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商的魔力无限。成功需要高智商，但更需要高情商。智商高可以让人们看清楚这个世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情商高可以让人们知道如何买你对这个世界，如何面对周围的人。无论是商界奇才，还是政界精英，他们的成功无一不是因为具有高情商才能做到的。
(第一节 在比较中发现秘密
虽然心理学的发展已经让我们惊异于一个未意识到的精神世界，但那些研究成果似乎只是用来解决精神病患者的问题，许多人都认为“情商”似乎有些玄，科学的成分有些牵强。可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许多的问题都让人思考，到底人们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精神危机，尤其是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于是，虽然是有点很玄的东西，我们还是要花很多时间来认识，因为它的确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天才的智商都是相近的，天才的命运却是相差悬殊的，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什么样的统治下，我们常常说有些人见风使舵，两面三到，但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却是一句至理名言，这是一种处世之道，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怎样度过。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些“情商”的因素对他们的成就有什么影响，同时，事业的成功到底需要什么素质，一生郁郁不得志的人与一生春风得意的人差异究竟在哪里？
自古以来，人们对于成功的看法都不一而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样都是伟大的文学家诗人，李白与苏轼都可谓是彪炳史册的巨匠，两人的人格气质十分的相似，可是两个人的人生境遇有许多的差异。在遇到人生的挫折之后，他们的境遇是有相似，都有着一种超脱的思想追求，李白的人生观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傲慢气质，与他想法不同的苏轼，就有一种平民意识，有一种自知与自足的豁达。于是，他们同样的豁达，却透露出不同的人格精神，李白在政治上的见识真是令人不敢恭维，而苏轼的政治见识却又让人感到造化弄人。
世间有光明必有黑暗，贤者心志高尚，过分外露才智，必为庸者、愚者所憎恨。贤者处于憎恨与黑暗交织的罗网之中，又岂能不败！李白就是这样的人，他处处锋芒毕露，不知大智若愚，不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生渴望踏入仕途，为君王，为国家，为天下苍生，造就一个盛唐，然后功成身退，归隐山林，享受自然人生。可悲可叹啊！如此的志向，竟一点机会也没有，终成一曲《蜀道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真的是一点机会也没有吗？机遇只光顾有准备的头脑，李白的准备可谓充分啊！李白少时即饱学诗书，并且才情恣肆，性格豪爽。有所谓“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什么最后却悲叹一生呢？原因只能在于情商出了问题。
首先是他的出身，不是现世的贵族，但又有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这成了他以后人生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李白的出生、身世到现在也是一个谜，到底是贵族后裔还是少数民族的血缘一脉，众说纷纭。它的一生散尽万贯家财，为的是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准备的已经十分充分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他却从未想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而是在大量的社会活动中建立自己的声望，以引起朝廷的注意。在经过几番艰苦的努力之后，李白终于如愿以偿，得到玄宗的召见，并委以“翰林供奉””之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其狂喜之态可见一斑。皇帝亲自召见，可谓是已经飞黄腾达的机会来了，可是呢？他是怎样来对待这样的机会的呢？不是一种积极进取与感恩，而是说不尽的傲慢与无理，现在我们可以说那是一种洒脱，一种潇洒，但是，为了这样的潇洒而葬送自己的前途应该属于得不偿失吧！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看到他狂妄不羁的性格，所有的才华似乎就仅仅可以限于写诗歌了，只有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发泄与抒怀。“权贵的势力”，似乎是他最厌恶的，但也是他所极力向往的，自己骨子里都是贵族的傲慢与狂傲。
李白非常自负，常自比为管仲、诸葛亮等卓越政治家，以“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26岁出川后，李白很少再回到蜀中。一生中他一直以“大鹏”自况，“大鹏羽翼张，势欲摩穹昊”。在《大鹏赋》中，他极尽铺张地描写了“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的大鹏形象，抒写了自己不同凡俗的性格、气概和抱负。
