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
鲁迅研究也是一种文艺评论，而且是目前中国发展历史最久、参与人数最多、学术境界最高的文艺评论，是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中唯一形成独立学科——“鲁迅学”的文艺评论。它为其他作家作品的评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以中国鲁迅学史为借鉴，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汲取其中的教训，可以使中国的文艺评论少走许多弯路，更加顺利地走上科学的道路。
一、中国鲁迅学史上的“三化”给文艺评论的教训
反观整个中国鲁迅学史，就会发现在对鲁迅的整体认识上存在三种误区：“神化”“鬼化”“俗化”。
先说“神化”。
所谓“神化”，就是把鲁迅尊为十全十美、不容置疑的偶像。有人至今不承认，历史上存在过对鲁迅的“神化”。其实，这是无视历史事实的表现，并不能掩盖很长一段时期在中国大陆确实存在的极为不合情理的历史现象——把鲁迅尊为十全十美、不食烟火的偶像，不容把他作为一个人进行科学的研究，不准谈其人间生活，把他一时激愤的话当作真理和不容置疑的律法，以此置不同意见者于死地。譬如鲁迅的元配妻子朱安，在1981年以前的所有鲁迅传记和鲁迅研究论著中都只字未见。只是到林非、刘再复合著的《鲁迅传》出版时，才第一次提到了这位可怜的女子。连鲁迅自己都说过“两个口号”论争是革命营垒内部的争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但“文化大革命”中的当权者却把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所谓“四条汉子”当作敌人投入监狱，长期迫害，国歌作者田汉被迫害致死。受他们牵连而遭难者不计其数。我想：如果鲁迅活着，肯定不会同意这种做法！这些人受难，也不应该归咎于鲁迅。迫害他们的人，哪里是尊重鲁迅，完全是拿鲁迅做棍子痛打妨碍自己窃取权位的对立面罢了。应该予以深刻批判的是那些“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文革”当权者。可叹的是：至今对制造这些悲剧的“文革”，仅是在三十多年前的历史决议中予以否定，并没有从思想理论上，尤其是哲学上加以深掘，以至于如今有些人头脑深处仍然运转着那些权力者的思维方式，仍然蜷缩在陈腐的思维窠臼中思考问题。以对鲁迅的研究与评价为突破口，对这种错谬的思维方式予以深入的分析、批判，当是鲁迅研究学者的迫切任务。
再说“鬼化”。
所谓“鬼化”，即“妖魔化”，就是跳到另一极端、否定鲁迅的一切。对鲁迅的“鬼化”与谩骂，几乎是在鲁迅出现于文坛时就开始了。对旧势力的宣战者，当然不会受到统治者的欢迎，这是不足为怪的。鲁迅逝世后，这种谩骂不但没有湮没，反而愈演愈盛，在民众的悼念活动刚结束时，苏雪林等人就对鲁迅展开了攻击。
苏雪林对蔡元培先生主持鲁迅葬仪表示不满，其理由一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影响。二曰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三曰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
1936年11月18日，苏雪林意犹未尽，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连同胡适的复信一起，以《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为题，刊登在1937年3月1日汉口《奔涛》一期上。
苏雪林致胡适信的内容有四点，主要的第四点“是关于取缔鲁迅宗教宣传的问题”。认为：“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能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面对“‘鲁迅宗教’的宣传，政府方面是似乎不能坐视。”最后，表示自己要“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
1949年以后，苏雪林又在台湾出版了数种攻击鲁迅的小册子，内容更加无物，腔调更加恶劣。
而近些年来，随着鲁迅走下神坛，海内外出现了一股“鬼化”鲁迅的逆流。有些人甚至于把鲁迅称为“中国五千年文化炼出的‘恶鬼’”，在香港出版四十万字的所谓《新鲁迅传》，声言要“推倒一尊谎言垒砌的巨像，剖析一个阴暗偏狭的灵魂”。鲁迅与鲁迅研究，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三说“俗化”。
所谓“俗化”，就是把鲁迅这位伟大的思想天才与文学天才等同于一般凡夫庸子，并用世俗的凡庸标准苛求鲁迅。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鲁迅走下“神坛”后逐渐蔓延的。说鲁迅后期“左倾”，是为了满足领袖欲和虚荣心，甚至是为了博得许广平的欢心与爱慕。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把自己的庸夫之心与俗人之见强加于伟大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
这“三化”，使用的言语有很大不同，甚至相反，但效果是相同的，就是违背了鲁迅本人的真相，与鲁迅的实际面貌不相符合；使用的手段也相同，都是出于某种动因，把鲁迅当作可以任意捏塑的软泥，使其成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不是努力探究历史的真实，对鲁迅及其著作做出符合实际的阐释；在思维方式上，更是一致，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努力揭示鲁迅的真实意义，而是抓住一点，推向极端，把主观的臆想强加于鲁迅。
倒是胡适说的对待鲁迅的态度比较持平。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
