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他意外地获得了一个棋谱。象棋是一种游戏。这种游戏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能在有限的形式中摆出许许多多的棋局。但是，棋局总是有限的。今天，人下棋之所以会输给电脑或者机器人，正是因为电脑的程序已经将所有可能出现的棋局都穷尽了。在这种状况下，猎奇的意识很快就得不到满足了。于是，他开始给自己下棋，这无异于说，他在将自己的意识分成两截，彼此视之为对象。但是，空虚的意识，如何能分裂呢？这就好比我们用刀去砍一阵风，怎么能砍得到呢？于是，他精神分裂了。或者说，他的精神崩溃了。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意思是说，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我在怀疑”却是不容怀疑的。所以，“我在思想”是不容怀疑的。但是，笛卡尔所说的“思想”已经是有思想对象的思想了。对于这样的“思想”，我们自然可以进行“反思”，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但是，对于那个处于虚无状态，还没有获得思想内容的“思想”，我们又如何去意识、去思想呢？比如，我意识到自己仅仅是在想，但什么也没有想到，可能吗？
三、形神之辩
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是佛学盛行的时期。佛学坚持有神论的主张，认为凡事都有因果，人死了，灵魂还能在来世存在，接受今世的因果报应。正所谓“因果轮回”。而以范缜为代表的无神论者则主张，人死灯灭，形销神散，灵魂根本不能单独存在。于是，围绕着“形神关系”，两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史称“形神之辩”。
在这场争论中，佛家人物坚持认为，灵魂是人成为人的决定性因素。他们说：木头是客观存在的，人的身体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木头是没有感觉和意识的，而人的身体却有感觉和意识。这充分说明，木头就是木头，是一；而人的身体却是二，里面还有灵魂。否则，就无法解释人的身体所具有的感觉和意识。如果人的身体是一，为什么死人和活人都有形骸，但死人不会有“知”呢？
范缜对佛教的上述观点还不以为然。他指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意思就是说，身体和精神是对立的统一体，精神（灵魂）从属于身体，身体存在就有精神（灵魂），人死了，精神（灵魂）也就随之消灭。对此，他也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精神就像锋利，形体就像是刀刃。离开了锋利就无所谓刀刃，离开了刀刃就谈不上锋利。没有听说刀没有了而锋利还存在的，岂有形体亡了精神还在的道理？因此，形是神之质，神是形之用，二者不可分离。“形体”和“精神”不是两个不同东西的拼凑或组合，而是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二者不是并列的，精神作用从属于物质形体，因此，人的形体死亡了，其精神作用也就必然随之消灭，精神决不可能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
形神关系问题，仍然是我们上面所看到的“条件”和“原因”的关系问题。一个事物现实地存在，必须要同时具备“条件”和“原因”，缺一不可。但是，“条件”和“原因”又是不同质的，将“原因”归为“条件”，或者将“条件”归为“原因”，都是片面的。所以，佛教认为人的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是不正确的。但是，佛教的观点不正确，并不代表范缜的唯物主义就是正确的。实际上，他从人的精神不能离开身体而单独存在这个正确前提，错误地得出了“神即形也，形即神也”的错误结论。
唯心还是唯物，是哲学上的两条路线。其实，无论是唯心还是唯物，都是不可取的。马克思当年就说，唯心和唯物的争论，只有在区分哪一个是第一性，哪一个是第二性的情况下才有意义。除此之外，并没有单纯的唯心，也没有单纯的唯物。回到上面的“形神之辩”，范缜的“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的唯物主义观点似乎更能为常人所接受。但是，这种观点危害更大，因为他采取的是一种还原论的方法，即将有待解释的现象还原为其赖以存在的前提。这在一定程度混淆了经验和超验两个视野，进而混淆了科学和哲学的界限。
比如，今天的哲学教科书，就是采取这种方法来解释哲学的，使得哲学跟在科学屁股后面亦步亦趋，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也难怪现代的学生对哲学不感兴趣。比如，教科书在解释人的意识现象时写道：“意识现象并不神秘，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神创的，而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物质是意识赖以存在的前提，但这并等于说，意识之所以是意识，需要到物质中寻找根源。但是，教科书就混淆了两者，无所不用其极地追溯大脑的形成，描述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从宇宙演化讲到生命出现，再讲到人类的诞生。从神经系统讲到神经细胞，再从神经细胞讲到神经纤维。然后告诉我们：“人脑是意识活动的物质基础，意识活动是人脑的机能和产物。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但问题是，即使我们把脑细胞在显微镜下看得一清二楚，仍然无法解释意识是怎么回事。
