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南》2011年第01期
栏目：长篇小说
我是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我从那些长眠于地下的亲人们身边走过来，我想我的生命里一定是受了某种托付。五十多年了，我一直不敢打开那段记忆，因为有太多的灵魂要冲出来诉说他们各自的故事，怕故事的沉重会让人们承受不起，然而冥冥之中总有一种执著的呼唤在向我发声，那原是一首首泣血的童谣，代失语者歌唱。
——作者题记
眼下这块种满了油菜和小麦的坡地上，周围有着那么多抹不去关于村庄、关于人居的痕迹……
2009年4月4日——已丑年清明节。
这是一块种着油菜和小麦的坡地。这块坡地的名字叫“倒庄”。
庄稼人脚下的每一块土地都是有名字的：扁担冲，老鹰榜，冬瓜三斗，葫芦斗子，南山岗头……当年生产队早起派活的时候，队长是一边吹哨子一边吆喝：“劳力们（男人）去扁担冲翻窖泥嘞——奶力们（女人）到老鹰榜点棉花喽——”孩子们出去挖猪菜前也要告诉大人一声：我去小南山那圪子了……
这块椭圆形的坡地与其他的坡地不一样，上不靠山，下不着田，不像是寻常意义上的庄稼地，它孤零零地凸起在一片旱地中间，眼下种满了油菜和小麦——抬眼望去，有着那么多抹不去的关于村庄、关于人居的痕迹。
譬如那口水塘，汪在这片坡地的正中间，好像并不是为了灌溉；那排已经只剩下些根桩树墩而今已抽不出什么新枝却也未曾死去的红柳，在那个位置上，也只能是为庄户人家预备荫凉的林子；那顶翻底朝天的碓窝，它的唯一作用就是村里人用它来舂米杵面。四周还有断断续续的水沟，水沟边竟仄卧着人们用来洗衣淘菜的石跳……
闭上眼睛静下心来，甚至还能隐约听见孩子们的嬉闹声，女人们的说话声，男人在田干活时的吆喝声，还有鸡鸣声，狗吠声，牛犊儿的哞哞声，白鹅的戏水声，货郎大哥紧一阵慢一阵摇动的拨浪鼓声，以及姑娘媳妇们挑针买线声……
从东庄，到西庄
咯哩叨咚是货郎
针头线脑一大筐
胭脂宫粉压满箱
迎到黄毛小丫头
杵狗咬到大河沟
迎到柳腰小娇娘
宫绣头面送一双
迎到一个老马猴
收拾家伙往回走
……
声音渐渐远去，我回到了现实中。
一对年轻夫妇在小麦地里套种花生。
我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你们是哪家的孩子？”
“我们不是孩子！”故乡人对城里人讲话时总是很冲。
“对不起——我是说——我自小也是你们村里的人，我是在史仓长大的——我可能认识你们的父母。”
“哦——我们是李绪傲的女儿、女婿——请问您是哪个？”
“我是胡传永，大圩子的……”
“哟——是五姑啊，爸爸、大大（指母亲）他们常叨呱你哩！”
“今年怎么没有出去打工啊？”
“前阵子妈生了病，我们回来看看，暂时没走掉！”
“你们知不知道，这里原本是个村庄？”
“知道，不然这地名怎么叫做‘倒庄’！”
“知道倒庄之前的名字叫后庄吗？知道这个后庄里的人都是怎么死的吗？”
“知道，老头（指岳父）说过的，说这个庄子里的人都是饿死的——可打死我也不相信，活活的人怎么会让饿死？蠢啊！傻啊！饿死的还都是庄稼人！庄稼人怎么会在自家的田地上被活生生地饿死？还都全村覆没了——我不相信，打死我也不能相信……”
“你有一个叔叔名叫黑头，一个姑姑名叫琼子，听说过吗？”
年轻人不再接我的话茬儿，很勉强地对我说：“我爸我妈都在家门口下稻种哩，五姑你去我家坐坐喝杯茶吧。”说完顾自在长势喜人的小麦稞里一锹一锹地将土块掀开弄碎，再让妻子把花生种埋进地里。
一直弯腰在麦稞里没有说话的妻子这时站了起来，眯眯地笑道：“五姑——我也不信，哪有庄稼人在庄稼地上被活活饿死的！哪个拐角圪塔收收弄弄不够喂圆一家人的肚子？土地就是长庄稼的，庄稼人就是种庄稼的——吃得好、吃得孬是另外一回事，天天跟土地跟庄稼打交道的人被活活饿死了……这，这怎么可能！纯粹是传说——老人们想让我们年轻人爱惜粮食，就编出一些故事来——教育下一代呗……”
陈国富、卿志琼发表在《读书》2009年第6期的《饥饿与权利》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耐人咀嚼的话：