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
真正的学术必须以科学的求实精神为本。无论你多么反对或者多么崇敬的人，都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以求实的精神进行准确的分析。这就是胡适所说的“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胡适正是以这种极为可贵的学理精神对待鲁迅的，虽然在政治上是对立的，然而却“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确实，“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而且，只有如此批评，才可能发生效果。像苏雪林那样，污蔑鲁迅“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旧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等等，则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皆是不值得提及的“小节”。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等等，则更是如胡适所说的“旧文字的恶腔调”，具有学理精神的学者都“应该深戒”。可以说，当时批驳苏雪林最为有力者，不是左翼人士，而是胡适。把这种“旧文字的恶腔调”的外皮剥去，苏雪林对鲁迅的异议也就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了。
曾经写出《〈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和《论鲁迅的杂感文》这样高水平的鲁迅研究论文的苏雪林，为什么竟转而诋毁鲁迅呢？其原因到底在哪里？从她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是由对待当时政府的态度所引起的，是政治上的严重偏见所造成的。正是这种政治立场的极端化和激烈化，导致了她对鲁迅的“恶腔调”，失去了写作《〈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时的学理精神和艺术感受力，变成了一个失去理智的“骂人机器”。
这“三化”其实就是鲁迅早就指出的文艺评论中存在极端化倾向：“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所谓“神化”，就是“举之上天”；“鬼化”，就是“按之入地”；“俗化”，就是降为俗人。这都不是文艺评论的正确态度，正确的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二、“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研究的教训是对作家不可比附
回顾中国鲁迅学史，最典型的弯路是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研究。
最早提出鲁迅思想发展这一论题的是瞿秋白。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对鲁迅的思想“转变”作了这样的概括：
正是这期间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他才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
至今看来，瞿秋白的这一概括也是有其历史意义的。在创造社、太阳社围攻、谩骂鲁迅的时刻，瞿秋白站出来说这样公正的话，不能不说是极难得的。但再正确的话也不能成为公式，别的话不能说，只能在公式窠臼中进行诠释。
1946年10月18日上海《希望》2卷4期，发表了舒芜的《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认为鲁迅是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做戏的虚无党”的有着特殊国情的国家里。而鲁迅是从不相信“做戏的虚无党”所宣扬的什么“光明”的。因而，“可以这么简单的说：不断铲除着这样的‘光明’，显现出‘黑暗与虚无’之为‘实有’的道路，就是鲁迅的道路”。“正如景宋所说，是‘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两地书·四》）的”。“鲁迅的中国需要鲁迅的道路，鲁迅的中国不能不需要鲁迅的道路”。“在鲁迅的中国，坚持鲁迅的道路”，坚持韧性的战斗。
看了舒芜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这篇论文，不禁令人联想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汪晖所提出的鲁迅“反抗绝望”论。八十年代新发现的1925年4月11日鲁迅致赵其文的信中有言：
《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由此而引发出了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一书，成为二十世纪末鲁迅研究一大新论。然而，舒芜在并未见到这封致赵其文信的时候，就把握住了鲁迅反抗绝望的精神特征，尽管他尚不可能如汪晖那样拈出“历史的中间物”这一概念，予以更高理论层面的阐发，也不能不说是显现出了很高的悟性。其实，从舒芜到汪晖贯穿着的一条精神线索，这就是强调鲁迅主观内在的复杂的精神结构，从个性入手研究鲁迅独特的精神特征，这应该说是鲁迅研究的一个新的视域，是解读鲁迅研究中一些矛盾和困惑的新的切入口。舒芜之所以能够在四十年代就能有此悟性，是与他在《论主观》一文中所阐发的“个性解放”“发扬主观”的哲学思想密切相联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在他的《论主观》遭到批判的时候，他的这篇《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也同样受到了批评。