有政治抱负，但是心却很高傲，不愿意从零做起，他看不起按部就班的科举考试，看不起拘挛填海的精卫和守常报晓的天鸡，这些都无可厚非。既然来到了天子脚下，既然进入了“政界”，就该按仕途规律办事，现在身份不同了，已由一介布衣成为随侍皇帝左右的高官。到中央工作了，还保留着一种在野党的心态，无论身份地位，一律地“平交王侯”，为官之道要求的“不逾矩、不放情、不显才”，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不过是玄宗的一个御用文人罢了。但却“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正如杜甫所写：“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我真的很怀疑，他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中国的皇帝们总是高高在上的，几曾有过平等意识？对其如此轻慢和不恭的行为，玄宗不疏远你疏远谁啊？高力士又是何等人物？那可是服侍了玄宗几十年、最受玄宗宠信、最有权势的一个宦官，连宰相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先巴结上他才获得高位的。他居然当着玄宗的面，伸出足去，叫他“去靴”！真是不可思议的狂妄啊！最后不可避免，长安三年，他毫无建树，最终被玄宗“客气”地请出了长安。
有什么样的性格，就有什么样的命运，李白生性放达，不受拘束，加之广泛游历中的求仙访道，颇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老子》云：“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李白理解的“功成身退”，是与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相类的。一方面他有宏大的政治抱负，一方面又想放浪形骸、无拘无束。而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官场就好比一个鸟笼子，你既然想进去，就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就不要嫌这里天地狭小受约束，就不要再仰羡蓝天白云，而要遵循笼子里的游戏规则，不能任性犯自由主义。君不见，自古及今，官场进退，有多少心地善良的人变得阴险，有多少举止洒脱的人变得刻板，有多少性格鲜明的人磨平了棱角，又有多少自尊的人变得无耻。到处是唯唯诺诺和俯首听命。就像一只鸟，在笼子里关得久了，住得惯了，即或把笼门打开，它再也不寻求飞翔。因为弃却自由的报偿是可得嗟来之食，且可饱食终日。李白既然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那么你就该远离官场，更别指望“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还是一心一意去当诗人吧，这才是他的最佳选择。
中国的文人似乎确有两大心愿，一是仕途功名，一是著书立说，两者孰轻孰重，确也是价值取向不同，若是两者不可兼得，史上大多是希望于前者的，然而仕途功名却不是任由己意的，时势造英雄，生不逢时总是不少，所幸，还有著书立说可为。太白豪放、张狂，真搞政治都不行，历史确是不可假设，身为政客也自当审时度势，但他们还是有些许值得肯定的政治思想的，但也正如韩非子所言的法、术、势，无势，法、术也无以为行了。且说李白：“太白及冠，仗剑出游，广交天下豪杰，胸怀大鹏之志，腹藏天地乾坤，其才情，惊天地，泣鬼神，斗酒赋诗百篇，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今一绝。”千百年来，多少文人吟其诗句，唯愿此生能成其万一，青史留名。?可是，我们都知道，仕途之路，才是李白一生的追求，其依靠诗才，周游天下，希翼求得伯乐相识，甚至为求荆州刺史举荐，写下：“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句。可是他有不愿仅做一御用文人，他习王霸之业，要做苏秦、张仪，要做管仲、乐毅，要做诸葛、韩信，要像他们一样辅弼明皇，纵横天下，济苍生，安社稷，开创一代盛唐。然而，纵观中华悠悠历史，习王霸之业者又有几人可一展抱负？他生于盛唐，生不逢时？不是的，关键是他的性格决定了它的命运，追求自由，绝对的自由，必定会在政治上终老无为。就算有经天纬地之才，也不能为世所容，有超逸物外之志而心又不静。所以，后来李白修道，却逃不脱人世沧桑之苦。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这个道理很简单，说出了许多的处事哲理，你的人生是不是也有许多这样的时候呢？
让我们再来看看苏轼。
林语堂先生说：“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苏轼是最具亲和力的中国文人。他的脚步所至之处都给后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人文财富。 “大江东去”、“明白几时有”无人不读，“横看成岭侧成峰”、“春江水暖鸭先知”无人不知。即使我们不曾读过《赤壁赋》，很多人也都知道“唐宋散文八大家”中，苏氏父子占据其三。不仅诗词文章，苏轼的书法为“宋四家”之首；绘画以竹木怪石而著称，诗画都独占一绝。另外，他在饮食、医药、禅学等方面也多有建树，还热衷于科技发明。他这样的艺术全能大师的，纵观古今中外，恐怕也绝无仅有。苏轼襟怀坦荡，心性天真，心里想什么就率意直言。苏轼性格中有两种主要特质，一种是“想要奋发有为，愿以天下为己任，虽遇艰危而不悔的用世之志意”；另一种则是，“不为外物之得失荣辱所累的超然旷观的精神”。但突出的表现为超脱、刚直、真诚、爱民、忘我等特点。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受到人生如梦，但他并未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说他平生以一蓑烟雨自任，还怕眼前的这场雨么。并不患得患失，对眼前的政治打击无可奈何，表现了作者刚直、超脱、坦然、乐观、无所谓惧的人格魅力。