就饥饿和饥荒的研究而言，中国本来拥有世界上最丰富、最真切的现实素材，但奇怪的是，专门从事这一研究并有建树的中国学者少之又少。在有关二十世纪那场旷古至今的大饥荒的经济学文献中，我们却找不出几份出自大陆经济学家之手，哪怕是描述性的或实证性的系统记录。在中国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作者注，下同）的集体失语中，有关那场饥荒的记忆逐渐淡去，人们（这个“人们”不应当包括普通老百姓）有意不再提它，好让它尽快成为过去，永远不再出现。但是，这种有意遮蔽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如果不对造成饥荒的原因做深刻的学理研究（还应加上“反思”一词），我们就找不到防范的措施，饥荒就随时可能再次袭来。因此，无论如何，“忘却”不是防范饥饿和根治饥荒的有效办法。
童年生活里的一幕幕常在我的睡梦中，显得那样清晰，那样鲜活，然而当我真的开始记录它们的时候，50多年的相隔却极其残忍地将许许多多大事的细节都模糊了，浑浊了，淡化了——人，竟是这样的容易忘事！这样的遗忘出乎我意料，让我深感困惑而且伤心，最震惊无奈的，却是发现绝大多数的当年当事人，要不已经老态龙钟记忆衰退，要不就是寿终正寝了，而可以与其正常交谈的，也还能清醒回忆起当年一些事的那些人——如我辈，那时也都还只是个孩子。
历史真的像一条大河，磨石淘沙，能存留的不是流动的水，不是岸边的风景和水下的沙石，而是那条有可能改道，有可能淤塞的河床，即便它们会在一代又一代穿梭行人的视线中消失，但它真真切切地存在过的事实是不可能抹杀的，我们可以宽恕、原谅或接受业已逝去的历史，但我们绝不能矢口否定这段历史的真实性，抹杀它曾经在我们心髓里留下过的那份伤痛，不能忽略这段历史在我们几代人生命里的影响和积淀。
……冥冥之中的驱使，使我又一次来到了这里，来到了这块最能激励我开启记忆闸门的倒庄地。
小青树，结青果
我去摘，它逗我
小豆豆，小珠珠
夜里头，上稞稞
太阳晒，找不着
倒庄地里的油菜和小麦长得很好，油菜已经开花，小麦也在拔节，四月的和风吹在上面，空气中弥散着沁人肺腑的清香。
看这株长在杂草丛里的茶苕菜，它的学名又叫蒲公英。茶苕菜因为浆多，过去曾是最好的猪菜之一，然而如今很少再有人去打什么猪菜了，掺了各种成分的猪饲料完全代替了这绿色的供应。这些茶苕菜却不会因为人的遗弃而销声匿迹，在春天土地上，它们仍然生长，仍然开花。当顶处抽出的这朵花儿是如此的嫩生和水灵，金晃晃的，极像秋露下刚刚绽放的雏菊。这朵开在杂草丛中的茶苕菜花儿与50年前的茶苕菜花儿没有什么两样，尽管它们之间隔了半个世纪的光阴，然这朵花儿与那朵花儿之间，有着太多太多的相似，有着太多太多的牵连，是它们脚下的土地让它们有着生命间的传承。
一阵风儿吹过，眼前的这朵花儿带我穿越时空之门，回到了50多年前——50多年前，这朵漂亮的茶苕菜花儿是戴在黑头妹妹琼子的羊角辫子上的……
故乡史仓曾经是那样的美丽，她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总是与新嫁娘与各样的花儿联系在一起……
1957年的春天。
一阵唢呐响起。正在玩逮羊的我们咯噔一声站住，侧耳听了，是后庄的，于是打飞马向后庄跑去。
后庄的菊子出嫁——花轿就停在后沟坝的柳丛里。
这个后庄，跟我住家的村子史仓隔了一片冲田和一道塘埂。
史仓是个大村子，有50多户人家，在地处丘陵岗区的村庄里，规模算是很大的了。史仓分东头、西头、大圩子三大块，我家住在村中间的大圩子里。
史仓本是孙岗附近大财主丁姓人家的一处仓房，住有亲戚史姓人家，故名史仓。李绪傲的太祖母从丁家嫁到李家，丁家便将这处离丁家圩足足有20里地的仓房以及仓房周围的所有田地都作为丁小姐的一份嫁妆陪到了李家。李家也是大户，龙穴山下曾有李新圩子与李老圩子两大庄园，清代闻名四方的龙穴书院主要是由他家出资修建的。李家与史家也是好几代的儿女亲家，三大财主拉扯提携，方圆几十里都成了他们的庄户。娶了丁家小姐的李举人后来在京城辞了官，举家住到了史仓。李举人是个儒雅之士，在史仓安居后，与史家一道，改造了原来的仓房布局，设置成庄园模式。在大圩子之外，又修了两个附庄，称东头和西头，东头住的大多是史家的佃户，西头住的则全是李家的佃户。大圩子在村子的中间部分，两大家族全部住在大圩子里，大圩子与东头、西头用10米宽的壕沟隔开，呈圆形被围在壕沟之内，非常安全。壕沟四季清水，岸边栽满了垂柳、紫薇、红枫和乌桕。春天，当柳丝发芽时，壕沟两边全是缕缕儿的鹅黄；夏天，当紫薇开花时，水里倒映着各色艳丽的花簇粉团；到了秋天，红枫与乌桕那挂了霜的叶子，将整个村子都染得彤红通亮……