四、庄周梦蝶
我们做过梦的人都知道，睡梦中呈现出来的场景对于梦中人来说完全是真实的。正因如此，才有了美梦和噩梦之分。也正因如此，我们会在梦中笑醒，也会在梦中惊醒。只有到了梦醒时分，我们才会恍然大悟：梦中的一切不过是幻象而已。
梦中的是幻象，那什么才是真实的呢？难道梦醒以后看到的一切就是真实的吗？好像也未必是。因为对熟睡中的我们而言，梦境才是真实的。而现实，反而是虚幻的。人生似乎就是一场梦，雾里看花，真真假假，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呢？
在中国古代，也有一个“庄周梦蝶”的故事。说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这只蝴蝶欣然自得地飞舞着，感到无比的愉快和惬意，以至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原本是庄周了。突然间醒来以后，庄子在惊惶不定之间方知自己原来是庄周，而不是蝴蝶。醒来的庄周问了一个问题：“不知是庄周梦中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庄周呢？”
在西方哲学史上，著名哲学家笛卡尔也曾经追问过一个相近的问题：你怎么能确定你的生命不是一场梦境？谁能保证二者是一回事？谁又能保证二者不是一回事？这里有必要重提前文已经讲过的一个故事。据说在1911年，笛卡尔在荷兰从军，跟随军队来到德国南部的阿尔卑斯山麓。在11月份的一个夜晚，他连续产生三个梦境。在第一个梦境里，有大量的幽灵出现在他面前，使他心惊肉跳；在第二个梦境里，他觉得眼前光亮闪烁，他能清晰地看见周围的东西。在第三个梦境里，他看见了一部词典和一本诗集。他立即判断出字典象征着各门科学的综合，而诗集则象征着哲学与智慧的统一。这三个梦境清晰如同现实，其实都是假的：世界上没有幽灵，字典根本不是各门科学的综合，而诗，模糊朦胧，不是遵循理性的产物，更不能看做是哲学与智慧的统一。
由此，笛卡尔认为，要想获得确定无误的知识，必须要有确定无疑的起点和支点。他举例说：这就像是盖房子，只有打牢地基，才能在其上搬砖堆石，构筑起坚固的大厦。同样，要重建知识体系，也要找到一块坚实可靠的基石，如果基石不稳，整个知识建筑就会垮掉。但问题是：如何才能为正确无误的知识寻找那块最稳固的基石呢？
笛卡尔说，要寻找这块基石，必须采取普遍怀疑的态度，对现今的所有知识和观念进行彻底普遍的审查，任何东西都不能放过。人的感官经验不容怀疑吗？不对！人的感官知觉经常因人而异，因此是不确定的。外在的表象不容怀疑吗？也不对！我们的感觉器官所接触到的世界和梦境中呈现出来的世界其实没什么区别，因为在当时看来都是真的。因此，要想获得绝对确定的知识，我们必须无穷无尽地展开怀疑，不仅要怀疑感官世界的存在，尤其要怀疑感官知觉带给我们的那些虚妄不真的经验。即使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深信不疑的数学命题，也要怀疑。很多人可能会认为，不管自己是睡着还是醒着，二加三总是等于五。这样明显的真理，还需要怀疑吗？不，笛卡尔说，这些东西照样需要怀疑。数学是我们思想的对象。但是，冷不防就可能有讨厌的“幽灵”蛊惑我们的精神，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放置在我们的心灵里，变做我们思想的对象。
笛卡尔“普遍怀疑”的态度和精神，是对中世纪神学时代“信仰高于一切”的一个反省，也就是对世界存在真实性的反省。对于那些欺骗与诱惑人心的虚假信念，笛卡尔毅然拿起了理性的武器，从内心的最深处给予了理清与摧毁。在笛卡尔这里，“怀疑”仅仅是沉思的技巧和手法，目的在于诊治过分依赖感官经验的弊害，而非以否定为乐趣，为怀疑而怀疑。从这个意义上讲，笛卡尔的思想确实道出了时代的要求，成为了时代的先知，给近现代的哲学带来了新的方向，新的精神和新的动力。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笛卡尔的确是个英雄。他将一切重新建设起来，替哲学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即使今天，我们仍需回溯到他的理论。”由此，笛卡尔确实堪称“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
五、数即和谐
在古希腊哲学史上，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一个经由数学进入哲学研究的哲学派别。但鲜为人知的是，该学派不仅是一个以研究数学著称的学术团体，还是一个神秘的宗教团体。据说，加入该团体的信徒，不仅要掌握数学、天文学、音乐方面的知识，而且还要恪守很多极其荒诞的禁忌。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给我们罗列了这些禁忌的清单：
（1）禁食豆子。
（2）东西落下了，不要拣起来。
（3）不要去碰白公鸡。
（4）不要掰开面包。
（5）不要迈过门闩。
（6）不要用铁拨火。
（7）不要吃整个的面包。
（8）不要招花环。
（9）不要坐在斗上。
（10）不要吃心。
（11）不要在大路上行走。
（12）房里不许有燕子。
（13）锅从火上拿下来的时候，不要把锅的印迹留在灰上，而要把它抹掉。
（14）不要在光亮的旁边照镜子。
（15）当你脱下睡衣的时候，要把它卷起，把身上的印迹摩平。
