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安锋：第一次见到您是2002年您应王宁教授之邀到清华大学做题为《才性论》的演讲，我一直留有难忘的印象。学界都说您是百年不遇的天才，请问您的天份是从何而来的？如果后天可以学来，那么请您谈谈如何让中国，让世界产生更多象您这样的天才，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英雄缺失的年代；如果说不是，那么，您认为天才产生的环境（既然天才是不可造就的）是怎样的？我们现在这个物欲横流、商业主义泛滥、文化衰微、道德混乱的世界还有希望产生天才吗？
龚鹏程：孔子的学生和同时代人都说他是天才，但孔子每次都回答说：我不是天才，我只不过是好学而已。很抱歉，我又拿孔子来作比喻了，哈哈！不过确实是这样的。自幼别人就称我为天才，可是我自己非常清楚，我不是！我不是天才是很实际的，不像孔子那样只是谦虚。原因在哪儿呢？天才拥有高度的创造性，而我创造力不足。我所有的创造，都是在前人的积累中增加一点小东西、小想法而已。我并没有像古代我所知道的天才那样，能够创造一个论域，导引人类文明走向某个方向，我没有这样的能力。
我真正认真读书是进大学以后的事。大一开始，我就自己注解《庄子》，写了几十万字。那时我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去了解《庄子》，然后把所有跟庄子有关的书统统找来，详细地阅读，翻来覆去地看。大二做谢宣城诗研究，大三做先秦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大四的时候做晚清到民国初年的诗歌史的研究。我每年都替自己定了一个功课，除了正规上课、应付考试和其它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外，我自己有一个长期的读书的功课。而且一开始就是大规模的会战，不是小打小闹的。一开始就是一部一部大书这样写。注《庄子》就是几十万字；大三时候写的先秦思想史《古学微论》，讨论儒道名法墨家阴阳家等九流十家，翻来覆去也写了将近一百万字。把所有相关的古代文献几乎全看完了，包括民国以来的古史讨论，都一一读过。每年都是这样，到现在三十多年。我自己发现问题，自己找资料，自己去组织一套想法。所以我其实是下了很多人所难及的苦工。我一向很忙，有很多行政工作要做、要满世界乱跑，但是我每年基本上都还有七、八十万字的写作研究量，磨练着我的文笔、锻炼着我的思考。学界天才很多，但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我用功。而且我对每个问题，从怎么样找问题，怎么样组织文献，怎么样去发展一个想法，我都是一步一步、扎扎实实来做的。我自己在做学问上或许是比较刻苦、比较诚恳的。所以我并不是像现在的一些学者，去学习哪个门派，以后就拿着这套理论来打这个套路。我不是这样的。我是自己去想问题、找材料，去组织、去做系统性的思考。唯有这样一刀一枪地攻坚，去抢下城池，才能够守得住。所以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真正的天才。天才其实很难得，百年不遇。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恐怕只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步一步地努力，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生安锋：我感觉您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
龚鹏程：我记忆力当然还不坏。但是，记忆是不可靠的。对于任何事情，我们的记忆都会出错，而且光靠记忆材料有什么用呢？通常我是不记的。我记得的东西其实都是我想过的。就是：想一个问题时，我通过观察了一些现象、看了一些书，慢慢形成想法，我是通过这个想法去记住相关材料的。想法就像一条线索，而这些材料不过是像串起来的珠子一样，通过线索把这些东西穿起来、组织起来。我记得的是我的想法，因为那个想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记得的是这个想法，所以我就同时记得跟它有关的那些材料，如果我没有什么想法，我看过的书就都会忘记。没有组织，谁能记得这么多鸡零狗碎的东西呢？
生安锋：您现在能够想到的古今中外的天才有哪些呢？
龚鹏程：天才太多了。比如说像佛教里面的鸠摩罗什，十几岁就当了龟兹国的国师，弘开大乘佛法。他本来学小乘，后又学大乘、学得非常好，以至于到后来，他原来的老师要回头过来拜他为师。他十几岁就当国师，姚秦要请他过来，龟兹国不放人，结果两国竟为此交兵，打仗打了若干年。他其实是一个西域中亚地区的胡人，可是你看他翻译的佛经，中文如此之好，足以令我辈愧然。这种人，可以打开一个大的时代、一个新的格局，是中国大乘佛学各派共同的祖师。像这种天才，我们赶不上的。又比如王弼，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死的时候才二十几岁，可是他所注解的《老子》、《易经》到现在来看还是最好的。还有很多文学家，像李贺，死的时候也才二十来岁，他的诗歌才华横溢，我们都达不到这样的境地。但我们也不应该去期待自己，或者期待我们同时代的任何人去达到这样的境地。我们这个时代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天才，最高明的也不过跟我差不多，都是困知勉行啊！所以我们应该鼓励的是这样踏踏实实的，比较笃实的学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