胡绳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见1948年9月香港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的道路》一书）正是对舒芜此文的一种反驳，重申瞿秋白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论述的同时，又对鲁迅后期思想的转变、特别是“上升到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这一方面作了较前更为充分的阐发，但也进一步加固了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的鲁迅思想发展道路框架。其实，这也是鲁迅研究中的一种“质化”和“固化”，使研究失去了精神活力，只能在预设的框架内死板地进行诠释。胡绳无愧为一位难得的富有天赋、造诣深厚的学者，但由于种种缘由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预设的框架内”进行研究，妨碍了他一生的学术成就。
而到1956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大会上，茅盾的《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主题报告，提出：鲁迅与萧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等左翼作家一样，经过长期、曲折、痛苦的彷徨与寻求，最终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下，坚决为人民服务，从而把鲁迅思想发展道路完全纳入了政治公式。
事实上，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邵荃麟早在1945年9月10日《国文杂志》3卷4期发表的《鲁迅的〈野草〉》中，就明确指出：
鲁迅先生不是什么主义者，他的思想是从血淋淋的历史现实中间搏斗出来，锻炼出来的。他并无别的特点，只是永远和历史的发展紧紧结合着，永远和人民的心紧紧拥抱着，因而他才能最真切的听到历史的声音，最真切的感到历史和人民的痛苦。
后来的许多论者给鲁迅加上了一些“主义者”的帽子，赞誉者称他为“共产主义者”“反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等等，诋毁者又称他为“激进主义者”“复仇主义者”“虚无主义者”等等。其实，这都是并不符合鲁迅实际，也不会被他本人认可的。最恰当的提法，还是如邵荃麟所说，“是从血淋淋的历史现实中间搏斗出来，锻炼出来的。他并无别的特点，只是永远和历史的发展紧紧结合着，永远和人民的心紧紧拥抱着，因而他才能最真切的听到历史的声音，最真切的感到历史和人民的痛苦。”鲁迅的思想和作品，是从中国近代被压迫被侵略的屈辱的历史与现实中产生的，没有必要加上任何外在的标签。鲁迅第二次回北京的时候，1932年11月27日，应北师大文艺研究社邀请，到师大讲演时，自己也声明过：“我说要改革经济制度，并不是赞成共产。我不是个共产主义者，但亦许在我底主义里有些地方和共产主义相同的。比如对于吃饭，亦许共产主义里头主张是要吃的，而在我的主张里也主张要吃。我对经济没有过细的研究，有好多地方全不知道。”
给鲁迅加“主义者”的标签，不能归咎于茅盾。其实，茅盾对鲁迅早有天才的敏感。
1922年1月2日，《阿Q正传》在北京《晨报副刊》刚登到第四章时，当时主编《小说月报》并兼记者的沈雁冰，即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巨匠的茅盾，就以大评论家的慧眼，洞察到刚问世四章的《阿Q正传》的伟大价值，他这时给读者谭国棠的信是对《阿Q正传》的最早评语。这简短的回信实质上已经包含了后来近百年年间《阿Q正传》研究的主要方面，切中肯綮地道出了《阿Q正传》的真义！其中所说的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的提法，其实与后来的阿Q是“一个集合体”“‘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而对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人物奥勃洛莫夫的联想，则启悟研究者发现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奥勃洛莫夫等著名人物属于同一性质的艺术典型。“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一语，正反映了这类艺术典型的普遍性特征。
后来茅盾更为深刻地指出了鲁迅对“老中国儿女”的精神影响和启发中国人进行自我反省的精神实质。
这都说明茅盾作为一位天才的文学批评家，有着惊人的艺术直感。这种直感往往是非常精准的。但被套入政治枷锁后，却作了远离鲁迅本体的所谓报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上的大倒退。而我诚心地原谅茅盾，因为这个报告肯定不是茅盾按照自己的意愿写的，而是领导的政治授意和硬性要求。我们经常埋怨中国除了鲁迅没有出现世界级的大作家。我也要为茅盾说几句话，如果1949年以后茅盾依照他自己的意愿到杭州买房子，静心写他构思很久的几部长篇小说，茅盾肯定会给历史留下多得多也好得多的文学遗产。“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在班级的“奔腾急”战斗队队长曾经亲自访问过茅盾，在他家的书房里谈了很久，茅盾吐出了他内心的苦衷：由于1927年脱党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不能参加党的会议，都是党组做出决定后指示他办的，人家瞧不起他，他这个文化部长不过挂名而已。他也只想搞创作本行，不擅长行政工作……
“左”的思想禁锢是很难摆脱的。“文革”后的七十年代末，“四人帮”已经倒台，知识分子重回学术平台，按说应该重新认识鲁迅，开始科学的研究了，但与愿相违，鲁迅思想发展研究热又兴起了，甚至于资深鲁迅研究专家唐弢、王瑶、陈涌等一批中国现代文学界素养最深的学者也参与其中，更加暴露出鲁迅研究领域的弊病。