看到这个清单，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困惑：一个研究数学的团体，何以有着如此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禁忌？数学本来就是理性的象征，在这里何以和迷信联姻？
个中原因，还应该到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中去寻找答案。
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哲学方面有两个著名的论断：数是世界的本原；数即和谐，数学的本原就是世界的本原。对这两句话，我们似乎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既然数是世界的本原，既然数字在数学中的关系是和谐的，那么，整个世界也必然处于和谐的关系中，就像音乐一般演奏着和谐而有节奏的声音。毕达哥拉斯本人就曾经这样推测：地球沿着一个球面围绕着空间一个固定点处的“中央火”转动，另一侧有一个“对地星”与之平衡。这个“中央火”是宇宙的祭坛，是人永远也看不见的。这十个天体到中央火之间的距离，同音节之间的音程具有同样的比例关系，以保证星球的和谐，从而奏出天体的音乐。希吕托在《驳众异端》中也说：“毕达哥拉斯对数作了深刻的研究，断言宇宙进行歌唱，并且是被和谐地构成的，他又是第一个将七星运动归为旋律的人。”
由此看来，毕达哥拉斯学派研究数学，不仅仅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信仰。他们也许坚信，发现了数字中的一个和谐关系，就等于发现了无穷宇宙中的一个和谐关系。自己有限的生命一旦和无限的宇宙发生了关联，打成了一片，人生就有了寄托，获得了意义。正因如此，毕达哥拉斯学派才如此乐此不疲地研究那些枯燥至极的点、线、面、体……
我们都知道，毕达哥拉斯是“勾股定理”的发现者。因此，这个定理也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据说，当毕达哥拉斯发现了直角三角形三边之间的这种和谐关系之后，他的信徒一度陷入疯狂，甚至杀掉了一百头牛来祭奠这个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学说。可见，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而言，研究数学根本不是出于功利目的，而是出自信仰，出自对宇宙神秘和谐关系的忌惮。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点点滴滴无疑给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对现实生活最有功利价值的科学，在它的发端处根本不是出自功利的欲求。科学，是在纯粹思辨中孵化的，而纯粹思辨本身，是没有外在的目的的。否则，很难想象，在毕达哥拉斯生活的远古时期，一个定理的发现能够创造一百头牛的价值。
由此看来，在西方社会，科学本身根本就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第一生产力”。它首先是一种为人生提供慰藉的文化。它为西方人提供的是安身立命之本，是有限的人进入无限，获得精神沉醉的有效途径。正如黑格尔对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评价：“我们在将宇宙解释为数的尝试中，发现了形而上学的第一步。……正是毕达哥拉斯哲学的原则，在感官事物和超感官事物之间，仿佛构成了一座桥梁。”
正是靠这座桥梁，西方人摆脱了人生有限的恐惧，进入了玄思的无限世界。这正是科学和宗教的关联之处。科学和宗教，理性与信仰，貌似水火不容，其实却是物极必反，两极相通。正因如此，大多数科学从它们的一开始就是和某些错误的信仰形式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狂热的科学家们似乎都在为了一种虚幻的价值而研究科学。比如，天文学起源于占星术，化学则是起源于炼丹术。而数学，则是和一种信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数学的知识看起来是可靠的、准确的，而且可以应用于真实的世界。此外，它还是由于纯粹的思维而获得的，并不需要观察。由此，人们就想当然地认为：思想高于感官，直觉高于观察。如果感官世界与数学不符，人们就认为感官世界是错误的。于是，人们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寻求更能接近于数学家的理想的方法，最终在现实世界之外又虚构出了一个自认为真实的世界。这个真实的世界，就是哲学的世界。而这种哲学形式，也是从毕达哥拉斯开始的。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说的：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古希腊、中世纪直到康德为止的近代哲学的特征。
六、灵魂的回忆
柏拉图说：灵魂本来就属于上天的精灵，“那时它追随神，无视我们现在称做存在的东西，只昂首于真正的存在”，所以它对理念领域有所观照，具备一切知识。灵魂后来坠入了肉体，依附于了躯体，因此而遗忘了一切。
那么，如此高贵的灵魂是如何堕落到肉体之中的呢？柏拉图用一个神话故事对此作出了解释。他说，当年宙斯率领众神去赴宴，次等的神和灵魂跟随在后面。装载着他们的马车由一些顽劣的马拉着，驭马者也缺乏高超的技艺，在经过陡峭天路时失去了对马的控制，被顽劣的马拽落在地上。灵魂就这样被折断了翅膀，不能上升到天上的理念领域，最后只得附于肉体作为暂居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