他绝对是一个性情中人，对弟弟，他写过“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对于自己的亡妻他写过“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他一生娶了三位妻妾，但是无论遭受怎样的困苦和磨难，他的家庭生活始终都充满温馨。他总是更多地看到人间的友善，他可以和高官显宦诗词唱和，也可以与黎民百姓共诉心曲；他可以和歌妓舞姬宴饮欢歌，也可以与和尚道士嬉耍笑闹。正因为这些种种原因，他比李白幸运，从到达京城开始，他就得到了当时政要的赏识，注定了以后的仕途之路要来得容易。他和弟弟苏辙赴京参加礼部考试，考试的主考官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读到苏轼的文章，他不禁拍案叫绝，喜极汗下，感叹道：“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提起我，人人都会谈论这个叫苏轼的人的。”他激赏数日，才把苏轼的文章传给同僚，仁宗皇帝读了苏氏兄弟的文章，高兴地说：“朕为子孙物色到两位宰相！”欧阳修的盛赞，皇帝的推崇，令苏轼迅速名满天下。他先后出任大理评事、开封府推官等职，写下大量议论国事的策论。这是苏轼有生之年最风光的一段日子。他雄心勃勃，躇踌满志，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炫耀般接连呈上文采飞扬的佳作。苏轼是依靠才华，依靠读书走上仕途的，虽然少年得志，但是，苏轼一生却身如不系之舟，四处漂泊流离，
神宗元丰二年，“乌台诗案”发生，负责审理此案的御史中丞李定等人，这是一帮品格低下的龌龊小人。他们为置苏轼于死地，挖空心思从他的诗文中寻找“证据”，断章取义，罗织罪名。就连他在杭州做太守时看钱塘潮，回来写了咏弄潮儿的诗“吴儿生长狎涛渊”，也被荒唐地解释为“反诗”为什么呢？有人解释说：把皇帝说成“吴儿”、把兴修水利说成“玩水”。从8月18日入狱到12月29日被释放，苏轼在牢房里被关了4个月零12天，被提审11次之多。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日复一日的肆意侮辱，惨不忍闻的残忍摧残，渐渐让苏轼看清了所有辩驳都徒劳的。大不了不就是一死吗？我招就是了，大不了一死。苏轼全招了，这样一来，苏轼自度必死无疑。“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所幸，苏轼的为人谦虚温和，有许多的真正赏识者，帮他在仕途度过难关，苏轼乌台受之际，许多正直之人仗义执言，纷纷站出来为他说话。一次，左相吴充与神宗谈起曹操，直截了当地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能容忍祢衡，陛下难道还容不下苏轼吗？”当时，太皇太后正身患重病，神宗想大赦天下为她求寿，太后却说：“不必赦天下凶恶，放了苏轼一个人就行了。”宋神宗也并不是一个昏君。宋神宗是爱才之人，并无加害苏轼之意。他否决了将苏轼处死的见议，仅以“讥讽政事”之罪将他贬往黄州。
李白一生对长安的眷恋与排斥是交织的，在苏轼的生命中，汴梁也是个难以舍弃又不能久待的地方。中国的文人他们都有双重的性格，在“内圣”与“外王”的理念只见游移不定。苏轼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就不能不到这里来；在这里住的时间久了，他又不堪官场上的乌烟瘴气，心生厌倦。于是，步履唯艰，同时交织他内心的困惑与迷茫，进进出出于皇城的城门，来来往往于漫长的驿道。他在愈演愈烈的派阀争斗中折腾了几年，最后被搞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多次萌发远离是非之地的念头。后来，宋神宗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苏轼被改派登州太守，但到任仅十余日，便被召回京城，委以重任。这是他东山再起的绝好机会。随着司马光任相，推行了十几年的新法被废除，反对变法的人受到重用。苏轼回京后不到一年时间，就连升了三次官。如果他善于把握机会，前途会一片光明。然而，诗人毕竟不是善于投机钻营的政客，他是多少没有心思考虑个人进退得失的。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刚厉，同样反对司马光将新法一概废止的武断，认为应该留利去弊。这样，苏轼就成了夹缝里的人物，两面受疑忌，两面不讨好。
早在少年时代，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注意到了苏轼、苏辙两兄弟性格的不同。他在《名二子》一文里解释了给两个儿子取名的缘由：“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也矣！”
曾枣庄先生对此言的解释是：“轼是车上用作扶手的横木，是露在外面的，因此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轼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确实‘不外饰’。结果一生屡遭贬斥，差点被杀头。辙是车子碾过的印迹，它既无车之功，也无翻车之祸，‘善处乎祸福之间’。苏辙性格冲和淡泊，深沉不露，所以在以后激烈的党争中，虽然也屡遭贬斥，但终能免祸，悠闲地度过了晚年。”苏轼这样的性格真是天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