一件可怕的事情要发生。”邓肯说：“今晚我只乘车出去转转，很快就回来。玛丽，你有些迷信了，抽支烟吧，心情会好些。”
她们离开餐馆，回到工作室。邓肯边等法尔凯托——她新雇的英俊潇洒的意大利司机，边打开唱片随着歌声跳起舞来。听到敲门声，邓肯一把抓起色彩斑斓的红色羊毛围巾，在脖颈上绕了两圈，舞向房门去迎接法尔凯托。
当她在门厅里准备出发时，玛丽注视着她单薄的衣着说：“亲爱的，你最好穿上我的外套，不然你会着凉的。”邓肯回答说：“不，不用。我戴着红围巾就挺暖和了，玛丽。”法尔凯托也在一旁说：“我的汽车不太干净，你披上我的外套好吗？”邓肯摇了摇头。司机沿着小径向汽车走去，邓肯则在后面翩翩起舞。当她在司机身旁落座时，她转过身来向玛丽以及站在工作室门厅里的一位朋友挥手喊道：“再见，我的朋友们，我就要踏上通向光荣的道路！”
汽车启动时，人们见到邓肯将长围巾的流苏甩到了左肩上。汽车全速向前冲去，围巾的一角落了在车轮旁边的地上。玛丽尖叫起来：“你的围巾，伊莎多拉，捡起你的围巾。”汽车戛然而止，旁边的人以为这是为了让邓肯提起拖在地面上的围巾的一角。他们走上前去，却发现邓肯的头部已经向前倒下去。司机则在边做手势边用意大利语哀号：“我杀死了圣母，我杀死了圣母！”
红围巾的一部分和流苏被紧紧地缠在车轴上。当疾驶的汽车在距离工作室20米处突然颠簸时，围巾裹紧了邓肯的颈部。邓肯自1913年4月便多次呼唤过的死神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它只用一个突如其来的动作便迅速压碎了她的颈动脉。
朋友们抽泣着剪断厚厚的红围巾，拼命从车轮里把它抽了出来，火速把邓肯送往圣罗克医院。然而她的呼吸已完全停止，生命已离她而去。那里的医生们当即就宣布了她已死亡。
邓肯的遗体被通过火车运往巴黎。9月29日，数以千计的她的崇拜者、朋友、亲人参加了送葬仪式。天才的舞蹈女神伊莎多拉·邓肯就这样告别了人间。
玛丽莲·梦露：好莱坞的祭品
玛丽莲·梦露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总是一个像魔鬼般诱人，智力却像儿童般低下的性感尤物，可实际上她是一个天分极高的女人。20世纪整个50年代，她是世界上风头最劲的女人，她那酥胸半露、红唇微张的照片刊载在最著名杂志的封面；走进任何一家店铺，不用抬头就知道，挂在墙上的肯定是梦露海报；几乎每一个美国大兵的床头都是梦露照片，他们把对她的喜爱连同他们的私生子一起传播到世界各地。如果评选20世纪最美丽的女人，或许众说纷纭，但若评选20世纪最性感的女人，则非梦露莫属。
梦露从一个孤苦无依的可怜少女，一夜之间变成了好莱坞红得发紫的明星。她那千娇百媚的神态，风姿完美的身材，滑如凝脂的肌肤，使好莱坞的老板、巨商、政界人士，甚至堂堂的美国总统肯尼迪都为之倾倒，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不过，童年的孤苦、家庭生活的失败，以及固有的家族精神病史带来的内心精神空虚，也许只有梦露自己能够体会。她害怕孤独，一人独睡时常常难以入眠。为了克服睡眠时的孤独感，她要么找人聊天到深夜，要么酗酒，要么就吸食药物。从1954年起，她就开始找精神病医生治疗，同时服用一种类似毒品的安眠药。她自己曾对记者说：“我一生都在恐惧中度过。我对什么都害怕。甚至于拿起话筒想打一个电话都感到害怕。我想摆脱，我现在持的是‘今天有酒今天醉’的态度，我再也不怕将来什么样子了。”她的“摆脱”的方式无非就是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