如能俯瞰，整个史仓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池景，大圩子就像一朵盛开在池子中的荷花，而东头、西头则成了两片护花衬景的荷叶。
大圩子的正中心有一座花园，如果说整个史仓是一朵莲花，那么这个中心花园就是莲花的芯蕊。花园里栽种了各类各色的花儿，芍药、牡丹、芙蓉、含笑、天竹、月季、山楂、樱桃、枸杞、白绣球，以及各样的盆景、假山和笋石等。花园正中又有一个用青砖砌就的月牙形园池，园池利用暗沟与圩外的壕沟相通，形成活水，澹然清澈，这池水又俨然一点花蕊之中的露。花园使得整个村落美不胜收，可见李姓与史姓人家当初建设庄园时，那品位与眼界又是怎样的一个“高”字了得！
那片花园自1958年被毁以后，它的景色在40年后我去苏州的拙政园时，才又看到了些许踪迹，这是后话。
后庄住的除了李姓从他乡投靠过来的两房远亲外，还有就是一些与东家关系较近的佃户。在我4岁的时候，这里只剩下13户人家了，庄子虽然没有什么规模和条理，但更显出一种农家的随意和自然。13户人家，住得有点分散，村子的中间被下田干活的过往行人踩出了一个十字小路。每一户人家的后面都围有一片竹园，竹园外面也有一道道深浅不等的壕沟，壕沟外围都栽有各样的树，最多的是柳树。后庄竹园里的竹子大，树也大，大大小小的鸟窝多得没法子数清。在壕沟的里沿，又多是一簇簇的蔷薇。史仓人叫蔷薇为蔷茉苔。每到春天，蔷茉苔开花了，那姹紫嫣红粉白黛绿的景象，在我的脑海中永远是霞、是烟、是诗，是忘不了的故事，是能歌唱的童谣。
新娘子，陈娘子
屁股挂个铃铛子
走一走，摇一摇
一下摔成两瓣瓢
看新娘子是乡下孩子最最乐道的事情之一，就跟看社火看大戏一样，大人对此也网开一面，家家都把狗拴了。平时不敢进的后庄这时可以横冲直撞了，平时不让疯跑的孩子也可以打马骑驴地疯跑了——史仓的孩子们一窝蜂都向后庄跑去，大孩子们跑得快，我们只能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跟头流星。
歌是我起的头，跟在我后面唱的黑头的脑瓜子上却挨了重重的一掴凿，掴凿人麻胜很生气：“娘家人不兴瞎唱的，让那边人听到了像甚样子！”麻胜指了指坐在堂屋里喝茶的男家送亲的人。
黑头的大名叫李绪佳，是李举人的五代孙，此时按成分算，他是正宗的地主子女。李绪傲是他的亲堂哥，他的亲大哥叫李结伶，亲二哥叫李绪伉，黑头还有两个姐姐，大姐叫李绪环，小姐叫李绪瑞。
他的父亲李彦祯是国民党军人，官至团参。我们所见到的这位团级军官却没有一点军人的样子，儒雅谦和，倒更像个教书的先生。母亲要我们称他小爷，说是要在背地里喊，当众是不可喊的，如果喊了，有人会举报我们家阶级路线不分，跟地主、富农站一线上了。而那时的我却不懂小爷是过去佃户对东家的一种尊称，按龙穴山下人对辈分的理解，“爷”该是祖辈，我便自作主张，改喊“小爷”为“小爸”。每当我在没人的地方喊李彦祯为小爸时，他就会乐得嘿嘿嘿的，一个劲地冲我点头，冲我笑。如在他的家里，有时还能吃上他从椿树街上买来的小糖、欢团儿。
黑头家墙上原先挂的是“梅、兰、竹、菊”四张水墨画，黑头的小姐李绪瑞曾告诉我，画子上的红印有一枚是清朝大官李鸿章的。后来那四张画子拿下来了，换成了毛主席像和顶缸蹬伞耍杂技的，另外还有“秦香莲”的连环画，一格一格的。毛主席像家家都挂，不稀罕，那耍杂技的也不好看，喜欢去看那连环画。画中的一个个小人儿都穿了古装衣裳，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很美。不认字，就让小爸念给我听。小爸总是笑眯眯的，一格一格地念。黑头妈聂婶老喜欢上来打岔：“小孩子家看看热闹就照了，还要晓得那细节搞甚？看这小小丫头，天生一个打砂锅的……”小爸帮我，“这丫头爱追根究底，我喜欢，让她多晓得些没坏处。”再后来，那“秦香莲”换成了“白毛女”，再往后又换成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越换越不好看，但小爸仍然很耐心地一格一格地念给我听——此时，黑头已经不在了。