首先，不从实际而从原则出发、以一些理论条文规范和印证鲁迅思想。例如，有些研究者因为鲁迅大革命时期的文章和讲演中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些名词，就断定鲁迅这时期没有明确的阶级观点；没有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就断定鲁迅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因而推迟了鲁迅世界观转变的时间。相反，又有些研究者认为鲁迅1926年写的《论“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符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就断定鲁迅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这些倾向无疑是违背认知逻辑的，不是把鲁迅及其著作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而是进行教条与教条之间的印证，用鲁迅来证明某种教条的正确性，所以只能是枉费其功。
其次，只重政治观点、政治表现的表面性的政治化倾向。有些研究论著，避开艰难的哲学理论的思想分析，而只限于鲁迅政治观念的归纳与评述。这种政治化倾向，使研究工作停留在表面性的浅层阶段，不能朝着学术文化、思想理论的深层次推进。
再次，暴露出了某种钻死牛角尖的烦琐哲学倾向。有些研究者，在探讨鲁迅世界观转变时间当中，进行了过多的烦琐考证和无谓争论，因此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往往离真理越来越远。
这些弊病反映出当时整个精神文化界难以摆脱旧的思维窠臼和旧的真理标准，一方面提倡思想解放，另一方面却又使用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论证方法，在旧的认知逻辑轨道上翻筋斗。这令我想起了廖冰兄的漫画《自嘲》：一个曾被囚在罐中的知识分子，罐虽然已经被打破了，他却还保持着囚禁在罐中的姿态难以自解。这幅漫画和鲁迅思想发展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病，都反映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状态，既可悲又可怜，不来一个比较彻底的精神解放，实在是无法前进了。
而最根本的原因是严重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完全陷于毛泽东、瞿秋白模式的诠释中。毛泽东说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于是就大论特论三个“家”的关系。瞿秋白说鲁迅的世界观转变是“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于是就大论其是如何转变的。总之，哪股风吹得盛，就跟哪股风跑，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自己的独立语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之所以说我所梳理的中国鲁迅学史上的文章，百分之九十五是套话、废话、空话，就在于这点。不正视鲁研界的这个严重弊病，大胆创新，努力独立思考，说自己的话，就不可能推动中国鲁迅研究的前进。
同样，在文艺评论中，绝对不可再重复“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研究一类的错误了，不可比附和以预设的理论框架套用作家作品，而应从作家作品的本身实际出发，引申出作家作品本身的而不是外在强加的特征。
三、对于鲁迅这样具有巨大“精神诗性”的作家，文艺评论也必须具有“精神诗性”
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精神性的作家，就更恰当了，因为几乎是唯一的。鲁迅之后再无鲁迅。鲁迅之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再无精神性的作品产生。顶多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就很不错了。思想是一种思维力和洞察力，精神却是升华到一定境界的。在中国，这种精神性的文学作品是极少的。精神性的作品，往往充满了希望与绝望的悖论，是世俗逻辑的反向同构，以黑暗为光明，以坚忍为逃亡，以苦难为欢欣，以绝望为希望。文学是通过内面即黑暗的精神同道抵达上天，这就是文学希望之路，也是中国文学获得拯救之路。但在这条路上，我们的传统资源几近于无。所以中国的所谓批评家往往攻击鲁迅的黑暗，就连鲁迅自己也认为自己的作品太黑暗，生怕贻害了青年读者。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抵达了几乎无人可及的精神的近乎宗教的层面，成为孤绝的“精神界之战士”。
仅止于精神性，尚不能总括鲁迅的全人，还有一些文化人具有相当强的精神性，譬如哲学家梁漱溟的精神性就很突出。虽不能与鲁迅相比，但也属凤毛麟角。但是他没有文学作品，并非鲁迅那样的文学天才。
鲁迅是一位孤绝的“精神界之战士”，但他的精神主要不是通过学术著作、理论概念表现出来的，而是透过卓绝的文学作品——小说、散文、杂文、散文诗迸发出惊世骇俗的精神的火焰。
所有成功的文学作品本质上都是诗，鲁迅实质上是诗人，是“精神界之战士”加“诗人”。因而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精神诗性”，用这个概念来概括鲁迅文学遗产的本质特征。
所以，我们今天的文艺评论也应该朝着“精神诗性”的方向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那些具有“精神诗性”的作家作品；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当代中国文学朝着更为深广的“精神诗性”的峰巅攀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